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巧“借”荆州:“仗势欺人”的智猪博弈
世界并不都是很公平的,有的人势力大,有的人势力小;有的人能力强,有的人能力差;有的人够强势,有的人太软弱。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协调这个关系呢?
208年,孙权、刘备联军在赤壁一带大败曹操军队,从而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但是在赤壁之战爆发以前,孙权集团内部形成了以张昭为首的投降派和以周瑜、鲁肃为首的主战派。弱小的刘备集团派诸葛亮与孙权商议“联吴抗曹”,孙权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决定与刘备结盟,共同抗击曹操,尽管当时刘备只有万余人的兵力。
曹操二十多万军队横陈在长江北岸,而孙刘联军约五万军队陈列在长江北岸。周瑜鉴于敌众己寡,久持不利,决意寻机速战。部将黄盖针对曹军“连环船”的弱点,建议火攻,得到赞许。黄盖立即遣人送伪降书给曹操,随后带船数十艘出发,前面十艘满载浸油的干柴草,以布遮掩,插上与曹操约定的旗号,并系轻快小艇于船后,顺东南风驶向曹操阵营。接近对岸时,戒备松懈的曹军皆争相观看黄盖来降。此时,黄盖下令点燃柴草,各自换乘小艇退走。火船乘风闯入曹军船阵,顿时一片火海,迅速延及岸边营屯。
孙刘联军乘势攻击,曹军伤亡惨重。曹操已不能挽回败局,下令烧毁余船,引军退走。此役过后,实力最弱的刘备得到了最大的胜利果实——荆州被顺利“借”走。
赤壁之战的结果看似欠公允,其实是形势使然。因为面对曹操的进攻,如果孙权和刘备都选择投降,则孙权的损失要比刘备大得多。刘备可以说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没有多少可损失的东西。在这样情形下,只要孙权是一个理性的人,他就必然要选择抗曹的策略,因为他首先要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至于在维护的同时,被刘备捡了便宜,那也没办法。
由孙刘联合抗曹这件事上,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全新的博弈模型——智猪博弈。智猪博弈的模型解析如下:
假设猪圈里有一头大猪、一头小猪,它们在同一个石槽里进食。猪圈的一头有猪食槽,另一头安装着控制猪食供应的踏板,踩一下踏板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但是谁踩踏板就会首先付出2个单位的成本,若大猪先到槽边,大小猪吃到食物的收益比是9∶1;同时到槽边,收益比是7∶3;小猪先到槽边,大小猪收益比是6∶4。那么,在两头猪都有智慧的前提下,最终结果是小猪选择等待。
实际上小猪选择等待,让大猪去踩踏板的原因很简单:在大猪选择行动的前提下,小猪也行动的话,小猪可得到1个单位的纯收益(吃到3个单位食品的同时也耗费2个单位的成本)。而小猪等待的话,则可以获得4个单位的纯收益,等待优于行动。在大猪选择等待的前提下,小猪如果行动的话,小猪的收入将不抵成本,纯收益为-1个单位。如果小猪也选择等待的话,那么小猪的收益为零,成本也为零,总之,等待还是要优于行动。
智猪博弈模型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反正受罪的都是大猪,小猪等着就行。智猪博弈模型可以解释为谁占有更多资源,谁就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
智猪博弈存在的基础,就是双方都无法摆脱共存局面,而且必有一方要付出代价换取双方的利益。而一旦有一方的力量足够打破这种平衡,共存的局面便不复存在,期望将重新被设定,智猪博弈的局面也随之被瓦解。
因此,赤壁之战中的孙权一方其实扮演的就是智猪博弈中“大猪”的角色,刘备一方则是捡了大便宜的“小猪”。赤壁正面作战的是孙权,出大力的也是孙权,但最大的胜利果实——荆州却被刘备摘去。多出力并没有多得,少出力并没有少得,这就是孙刘在赤壁之战中的博弈结果。
智猪博弈在社会其他领域也很普遍。在一个股份公司中,股东都承担着监督经理的职能,但是大小股东从监督中获得的收益大小不一样。在监督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大股东从监督中获得的收益明显大于小股东。因此,小股东往往不会像大股东那样去监督经理人员,而大股东也明确无误地知道不监督是小股东的优势策略,知道小股东要搭自己的便车,但大股东别无选择。大股东选择监督经理的责任、独自承担监督成本,是在小股东占优选择的前提下必须选择的最优策略。这样一来,从每股的净收益来看,小股东要大于大股东。
职场中的智猪博弈
办公室里有一种人,他们就是智猪博弈中的“大猪”,如田地里的老牛,闷头苦干换来的却是别人的升职加薪。
职场中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大猪”付出了很多,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对于“大猪”来说,最好的策略就是,既要做“大猪”,也要适时做“小猪”。
这样的客观事实为那些“小猪”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用的成长方式,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不借助于外界的力量,是很难成功的。我们看一下智猪博弈就能明白这一点,小猪的优势策略是坐等大猪去踩踏板,然后从中受益。也就是说,小猪在博弈中拥有后发优势。在博弈中,抢占先机并不总是好事,因为这么做会暴露你的行动,对手可以观察你的选择,做出自己的决定,并且会利用你的选择尽可能占你的便宜。
到底是选择先发还是后发,在博弈论中,就要先分析形势,按照风险最小、利益最大的原则,把风险留给对手,把获益的机会把握在自己手中,做一只“聪明的小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