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片段回忆

王立诚

我是1952年由中南大区调到中共中央政研室农村组的，1953年政研室全班人马并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地点也由西城区的孟端胡同迁往当时万寿路原来的伪“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那是一座两层大楼，非常陈旧。我被分配到第二处(互助合作处)，处长是李友九(原中南财委副秘书长、中南土改委委员，曾任黄冈地委书记)，副处长任雷远(原中南土改委秘书长，后调为中央农工部办公室主任)、霍泛(原中共中央政研室农村组组长)。当时全处只有不到十个人，只占用了一间屋子。这是我参加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始。

因为全处多数人都是新手，而且农业互助合作是个新任务，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从学习《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入手，大家展开无拘束的讨论，处长们也和我们一起讨论，他们之间有时也争论起来，我们就洗耳恭听，聆受教益。其间，还听到了在文件起草过程中赵树理对陈伯达说他没有发现农民互助合作积极性的有趣故事，以及山西省委和华北局关于互助合作问题的争论。总之，工作气氛是民主、团结的。

1953年2月部长邓子恢到职了，他原任中南局第三书记。我们对他是很敬仰的。副部长是陈伯达、廖鲁言，秘书长杜润生。

邓老一到，马上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宣布组织机构和各处负责人的任命，并且说明已得到中央批准。他们是：一处处长许子威，副处长赵达；二处上面已说过了，不赘；三处处长金少英；四处处长杨煜；五处处长李福祥，办公室主任丁武夫，副主任史铸英等。同时传达毛主席给中央农工部的任务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点的时间里完成农业的合作化。”

“穷七组，赖八组，吊儿郎当十一组”

做农村工作是不能长坐办公室的，特别是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青年干部，更必须深入农村第一线。从这一年起，我年年下乡调查。1953年5月初，处里派我参加赴东北的调查组，到克山县胜利村蹲点调查。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陈俊生。

我们都住在农民家里，我住在一户姓王的中农家里(按后来的划分标准，大概可以算是土改后的新中农)。我看他的小日子很红火，有两匹马、一挂犁、一辆胶轮大车，养着几头肥猪，大锅里每天煮着土豆，都是用来喂猪的。大梁上挂着成包的自制豆酱。吃的是高粱米捞饭。

我问他：“你分的土地在哪里？”那时我们正站在他的房门口，他的门正对着田野。

他指一指脚下说：“就在这里。”

我又追问：“这块地有多长？”

他用旱烟袋指了指一望无际的天边：“就这么长，是一长条。”

原来当地土改时，为了远近合理搭配，每家分的地都是一长条，东北大平原的黏土地质量厚实，干活时犁杖非两匹大牲口拉不动。铲地时赶着牲口来回一垅就得花一晌时间。

后来有个老农民在和我唠家常时，无意间指着村西头的一排房子说：“那是穷七组，赖八组，吊儿郎当十一组。”

“他们为什么穷？”我问。

“懒呗！”老农不屑地说。

第二天，我决心访问一下这几个“穷组”，果然，春耕大忙的日子里，几个壮小伙子蹲在大炕上甩扑克。

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干活？”

没有人做声，只有一个人冷冷地回了一句：“没有马！”

这一句话点醒了我，原来贫农缺少像马、骡这样的重要生产资料，就不能按时耕作，只能等到中农地里的活忙完了，才能借中农的牲口干活。看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发展农业生产需要互助合作，这位贫农青年是我的好教师。

回到北京，我在办公室里谈了以上观感，大家都夸我有进步，能联系实际。不久，副处长霍泛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为《学习》杂志编写一篇资料，概述中国农村中传统的各种变工互助的形式，于是我又查阅了大量史料，终于交了卷。从中我也学到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

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

正当我们在热心研究互助组的时候，毛主席已经把眼光转移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原来在1953年4月13日至23日，邓老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他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用10到15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指示。他明确指出当前农村土改刚刚结束，我们的任务就是领导农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发展生产，还不能离开“小农经济”这个出发点。互助合作全部问题的中心，是怎样对待中农的问题。要办好一批互助合作的组织，增加生产，提高收入，要超过中农收入水平，才能说服中农入社。过“左”的政策会破坏我们与中农的合作。当前重要的是办好互助组，合作社只能约束在试办的范围内。大家既要纠正急躁冒进，又要防止放任自流。由于邓老对这两方面倾向的切实纠正，这一年11月时，参加互助组的农户达到了全国农户总数的42.43%，初级社也达到1.4万个，形势比1952年好。据说，陈伯达曾向毛泽东反映：中央农工部反冒进变成了“冒退”，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1953年夏收以后，毛泽东鉴于粮食供应的紧张，在中央的会议上决定实行全国的粮食统购统销，重申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互助合作、统购统销作为总路线的一翼。当时部机关号召大家都要学习《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不久，邓老到南方调查研究粮食统购统销，10月14日毛泽东召见陈伯达、廖鲁言两位副部长，提出立即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并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的意图是及时部署今冬明春发展互助合作的任务。

10月26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和平宾馆开幕。我也列席了这次会议，因为我是大会记录工作人员。各大区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农工部长都出席了。和平宾馆当年的小礼堂挤得满满的，座无隙地。

会议由陈伯达、廖鲁言两位副部长主持。会议一开始，廖鲁言副部长就站起来传达毛主席的重要讲话。讲话的重点是：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

“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

“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

“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

“合理摊派，控制数字，不然工作时心中无数。”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会后，杜润生悄悄对我说：“赶快把毛主席讲话整理出一份来，寄给邓老。”我就照办，连夜抄清，交给了办公室主任。

毛泽东讲话传达完毕，立即进行大会汇报和讨论，其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

头一个站起来发言的是华东局农村工作部部长张维城，他开口就检讨华东大区在互助合作方面的“冒进”问题。

这时，陈伯达用他的福建官话插话了，用手指着张部长说：“华东的问题不是‘冒进’的问题！”一时全场都肃静了，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这一句话的分量。

张部长也哑了，呆站了几分钟，只有笑着看着手里的笔记本。他大约对毛泽东讲话还没有充分理解，但是原来准备的汇报提纲肯定是用不上了，只好讪讪地坐了下来。

一时间没有人敢再出头发言，静默了几分钟，廖鲁言干脆点名了：“山东说说吧！”

于是山东农委书记穆林站了起来，他巧妙地绕开敏感的话题，坦言农村的情况。

头一天的会就这么结束了，会后许多人都去逛对面的东安市场，只有我们几个会务人员还得加班整理记录。

接着又进行了几天的分组讨论。其间，华北局书记薄一波还奉毛主席指示到会讲了他考察华北各省农村的观感，因为他在主管中财委时犯了错误，刚受过批评，这是他被批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11月5日大会闭幕，在闭幕式上廖鲁言副部长又传达了毛泽东的第二次重要讲话，要点如下：

“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

“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

“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

“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就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过多。”

“不能把需要做的、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干涉过多。”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

“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

“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也是在这次会议上酝酿起草的。

我敏锐地体会到，这是毛泽东对邓子恢工作的第一次公开批评。而且很可能还不止于对邓老，因为在春天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我亲耳听见邓老说：“昨天我去请示了中央、少奇同志。中央的方针是‘稳步前进，宁缓勿急’。”

我注意到廖鲁言副部长在大会上除了传达和安排会议分组等事务外，没有讲话，倒是陈伯达在闭幕会前讲了不少，我听不懂他的福建话，也没记下多少来。只记住有一句话是“走火了”，大约是表示开会那天对华东局农工部张部长的失礼。

陈伯达身为中央农工部副部长，但是我几乎没有见他来过中央农工部，这次会上是头一次见到他，第二次是他领着一位女士来看一场内部电影。所以当我后来听说毛泽东批评邓子恢时提道：陈伯达说，你们有事也不找他商量！(大意如此)我很为邓老抱屈。据部办公室的同志说，每次开部务会议都通知了他，但是他经常托词不来。

邓老抓农业社的经营管理

1954年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一年，邓老等注意到农业社到3月份已发展到7万多个，超出预定的3.5万个一倍多。于是就在3月20日以中央农工部名义发出了《关于收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转入生产的指示》。并且在4月2日至18日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强调抓好春耕生产，大力巩固现有农业社的基础，以便更好地前进。

这一年邓老投入了很大的精力研究怎样搞好农业社的经营管理，为此，我们二处还成立了经营管理科，并且开始布置起草《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初级社)》(简称《章程》)，这两项工作我都参加了。

邓老抓经营管理是从抓财务会计开始的，正好二处也指派我研究农业社的财务会计，因此多次直接聆听他的亲切教诲。

邓老是店员出身，有一定的账簿知识，深知会计工作对于巩固农业社的重要性。他反复地叮嘱要选好、培训好农业社的会计人才；还要求编好一套简要通俗、易于实行的会计制度和会计教材。为此，他还指示农业部宣传总局建立了农业干校和农业社账簿编写班子培训农业社会计。所有的账簿制度的设计他都要亲自审阅、修正。

他不同意农业社实行现代通用的借贷式记账法，认为那太复杂、难懂，会计人才也不好找。他曾经提出恢复旧社会通用的“四柱清册”，我们反映那已经行不通了。经过反复协商、讨论，农业部的专家提出采用“收付式记账法”。他同意了，但是严格指示会计科目不能超过10个，由我向农业部的编写班子传达了下去。这又引起了近三年的争论。农业部的会计专家们想不通，一次次的方案被退回去修改，又报上来，又退回去。下面有意见，邓老坚守不超过10个科目的原则不动摇，我夹在中间，来回奔走，十分为难。有一次农业部宣传总局万钟一局长亲自带了专家们来中央农工部找二处处长说理，也没有解决。

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是在1957年整风时，部机关党委号召干部大鸣大放，对党提意见。有一天，邓老亲临二处，召集全体干部大会(那时大区中央局已撤销，各大区农工部的很多干部调来中央农工部，二处的干部已增多了)，请大家提意见。

我本来没有什么可以鸣放的，也不想说话，但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副处长推了推我说：“立诚！说吧！”

“好吧！”我心里想，开口就说：“我提一个小问题，邓老关心农业社账簿制度是很好的，要求通俗易懂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严格限制会计科目不能超过10个，执行起来是有困难的。农业部的同志们反应很大，我想会计是一门科学，制度设计必须严密，否则就会有财务上的漏洞。如果确实需要，是不是可以放宽一点，11个或者12个科目也可以准许吧？”

我这小小的“鸣放”，居然得到了邓老的首肯，他从善如流，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并且表扬了我，让我通知农业部放宽10个科目的限制。

会后，处长们夸我说：“你捡了个小西瓜。”意思是当时有云“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这就是在全国出版《农业社(初级)会计账簿教材》中间的一个插曲。

起草初级社《章程》草案是我们二处的任务，其中的经营管理部分我也参与了。

《章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员的收入分配。

原来，为了入社的贫农能够和生产资料占有较多的中农具有同等的分配条件并壮大初级社的经济实力，以利于巩固农业社，邓老向中央提出由财政拨款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大约就在这一年，我遵照杜润生秘书长的指示，携邓老亲笔信去中财委见薄一波副主任，他当即批给了约几千万元的贷款额度，由中央农工部分配给各省。

这一年，处长还布置我写了一篇论农业社秋收分配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

在起草《章程》草案过程中，邓老主张写入：“社员将私有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交社统一经营使用，仍然可以保持所有权，并可取得合理的报酬……转为全社公有，必须经过本主同意并且给以合理补偿。”我记得我曾提出过以下具体意见：社员评工实行劳动日制度(后来在实践中成为评工记分)；农业社要有不可分割的公积金和公益金，还应该提取生产资料的折旧。这都是参照苏联集体农庄法的体会。

当年办社，大家都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我的办公桌上堆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资料。记得有一天处长叫我把苏联集体化方面的重要文章找齐，送交陶恒馥大姐学习(廖鲁言夫人，时任部副秘书长，后任国务院七办副主任)。我花了一天整理，插好标签，抱了高高一叠书籍送到她的办公室里。

这一年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任国家主席。邓老仍任副总理，任命廖鲁言兼农业部长，全国一片祥和气象。

这次会议期间，邓老在九龙山农业机械总厂接见了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农业劳模们，他们都是农业合作化的带头人，部里派一处孙会元和我去会场照料，其实农业部已准备得很周到了。这次会议使我有幸结识了这些中国农民中的英雄人物。他们之中包括耿长锁、李顺达、申纪兰、武侯梨、吴春安、饶兴礼、吕鸿宾等。还有机会见到了原农业部长李书城、水利部长傅作义、林业部长梁希、气象局长涂长望等这些在近现代史上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们。农业部刘瑞龙副部长前后奔走，热情接待，付出了很多。

1955年，国务院发布了《章程》，在全国试行。

“春天反冒进，秋天大发展！”

“春天反冒进，秋天大发展！”这是1955年至1956年间各省农村工作干部中流行过的一句俏皮话。

1954年10月10日至30日，邓老主持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这次会议综合了各省的发展计划，提出到1955年春耕前把农业社发展到60万个。会后，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12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到1955年1月，全国农业社已发展到38万多个。但各地工作比较简单粗糙，又赶上1954年水灾严重，粮食减收，粮食统购却比原计划多了100多亿斤，挖了农民的口粮，农村形势比较紧张。1955年1月初，邓老向中央和国务院报告了农村的紧张形势，建议发一个“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宣布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控制的阶段，不同地区应区别对待。3月，毛泽东听取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和杜润生的汇报，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并当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适当发展一些。3月22日，中央农工部发出《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指出全国已发展到了60万社，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入春耕生产和巩固工作。

但是浙江发展最快，1954年秋，浙江入社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1.9%，1955年春突然增加到30%，农业社发展到41880个，另有自发社15000个，征购过头，生产管理落后，已垮掉200多个社。农村形势紧张，各部均有反映。3月24日，邓老会同中央书记处二办主任谭震林、正在北京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研究了浙江问题，决定以中央农工部的名义，于3月25日向浙江省委农工部发出电报，建议对合作社数量实行压缩。此稿经谭震林、江华、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过目同意，并委托陈伯达送毛泽东审阅(陈回电说：“主席同意”)。为此，谭震林又召开会议，派杜润生、袁成隆(中央二办副处长)赴浙江解释电报精神，说收缩到3万就够了。在省委会议上，杜润生提到有一些合作社上马难下了。不下马，误了春耕生产，并影响了工农联盟，建议“能巩固的全力巩固，须收缩的坚决收缩”。省委会议一致同意，决定召开四级干部会议部署工作，会前杜润生还赶回北京向谭震林请示浙江收缩是否可行。谭震林肯定了(此时邓老已出国访问)。最后浙江收缩了约1.5万个社。

4月20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刘少奇、邓小平主持，邓老、廖鲁言参加，由杜润生汇报了农村情况，谭震林作了补充，会议确定当前“停止发展，全力巩固”。

当晚邓子恢又向毛泽东专门作了汇报，主要是召开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的准备情况及农村形势紧张的原因，根本是农业合作化出的毛病，粮食统购中发生了问题。

4月21日，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开幕，邓老讲话，他讲了农村的紧张形势，传达了中央书记处关于“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决定。

4月23日，刘少奇又约见各省与会同志谈话，强调农业社的巩固是当前的中心工作。

5月6日，毛泽东约见邓老谈话：“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同日，邓老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总结，他又讲了农村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冒进现象不是全国性的，只是少数省份。但是干部中冒进情绪是带普遍性的，他提出：(1)秋前一般停止发展，全力巩固；(2)发展较快、问题较多的省份适当收缩；(3)新区秋后适当发展；(4)办好互助组，照顾单干户。会后，他向中央写了会议报告，6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到1956年春发展到100万个社。

“上马”与“下马”是两条路线的问题

1955年3月25日，中央农工部给浙江关于收缩的电报在当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向邓子恢提出1956年发展到130万个合作社。邓老主张仍维持原定的100万个，两人又一次争论起来了。7月11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农工部各负责人和谭震林，重新谈这个问题，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7月31日，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主要是批判邓子恢等人的“右倾”，其中提到“像一个小脚女人”；批评在浙江的“坚决收缩”，提到“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很快，这份报告就公开发表了。

10月4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开幕。会议一致拥护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小脚女人”等。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把邓子恢等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方针称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邓子恢、杜润生在大会上做了检讨。会后，杜润生被降调为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我们机关工作人员对于这次“炮轰”大都想不通。邓老亲自出面，向大家做了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

1956年1月，我陪同二处经管科副科长王涵之(他那时已是行政13级干部，相当于省厅级)赴浙江调查研究农业社的劳动管理。当时浙江省委农工部的一位负责人很傲慢地推辞，不接见我们，这是历来到各省去少有的现象。他们只派一位副处长陪同调查，却追着要看我们的调查报告。我们去的是临安县东天目山的一个老农业社，县委农工部长李荣昌和驻社干部小谢都陪同我们调查。后来我们公开发表了这份调查报告。

我在杭州感觉到省委有意地用一种形式上的产品富足来应付外来客人。省委招待所的大食堂分成许多不同风味的小餐厅，都用席棚隔开，屋里挤不下就在大院里架天棚，有米饭、各色炒菜、汤面、小笼蒸包，甚至锅贴也单设一间，几乎是应有尽有。但是在市面上却并非如此，许多农副产品还买不到，例如著名的茶叶，就没有货。

1955年11月，我参加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用典型资料的初选，这是陈伯达交代下来的，说要挑一批好的办社典型报告。我记得那是一个冷天，暖气还没有来，我和几个同志冻着在一间大会议室里，翻阅了上千份材料，终于挑出了几百份送陈办。1956年初，《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大字草本就印出来了，上面有毛泽东的许多批语。我们二处开会，处长叫我把批语读给大家听，大家都十分震动。

农民的退社风潮

1955年下半年在全国批“小脚女人”的政治声浪中，各地纷纷修改了原定计划，基本上都提出了超过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提出的发展计划。如辽宁省计划今冬明春再新建1.5万个社，使1956年春以前总社数达45000 个，参加农户达总户数的55%；1957年春耕前通过扩社、建社再发展农户30%左右，使合作化比重达到80%～85%。山西、河南、浙江、甘肃、福建、云南、安徽等省也提出类似的计划。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召开之后，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先后掀起热潮。在你追我赶的形势下，到1955年年底，全国已建农业社194万多个(其中1.7万个高级社)，入社农户达7500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3.3%，已接近《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中先进地区1957年春达到70%的要求了。进入1956年以后，农业社的发展更加快速。截至4月30日，全国的合作社已达100.8万个，入社农户达10668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这表明中国农业生产的初级合作化已基本完成了。

随后，在初级社刚刚完成之后，受《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和《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大力推动，在规划时间不断提前，办社条件又一再降低的情况下，1956年1月以后全国各地便抓起了大办高级社的热潮，几乎月月都有新进展。1956年1月，全国高级社发展到13.8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由上年的4%猛增到30.7%；初级社则由上年底的59.3%降为49.6%。2月底，高级社增加到23.5万个，入社农户达到51%，初级社降为36%。6月底，高级社增加到31.2万个，入社农户超过62.3%，初级社降为28.7%。9月底，全国已有高级社38万个，参加农户比重达72.7%，已经达到了原来基本实现高级化的指标。12月底，高级社增加到54万个，入社农户的比重达到87.8%。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处在一种争先恐后的赶超状态中，许多社、乡、县纷纷要求整社、整乡、整县地转入高级社。如在上海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庆祝大会上，有1100多个初级社都送上了申请，会议当场批准了所有的申请，顿时欢声雷动。北京市也在上级鼓动宣传、群众纷纷要求的情况下，从1月9日起普遍开始转社，一两天便全部转完了。天津、河北、山西在1956年1月，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在2月，河南在5月，湖南、浙江、江西于10月，湖北、广东于11月，甘肃于12月底先后使高级社的入社农户达到74.7%~97%。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全国基本上实现了高级合作化(集体化)。

　　1956年4月3日，针对合作社贪大、贪多、贪快等问题给生产带来的困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勤俭办社的指示》，指出在高速发展中的合作社有些出现了铺张浪费、滥用民力现象；强调要勤俭办社，并提出了5条具体措施：一是宣传勤俭办社方针，生活和生产投资量力而行；二是《1956年至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的任务要分期、分批、分项逐步实现，各地绝不能一下子全面铺开；三是改进农业贷款的发放工作，为发展副业发放一定贷款，不要把贷款集中在基本建设上；四是广开生产门路，发展副业，经营多种经济；五是努力增产，并把增产指标和各项相应的措施定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之上。

邓子恢的整社主张，毛泽东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思想以及勤俭办社的方针基本是正确的、切中时弊的。但在全国范围内势不可当的高级化热潮中，这些并没有得到普遍贯彻。结果高级社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随着1956年农民收入减少，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退社风潮”。

1956年12月4日广东省委报告：“近数月来，特别是全省大部分农业社转入高级社，并进入秋收和准备年终分配以来，各地不断发生社员闹退社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退社户已达7000余户，占入社总农户的1%左右。已经垮掉的社共102个，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的共127000余户，占入社农户的2%多。个别地方曾发展成为群众性的退社风潮，特别是在经济作物区和生产搞得不好的地方，退社问题更为严重和突出。合浦专区灵山县有7个区20多个乡不断发生抢割、抢分、拉牛回去耕自家田、搞自己的冬种等混乱现象，全县因闹退社而包围、殴打区、乡干部和社主任的事件已发生多起。”广东省从1956年夏季的一年多时间里，退社的高潮先后发生过5次……永宁还因退社问题发生了抬菩萨游行、殴打干部的“永宁、曹址事件”。

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报告说：“去冬以来该省12个县部分地区发生了闹退社的现象，涉及278个高、初级社，700多个生产队的范围。据不完全统计，共殴打干部66人，拉走牲畜4946头，私分社粮食125000余斤、种子24000多斤、饲料25000余斤、饲草25000余斤、油料390多斤、农具200多件、柴火5200余斤。”

江苏省委也报告说，今春以来，全省各地农村发生了不少的农民闹事，最近泰县闹退社事件竟在几个乡范围成片发生，有2000多人到县里请愿，现在还没有平息。闹事具体表现为闹退社、闹分社、闹粮食、闹救济、闹干部作风，乡间、社间因水利、积肥、捕鱼纠纷等闹事，干部因为用粗暴办法抓赌、拆庙、打菩萨等引起闹事，有些则闹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群众闹事中，有的态度很坚决，有的则不坚决，牵回耕牛、分掉社里的种子、种自己的田地是常见的事。参加闹事的群众一般是中农、贫农，比较坚决的是富裕中农，地主、富农见风行事，复员军人、撤职干部和其他有胆量的人主持，许多党员和干部参加领导。此外，新疆、辽宁、浙江、湖南、安徽、山东等省、自治区也相继发生了程度不同的群众闹退社问题。

据中央农工部估计，全国闹退社的农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点”。如浙江省宁波专区，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5%，想退社的约占20%。

据霍泛回忆，当年浙江发生农民闹退社的风潮，报到中央，毛泽东立即亲自召见中央农工部副部长陈正人，指示他率工作组乘专机飞往浙江调查，霍泛陪同。到达杭州后，“第二天，我们到萧山县和上虞县的公路上，就遇到数百人的农民队伍迎面而来。省里同志说，这就是去闹退社的。我们的车躲开点，免生麻烦，可见农村确实不够稳定。到了上虞县委，得知不久前县领导机关受农民队伍的冲击，要求退社……全县农业社的生产多数暂时处于涣散状态。仙居县情况更为严重，农民围攻领导，将县政府和公安局的门窗都打烂了，呼喊着退社，退回耕畜、农具和土地……”“原因主要是：首先，全面合作化太快，有些是不愿参加的，特别是富裕中农和一部分中农。其次，有的就没有作价，有的作价很低，引起中农不满。最后，村干部一下领导几十户、上百户的，管理不了，派工、出工混乱，生产不好，社员担心到秋后‘喝西北风’、‘没饭吃’。”据当年浙江省委的报告称：“仙居县在群众闹事中合作社一哄而散，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的91%退到19%。”

浙江“仙居事件”只是当时全国农民闹退社的一个缩影，许多省、市都有程度和规模不同的事件发生。农民闹退社的主要原因是入社的农民中有相当部分的人粮食和收入都比入社前有很大的减少。收入和粮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灾害、经营不当、管理不好、一平二调等。

各地对农民退社的原因的分析则认为这是由于高级社的生产经营管理中存在严重的问题，导致农民收入减少而引起的。广东省委反映，闹退社的主要有三种人：一是富裕中农和一部分有特殊收入的户；二是严重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三是入社前从事其他职业，入社后收入严重减少的户。此外，生产没有搞好而减产减收的贫农、下中农也有要求退社的。

当年，我也亲身经历了这一场退社风潮。1956年夏收至秋收之间，河北、河南、辽宁、吉林、内蒙古和北京郊区农民大批涌入北京上访，要求退社或正确解决有关个人利益的某些政策问题。他们逢大机关便进，进去了就要求解决问题。中央农工部也门庭若市，办公室信访组忙不过来，就向二处临时借调人手，我也在被借之列，于是临时做了几个月的接待来访工作。恰好这时中央各部和北京市委也向中央和国务院紧急反映外地农民上访扰乱了机关工作秩序。于是中央决定外地农民上访一律归口中央农工部。为此，中办杨尚昆主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还专门在怀仁堂召开了全体信访干部大会，布置这一工作。这样中央农工部的接待上访任务更繁重了，不单接谈，还要做好上访农民的临时生活安置。当时，我们接待人员遵照邓老的指示，耐心听取他们的要求，记录下来并转告当地党委农工部处理。我们听到的各种农民的反映是惊人的，主要是政策不落实。例如有的农民春天入社，地里已种好了小麦，现在麦子由社里收了，却没有给他们应有的种肥补偿；又如有的耕牛入了社，喂养不好，没有专人负责，使用起来又不爱惜牛力，以致牛一天天衰弱下去，老主人看了心疼，要牵回家自己喂。因为我回答不能牵牛回家，一个白须老农民还挥动手中的拐杖要打我，幸亏被旁边值班的警卫拦住了。对于合理的要求，我们都把问题写在公函上，叫他们自己带回县委农工部处理。还有的一次不得解决，二次再来的，有一次十几个延边自治州朝鲜族农民围住了我。但他们都很有礼貌，讲道理。

不久，我终于摸出了一条规律，就是大部上访农民都来自河北省大兴县(那时大兴还不属北京)。经领导同意，我写了一则简报，指出河北大兴县委执行政策不力造成大批农民来京上访。这一简报送到中央，中央批交河北省委，省委撤换了大兴县委书记，改由省委农工部副部长萧峰继任。

当年，二处有一位农工部领导同志的夫人，也是个老干部，和我一起临时借调到办公室信访组接待上访农民。她倾听了农民的倾诉，十分同情，回到办公室不禁哭了起来，因此还受到党支部的严厉批评，说她立场动摇，让她作了检讨。她一直耿耿于怀，一直到25年以后，她在太原见到了我，还委托我捎信给当年的二处支部负责人，请求给她平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