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0.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0.1.1 研究背景

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习惯，各种通信设备对网络的无缝接入，使得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互渗透，人类社会活动得以被记录、存储和传播。各种形式网络媒介平台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共享、意见表达、情感交流和思想交汇的平台；人类的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开始向网络行为、网络关系转变。随着网络交流的常态化、多样化和便利化，国家界限变得模糊，互联网走向全球化。在当前网络与现实社会相互交织的环境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已深刻介入现实生活，改变了我国社会舆论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崭新的网络舆论场，并影响着事件的走势。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也从最初的间歇性“上演”，转变为逢重大突发事件必有舆情在网络上涌动的态势。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也逐渐成为政府、学界关注的焦点。

如何在复杂而多元化的信息中辨明真伪、把握方向、占领舆论阵地和有效治理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成为维护政府公信力，提高执政能力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不同部门，不同学科都从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了相应的危机应对策略。本书以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演化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对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过程进行梳理、剖析，探索其中蕴含的规律和影响因素，为网络舆情的治理和引导提供指导便成为本书的主要研究目标。

1）舆情的历史沿革

舆情思想是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治国之道中就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思想分散于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相关论著中，其主要观点有：“民本论”“载舟覆舟论”强调民贵君轻，要重民、顺民、利民、得民；“防川论”强调通达民怨，疏导民心；“鼻息论”则强调要疏通郁结，广开言路，畅通舆情。另外，在我国古代，执政者就采取了一定的方式对舆情进行收集和管控，如采诗观风、吏民上书、朝仪和官员巡查都是我国古代舆情收集的主要方式。同时，我国封建社会主要通过疏、堵、软控制和硬控制等方法对舆情进行管理。近代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进行舆情调查的国家之一，1922年留美归国的心理学硕士张耀宇第一次在国内主持了民意调查。随后60余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没有出现一家专门的舆情调查机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停顿已久的舆情调查活动才逐渐在中国大地上恢复起来。1979年《北京日报》在北京维尼纶厂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的一次舆情调查。20世纪80年代，我国舆情调查事业空前繁荣。1986年我国第一家学术性舆论调查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同年，中国社会调查所成立。1987年中国社会调查系统成立。与此同时，政府机构开始将定期举办舆情调查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全国性的舆情调查活动开始出现。进入到90年代，舆情调查开始出现多元化，除了满足国家行政决策需要之外，企业和国际机构对舆情调查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对舆情信息的汇集和分析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建立社会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2004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舆情信息局正式成立。网络舆情开始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2003年，新华社首次披露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对网络舆情的重视。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等一系列要求，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指明了方向。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要“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进一步强调了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增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有序运行的重要性。

2）网络舆情的力量

随着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不断渗透，网络已成为了一个信息发布和接收的双向平台，各种来源的信息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和扩散。伴随着我国进入网络舆情事件的高发期，突发舆情事件的数量和热度不断飙升。根据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3）》显示，我国主要危机事件由网络首先发布的比例逐年上升，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媒体已成为危机事件舆论的最主要来源地，其对社会救助、社会公益活动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从近几年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来看，教育、医疗、涉法、食品卫生、灾害事故、公务接待、干部任免等突发公共事件均能在网上引起大量网民关注，引发各种议论，并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在某些突发事件中，由于网络意见领袖的参与，突发事件迅速升温，对舆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网络已经改变了我国社会舆论的生态环境，网络舆论通过网络新媒体所形成的虚拟“舆论场”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无形压力，考验着突发事件中的涉事主体。

3）政府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我国网民以网络为平台，在参与政治生活、发挥民主监督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网络问政在我国已成为常态。政府在新媒体环境下，处理突发公共事件、进行决策时面临严峻挑战：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爆发性，对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速度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都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通信设备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报道，这就需要政府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进行迅速反应，掌握事件处置的主动权和媒体话语权。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信息泛滥特点，使得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形成更加复杂化、随机化，拥有不同年龄层次、家庭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的网民聚集到网络中，对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建议，使得整个政府系统外部的信息传播、交流的渠道难以捉摸，信息的可靠性难以确定，这就需要政府建立有效的多源情报收集网络，培养专业的信息核查人员，对突发事件信息的可信性进行核查，消除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的有害信息。同时，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极易出现群体极化现象，在网络中网民可以迅速找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网民，形成群体，产生群体意志，形成社会舆论，对突发事件涉事主体造成压力，这为政府有效疏导舆论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0.0.2 研究意义

1）为认知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演化过程提供参考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有待认识的复杂问题，当前，网络舆情对现实社会的介入程度越来越深，现实社会中的大部分问题都被投射到网络中，互联网已成为了现实社会的一个“镜像”。在网络与现实社会深度结合的时代，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态势、影响因素和传播路径与以前相比更加难以捉摸。在这种背景下，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进行历时性研究，还原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发展的全过程就显得非常重要。为此，通过建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案例库，对诸多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过程进行全面分析，考察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主客体之间的作用关系，厘清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从根本上解释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形成的原因，形成若干具有现实解释力的规律，便极具理论意义。

2）充实现有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理论研究成果

通过回顾我国舆情发展的历史渊源，可以看到舆情是执政者的重要执政资源，是执政者了解民意、制定决策的重要参考。中国舆情工作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创新，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新时期，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舆情、舆论学的研究，丰富了我国舆情研究的内容，让人们对舆情研究有了新的认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舆情就如“晴雨表”一样，时刻反映着人们对某一事件的态度和思想变化。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作为网络舆情的一种形式，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可以为认知其产生的原因、传播的机理、变动的趋势和运行的规律提供有价值的观点、思路和材料。为当前日益频发的社会危机问题提供理论支撑，为正在展开并日益繁盛的网络研究提供增量性的成果，为研究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学者提供第一手研究资料，也为日益获得关注的网络舆情提供新的研究空间和内容，从而弥合实践应用与理论支撑不足的问题。

3）为政府管理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提供决策支持

根据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3）》显示：舆情，包括网络舆情对社会的影响将会更加深入，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推动公共政策制定和修改的网络舆情事件逐年递增，其中主要涉及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传统大众媒体、网络媒介、意见领袖和网民深刻影响着公共议程和政策议程，网络舆情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着不可低估的角色。为此，对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演化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帮助政府把握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本质和规律，帮助政府区分不同类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中主客体特点和主要影响因素，为政府介入、引导和研判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态势提供理论依据，为政府制定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应急方案、识别有效情报来源、制定舆情引导策略提供决策支持，从而减少社会风险治理的成本。

4）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监测和预警提供思路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监测和预警要求舆情监测系统随时掌握网络舆论的导向、特点、规模和发展趋势。一旦发现潜在的不利于社会稳定和企业发展的舆情，因迅速将相应的情报反馈给相应的决策部门，便于决策者做好相应的舆情应对和处置措施。建立这样一个高效准确的舆情监测系统，需要舆情系统的设计者熟练掌握各类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发展规律，了解各阶段网络舆情的发展特点，充分把握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发展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点，利用综合分析和数学建模技术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进行重新组织，从而保障舆情系统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内能有效跟踪舆情发展态势，对舆情的热度状态、发生概率进行准确预测，为未来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的不断完善提供开发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