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电台案入狱

我的被捕，问题不出在我这儿，出在北平。1947年9月下旬，北平的中共地下电台被军统跟踪侦测到信号，电台人员当场被抓，牵连出很多地下工作者。很快，从北平到保定，再到沈阳、西安、兰州等地，整个北方系统的中共情报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西安方面，与我联系的书店老板也被捕了，王金平也突然被抓。机要处主任王微是胡宗南的亲属，平时我跟他关系很好。当时，我在延安，王微打电话问我，王金平被抓，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王金平这个副官后来实际上成了整个室的副官，不是一直跟我的。一小时后，王微又来电说，是南京国防三处（情报处）直接来抓的。我当时想：这个地区的负责人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抗战时就曾被捕过，很有气节；王金平，大家都称赞他是最老实的；我相信他们两个。所以，我决定不动，静看发展。

没几天，胡宗南派了架小飞机要我回西安。我以为一下飞机就会被抓起来，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下飞机直接送我回家，我还是不动。天黑后，胡宗南召见我，也不讲抓人的事，只问前线情况。最后，看看谈话就要结束，他也还没说这事。因此，我反而问胡先生你找我干什么？他嘿嘿笑笑，说，你到参谋长那里去。去到参谋长家，参谋长告诉我，南京要人，我和胡宗南不同意，但现在南京仍要人，面子上过不去。这样，我就去了南京在西安的看守所，让他们调查。胡宗南的太太还来看守所看望过我。

实际上，那时南京方面早就搜查过我的住所，但是我没留下任何痕迹，什么都没有，查不出什么，只是延安的妹妹来过。胡宗南不相信我有问题，他认为我这人不问政治，与延安的妹妹正常来往，正说明这一点。当天晚上，南京方面的一个处长找我谈话，说，我们知道你有一个妹妹在延安，我们也知道你与她来往多次，我都坦然承认。妹妹两次到西安，两次去延安，都住在我这儿。她从延安来西安生孩子，第一次大着肚子活动就已被特务盯上了。妹妹问我怎么办？我叫她赶快住院生孩子，我还天天去看她。这是个教会医院，有一天我去看她，她告诉我，护士说，外面有人要抓她，但院长不同意，院长说，没出医院我要管，出了医院我不管。现在特务守在医院门口。妹妹让我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夜里派车冲出去。我去了办事处，办事处说，朱德和周恩来要回延安，办事处要派8部车送，你妹妹可夹在中间，我当时就放心了。因为胡宗南是周恩来的学生，车队安全大可放心。所以，南京方面查问此事，我也承认两次去八路军办事处。

军统拿不出我“通共”的证据，但也不放人。年底，电台案在案的十七八个人被转押到南京军统看守所，各地的都转过来，我也在列。我是少将军衔，被关押在南京羊皮巷监狱，有军人身份的关在这里，没军人身份的关在老虎桥。书店老板在西安监狱时和我关在一起，到南京后就分开了。后来他是去了台湾，但据说他没有直接把我供出去。我的活动他没讲，我也感觉到是这样，因为公判时审方提到戴中溶与共产党有交往，仅仅是指我有个妹妹在延安的事，没其他事实。入狱后，因为我是军人，胡宗南又是知情人，所以没受过刑。胡宗南总是不相信这事，不想南京方面把事搞大，要不然我被枪毙也不稀奇。

我被押解到南京后，胡宗南也不敢多管了。副官被抓，军统又讲我已经承认好几年前就是共产党，据说，胡宗南因此被蒋介石骂了一顿。北京被抓的人中有一个人是冯玉祥部队里的传教士，冯玉祥得知这个消息，就在美国召开记者招待会，讲蒋政府腐败、独裁，把他的传教士也抓起来了。中外报纸一登，蒋介石只能专门成立特种刑庭，对此（电台案）进行公审。结果有公开枪毙的，有无期徒刑的，我是最轻的，被判10年有期徒刑。我们这个案子总共牺牲了5位同志，1948年10月19日他们在雨花台被枪毙。他们为什么会被枪毙？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东西留下，或者电台，或者书面文字。他们没掌握我任何证据，但不管怎样，最后还是给我判了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