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满族文学艺术特点
满族文学艺术和汉族文学艺术有一致的地方。满族入主中原后，满族文化就日益融入汉族文化中。满族文学艺术中表现出了认同意识，主动与汉族文化认同。这主要是由于满族的游牧文化难以在汉族的农业文化场域继续留存。顺治二年的统治策略“一切政治，悉因其俗”为满族文学的认同意识提供了制度保证。有的满族学者把汉族的经典古代文学译成了满文。如《清文三国志》《清文聊斋志异》《清文西厢记》《清文大学中庸》《清文左传》等，满族的认同意识迅速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
但满族毕竟有自己的传统习俗，满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民族心理、文化习俗，这些都导致满族文学和汉族文学具有明显的不同。
满族作家非常多，其中“国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曹雪芹、沈德潜等都卓有成就。
1.武重于道
满族在入关前的女真人时期，崇尚骑射文化，很少受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到皇太极时期，才开始倡导学习儒家理论学说。“三人渤海当一虎”的谚语形象地说明了渤海人骁勇善战的特点。
正如成氏谱书所写的：满族僻处东陲，文化晚进，竟尚武功。满族入主中原后，尽管清朝在法律上以儒家为正宗，尊孔子为圣师，但满族文学对于儒家的学习接受毕竟是后学，由于文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文学的发展并没有随着政治的倡导而马上随之全面转变。满族文学的传统并没有表现出浓厚的儒家思想。满族文学特别追求诗意的创造。
相对汉族来讲，满族人比较自由开放，以前每年正月十六晚上满族民间要举行娱乐活动打花泥，无论男女老少，可以往别人脸上涂抹锅底灰，满族人可以尽情尽兴而为，没有了辈分之别，没有了男女之分，较少受到礼教的束缚，这实际上是满族男女自由恋爱的一次机会。与打花泥同时相伴的还有偷婚习俗，无论偷别人家的什么，甚至偷别人家的妻室，也不是犯罪。[5]早期，满族可以“女行歌于途以求婚”，女子可以在道边唱歌，大胆地推荐自己，寻找伴侣，如男方同意娶她，就可以把姑娘带回家中，过后再补礼求婚。这和汉族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截然不同，在封建礼教中女子自己找爱人会被看成是大逆不道的。
李辅写的《全辽志》中描写了保守汉族对满族先民习俗的评价：“若穷乡僻址每征召饮食，男女则聚会无别。坐情窦之姿荡无防检，往往触禁伤理而恬不知怪，此所谓侏售
左衽之所遗也。”[6]从这可以看出男女之间无拘无束的自由交往。
皇太极为了让下属读书明道，曾下令：“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俱令读书”。（《清实录·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之所以下这样的命令，就是由于满族狩猎骑射世代沿袭成风，因而，满族传统注重骑射，其他方面相对就有所忽略。
满族受封建礼教的约束比汉族要少，满族艺术追求大胆，少有禁区。如《乌布西奔妈妈》中：“裸身舞女巧涂杂色，忽如海岛花莲，忽似独枝摇曳，忽似海葵吐蕊，一客突来，众女哑然作舞，束手就擒。”[7]这些妖艳的女子以裸体跳充满魅惑的生殖舞蹈，把性诱惑作为制服敌人、打击敌人的武器，这种行为在汉族是不可想象的。《乌布西奔妈妈》中描写了一段以女色作为治敌的手段：“突然数百裸体小女，妙龄不过八、九，身披藤叶、花卉，头缠彩羽，宛若天童入世，众女手中各束一缕花卉，其香扑鼻，岛上特产的‘塔布乐花’，烟可迷人，嗅后产生的幻境，异客在浓香中，昏醉痴呆……岛魔借哀哭的童声痴舞，将方圆百里游客的异人诱引，坐食其利。”[8]这说明了满族艺术较少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在满族先民和其他一些北方少数民族先民看来，未婚而育的女子不但不被歧视，反而受到尊敬，因为未婚而育的女子有较强的生育能力。
满族较少地受到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满族生活地理位置偏僻，比较闭塞。第二，人为因素造成满族相对封闭的生活状态。第三，满族独特的自由奔放的习俗。满族讲究先民“妇贞女淫”。女子婚前可以性自由，婚后要守妇道，守贞操。第四，满族的渔猎习俗造成了满族重武不重道。
2.新重于仿
满族善于学习，但绝不故步自封，而是在文学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和创新。
满族文学艺术很少有固定的传统审美意象，善于不断地创造新的意象。满族的八角鼓、岔曲、子弟书、满族说部、萨满神曲都是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如果只是故步自封，绝不会有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
满族文学非常注重艺术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两个方面。
在内容创新上，满族作家赋予广为人们熟知的意象以一种新的意蕴，这种意蕴是以往的作家没有写过的。在中国的诗词中，“月”从来都具有相思的含义，纳兰性德在此基础上赋予“月”以哀悼的含义。这是一种内容的创新。纳兰性德认为：“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母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盛唐者，皆一生在乳母胸前过日。”[9]作诗需有所继承，但只继承而没有创新，就永远是邯郸学步，不能有所成就。
在形式创新上，满族善于进行大胆的文学创新，创造了许多新的文学艺术样式。其中子弟书、岔曲等艺术样式新颖而独特，对其他艺术影响很大。
满族有许多关于创新的文论。铁保认为：“于千百古大家林立之后，欲求一二语翻陈出新，则唯有因天地自然之运，随时随地，语语纪实，以造化之奇变，兹文章之波澜，话不雷同，愈真愈妙。我不袭古人之貌，古人亦不能囿我之灵。言诗于今日，舍此别无法矣。”[10]
满族作家对于艺术技巧也进行了宝贵的创新。如在诗词的关系上，满族的八角鼓、岔曲、八旗子弟书、萨满神曲等，都是追求艺术创新而产生的艺术类型。
3.情重于理
满族文学非常注重情感的表达。八旗子弟书基本上是围绕“情”字来进行创作的。满族作家大都是性情中人，毫不隐晦，直抒胸臆。
著名的满族大家纳兰性德集中体现了满族作家的特点，“以风雅为性命，以朋友为肺腑，以道义相砥砺，以学问相切磋。”纳兰性德的悼亡词，却写得声声凝泪，字字带血。
满族作家即使写儒家、道家创始人，也都是写情，并不表现儒家之学，道家之理。八旗子弟书写儒家创始人孔子时，写的不是儒家理论，而是《子路追孔》论语小段。《子路追孔》描写了子路看重师徒情，劝孔子出仕忠君救百姓。写道家代表人之一庄子，满族作家写的不是道家理论，而是写《蝴蝶梦（一）》《蝴蝶梦（二）》，鞭挞了庄子妻子背叛爱情、水性杨花的丑恶行径。从《鞭打芦花》《蝴蝶梦》等作品来看都是鞭挞了违背亲情、背叛爱情的种种行径。
满族对于情感的表达比汉族更大胆直白。《一顾倾城》敢于大胆表白未婚男女的一见钟情。这和汉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爱情观是截然不同的。[11]
4.功重于考
满族文学颂扬骁勇善战的英雄。满族文学作品喜欢歌颂立下战功的英雄，这一方面是由于满族崇文尚武；另一方面是由于满族求取功名利禄的途径和汉族不同。
汉族要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在汉族的文学作品中，为求取功名而赴京赶考的书生比比皆是。《西厢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中都有，汉族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满族求取功名利禄的途径和汉族不同，满族求取功名的途径比汉族要多，满族可以通过立军功而取得赏赐人口财物。满族入关前，依靠立军功而取得功名；入关后，既可通过立军功也可通过科举考试而取得功名。满族可以通过军功而一步登天，取得功名利禄，享有特权，而且军功和特权是成正比的。
八旗的军功制度建于1587年。获得军功“一等子世袭”可以享有特权。有军功，可以免死罪，可以享用太庙，可以获得财物，军功越多，特权越大。
军功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带来无上的荣誉，因而，军功成为满族人推崇的目标，奋斗的动力，追求的理想。子弟书《梨园馆》中描写了前辈的功业可以福佑后代：“皆因是上代的根基多厚重，愁什么伴驾随龙臣宰的位极。倘若是常日追欢以游荡为事，可不辜负了年轻力壮的时。”[12]子弟书《打围回围》中描写妻子盼望丈夫成就功名：“但愿你行围进哨多升赏，爷呀你且莫在外思家暗损了神。”[13]作品中写满族人成就功名的不是科举考试，而是通过立功加官晋爵。从满族的《摇篮曲》中可以看出满族求取功名的途径。“悠悠扎，巴布扎，狼来了，虎来了，马虎跳墙过来了。悠悠扎，巴布扎，小阿哥，快睡吧，阿玛出征伐马啦，大花翎子，二花翎子，挣下功劳是你爷俩的。”[14]
满族人的功名往往以在战争中的表现来衡量。萨布素将军“在卜魁时，已没有什么战争，只是开荒种地，修路建堤，秋围巡边。打仗时人们不计功名富贵，战争结束评功论赏，分土地，争功名计较没完，曾有兄弟两为争功名打到官府”。[15]从这段描写中可以看出，满族寻求功名利禄的出路可以通过战争来实现，立功越多，奖赏越多。满族可以不通过科举考试，就求得功名利禄。
满族通过家谱记载人丁的官职爵位，以此作为承袭的凭证。如八旗左领的世管左领和勋旧左领都属于世袭的。八旗世爵也通过以家谱为凭证而得以世代承袭。
满族也学习诗书，但他们往往出于爱好。纳兰性德出身豪门，钟鸣鼎食，遍读诗书，勤习武艺，精于骑射，“射无不中”，顾贞观评价他“其以世味也甚淡，直视勋名如糟粕、势力如尘埃；其以道义也甚真，特以风雅为性命，以朋友为肺腑，以道义相砥砺，以学问相切磋”。纳兰性德醉心文人雅事，道德文章。
[1]铁保：《白山诗介》凡例第五条。
[2]《续刻梅庵诗抄自序》。
[3]王海亭：《中国人性格地图》，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4]辽阳、杨钟义集，吴兴、刘承干参校：《雪桥诗话续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5]杨丰陌：《御路歌谣——满族民俗传说》，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158页。
[6]李辅撰：《全辽志》卷4，《风俗》。
[7]王宏刚：《满族与萨满教》，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8]同上书，第116页。
[9]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四。
[10]《续刻梅庵诗抄自序》。
[11]张寿崇主编：《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珍本百种》，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12]张寿崇主编，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辑校：《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珍本百种》，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页。
[13]同上书，第385—386页。
[14]戴月琴、匡国良编著：《满族民间艺术》，京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15]谷长春主编：《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萨布素将军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