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民俗场域影响满族文学艺术的发展
满族文学艺术的发展与流变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其中民俗的影响和满汉杂居的生活对满族文学艺术有着巨大的影响，这和满族英勇无畏、爱好学习、善于包容的民族特点不无关系。
一 满族民俗场域影响东北作家群的满族作家创作
东北是清王朝的发源地。满族民俗成为东北作家群创作中不可忽略的底色。满族民俗是东北民俗生活场域中重要的因素。满族风俗丰富了东北作家群的艺术思维，激发了东北作家群创作的艺术灵感，影响了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心理，东北作家群创作的文学作品打上了满族风俗的烙印。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内容受到了满族习俗、礼仪的影响。满族风俗促进了东北作家群作品的民俗化进程。
（一）满族风俗成为满族作家群创作的生活场域
满族风俗成为满族民俗生活场域的关键因素。满族作家的创作源泉是社会生活。民俗文化是社会生活的根。文学寻根最后都归结到民俗生活相。满族作家创作离不开满族民俗生活场域这个根。没有满族民俗生活场域，满族作家的创作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满族风俗是东北民俗生活场域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和满族风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满族风俗成为东北民俗生活场域的关键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满族信奉的萨满教成为东北地区的主要宗教。有大量的书籍记载了萨满教，如宋朝徐孟莘的《三朝北盟汇编》、清代西清的《黑龙江外记》、杨宾的《柳边纪略》、方式济的《龙沙纪略》、萨满神话《尼珊萨满传》等。萨满教对东北有重要的影响。萨满教得名于通古斯语，因为通古斯语称巫师为萨满，所以东北地区的宗教称萨满教。萨满，通古斯——满语，意为“激动不安”、“狂怒之人”，是从事萨满宗教的巫师。据说，只有出生时胞衣不破、患病由萨满治好或有过癫病的人，才能做萨满的继承人。萨满有一套法衣和法器。萨满跳神或是治病，或是祈福，或是祭祖。萨满跳神时闭上眼睛击鼓请神，过后全身颤抖，表明神灵附体，法器发出响声，萨满开始念咒语，代神说话。萨满作法，降服魔鬼神祟。萨满教最主要的特点是崇拜自然。萨满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包括各种神灵、动植物、无生命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萨满们那灵佩斑驳、森严威武的神裙光彩，那激越昂奋、响彻数里的铃鼓声音，那粗犷豪放、勇如鹰虎的野性舞姿……一代又一代地铸造、陶冶、培育着北方诸民族的精神、性格和心理素质。”[58]在东北地区，除了满族，还有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蒙古族、土族、东乡族、保安族、达斡尔族、维吾尔族、撒拉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裕固族，以及朝鲜族等民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萨满教信仰活动。但是，相对地说，萨满教在满族、蒙古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以及在部分锡伯族当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继承。可见，满族风俗是东北民俗生活场域最主要的成分。
萨满教已经成为东北人文化心理的一部分，甚至融入了东北人的潜意识中，萨满教同样对东北作家群产生了重要影响。端木蕻良在《大地的海·后记》中就表述过：胡三仙姑的荒诞的传说常常在深夜的梦寐里闯进我幼小的心灵里。逄增玉论证了萧军的《第三代》中描写的“三棵神松”的传说就是受萨满教的影响。其主要内容是：三个异姓兄弟有一个共同的妻子。最后，只有一个兄弟活下来，其他的两个兄弟和妻子、孩子都被敌人杀死。幸存的兄弟报仇把敌人的头颅放在两个兄弟的坟前烧成灰，然后又在两个兄弟的坟中间挖坑自焚。整个松林被烧毁，最后只剩下三棵松树。逄增玉认为三棵神松的传说实际反映了萨满教的血祭风俗，同萨满教中的树神崇拜观念及其文化精神同构契合。神松的传说说明东北作家的创作渗透积淀了萨满文化元素。
萨满教成为东北民俗生活场域的重要因素，也是东北作家群创作离不开的基本文化母题。东北民俗生活场域是东北作家群创作的源泉，满族风俗成为东北民俗生活场域的关键因素，因此，满族风俗必然成为东北作家群创作的重要题材。满族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内容都涉及了萨满教，如萨满教创世神话，萨满教最重要的崇拜对象火母神传说，萨满教中的女水神木克恩都力的传说，萨满教的祭神歌，等等。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有很多内容涉及萨满教和满族风俗。在东北作家群的笔下，绝大部分小说对萨满教有所描述。“一间破狼破虎的小马架，两道红烛高烧。四周围定了铁筒似的人，大神临风似的跳上跳下，震怒、不解、急切、紧张的情绪，通过了每个人的心灵。……响腰铃震山价响，当子鼓，丁丁东，丁丁东，东东。穿火鞋，绣红绦，吞整纸子香，一切都在人的惊奇的震慑的注意里滚过去。”[59]另外，端木蕻良的《大江》、萧红的《呼兰河传》、马加的《寒夜火种》、骆宾基的《混沌初开》等东北作家都对满族风俗有所描写。
（二）满族风俗成为东北作家群描写的重要内容
满族风俗成为东北作家群创作的重要题材。东北作家群中的一些人本身就是满族人，如端木蕻良、舒群、马加、金剑啸、李辉英等。在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中总会出现与满族相关的风俗。这些满族风俗或者体现在服饰，或者体现在语言，或者体现在行动上等。东北作家群笔下的人物有很多为满族人。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中就表现了满族的风俗。“小雀鸟呵，落树梢，白莲花呀，水上漂，哼，哎嗳哟，大姑娘的方头多么高噢，呀呀——一呼咳……”[60]方头是典型的满族妇女发式。丁家的先祖正是娶了满族的女子为妻，而且这个满族女子充满了神话色彩。“她怎么不会裹脚呢，她是小九尾狐狸变的，她怎梳方头呢，她的底襟没衩呀……但是，对于关东的传说，种苞米的方法，那可就没有人能赶上她了。”[61]北天王穿着“九龙镶金满绣全幅的道袍，箭袖轻轻拂起神秘的灵氛。”[62]北天王穿着典型的满族服饰，举行朝参仪式。正因为他的这个仪式，才被人控告神道设教，图谋不轨。从此，北天王的势力削弱，丁四太爷的势力越发强大。这种对满族风俗的描写在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中有很多。满族的歌谣《乌拉街三种宝》描写了满族的风俗：“乌拉街，三种宝，黄土打墙墙不倒，小伙子跳墙狗不咬，姑娘跑了娘不找。”[63]这些满族风俗在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充分表明满族风俗对东北作家群影响之深。
满族民俗中的萨满教成为东北作家群作品中重要的精神民俗。精神民俗指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民俗。萨满教是东北民俗生活场域中最基本的民间信仰。满族文学作品对萨满教有大量的描写。满族作家西清的《萨玛跳神》就详细地描写了萨满跳神的过程。东北作家群对萨满教也有大量的描写，如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马加等的作品中都描写了萨满教。小说用长达八页的篇幅描述了跳大神的过程，并对跳大神用具如腰铃、扎刀、当子鼓、火鞋都有所描述。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中经常涉及满族风俗。
（三）同一民俗生活场域中的满族与东北作家群
在东北的民俗生活场域中，满族的风俗对满族文学和东北作家群的创作都产生了影响。满族文学与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有内在的一致性。
满族风俗文化对东北人的性格有重要影响，因此也对东北作家群有重要影响。满族文化传统上属于游牧文化。满族民歌如《打猎歌》《大踏板》《射大雁》《拉大网》《挖参歌》等文学作品都体现了满族的游牧渔猎文化特点。满族善于骑马、射箭，骑马射箭甚至成为满族人的主要娱乐和体育活动之一。满族文化风俗使得满族民族性格总体特色是崇尚自然之真，淳朴豪放，雄健磊落，善恶分明，自然率真，犷野质朴，善于表现真情感。“满族等游牧民族多生活在中国东北，游牧生活要求他们必须有强健的体魄和近乎野蛮的性格。游牧民族能歌善舞，鲁莽冲动，又很讲义气，这些性格特点流传下来，影响着现代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的性格。”[64]
同一东北民俗生活场域中的满族人和东北作家群具有相同的气质性格。东北以满族传统的游牧文化为东北文化底蕴。东北历史上生产方式主要是雪原狩猎，深山采参，冰河捕鱼，跑马拓荒，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产方式造就了独特的东北人。不固定的生产方式使得他们特立独行，自由奔放，少有束缚，生活充满了冒险。东北民俗生活场域决定了东北人率真、豪爽、粗犷、热情。东北地区地处北温带，由于纬度较高，冬季漫长而寒冷，这种寒冷的气候会对人的性格产生影响。孟德斯鸠认为：“人们在寒冷的气候下，便有较充沛的精力。心脏的跳动和纤维末端的反应都较强，分泌比较均衡，血液更有力地走向心房；在相互的作用下，心脏有了更大的力量。心脏力量的加强自然会产生许多效果，例如，有较强的自信，也就是说有较大的勇气，对自己的优越性有较多的认识，对自己的安全较有信心，较为直爽，较少猜疑、策略和诡计。”[65]由于东北地区天气寒冷，人们在野外游牧打猎，为了驱寒，人们养成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习惯，他们没有时间慢慢地品味细细地咀嚼食品，这种生活方式养成了人们粗犷豪爽的性格特点，所以东北人的性格大多是粗线条的。东北主要以游牧文化为主。在游牧打猎过程中，往往需要对瞬息万变、充满险情的情况作出迅速判断，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委婉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因此东北人渐渐养成了人们直来直去的率真的性格特点。在游牧狩猎的过程中，人们需要密切合作，互相帮助，如在猎熊、挖参时都是如此，这种习惯养成了东北人的义气，重友情，甚至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过分的豪爽有时使东北人带有一种匪气。“习俗移志，安久移质。”[66]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满族人和东北作家群同在一个民俗生活场域，以满族风俗为文化底蕴的东北地域文化在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由于满族和东北汉人同在一个民俗生活场域中，因此，满族和东北汉人有了大致相同的文化和性格特点。在东北人的性格中，总会有满族人性格的因素。因此，满族风俗对东北作家群也同样具有潜在的影响，满族风俗影响了东北作家群的审美心理、情感意志、价值判断。这种影响在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中的表现很明显。
正由于满族作家和东北作家群都在东北民俗生活场域中，满族作家和东北作家群描写的风俗是一致的。闯关东的人初到东北，发现了许多奇怪的民俗，于是总结出东北的二十大怪。东北二十大怪主要有：窗户纸糊在外，草坯房子篱笆寨，用土打墙墙不倒，烟囱安在山墙外，大姑娘叼烟袋，骡马驮子驮大载，小伙跳墙狗不咬，大缸小坛渍白菜，养活孩子吊起来，说话满嘴苣麻菜，媳妇穿错公公鞋，缦帐挂在炕沿外，歘“嘎拉哈”决胜败，反穿皮袄毛朝外，索勒杆子戳门外，马拉爬犁比车快，两口子睡觉头朝外，狐狸皮帽子头上戴，冬包豆包讲鬼怪，先摆四个压桌菜。
满族很多作家描写了东北奇特的风俗。如满族作家玄烨的《松花江放船歌》、揆叙的《凿冰词》、贵昌的《游猎》、升寅的《乌拉草》、西清的《窗纸》、《火炕》《棒打獐子瓢舀鱼》《达呼尔敬烟》、多隆阿的《人参》、萨英额的《围兽》、顾春的《冰床·社课》都描写了东北特有的风俗。这些富有强烈地域色彩的风俗在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中同样有大量的描写。东北民俗的二十大怪，在东北作家群的小说中多有介绍。“毛头纸刚涂上明油的风窗里，一片熙熙攘攘的灯光。”[67]因为东北旧俗把窗户纸糊在外，为了防雨，把纸涂上油。东北特有的土产，靰鞡草、人参、鹿茸成为东北作家群作品中必不可少的素材，甚至成为引起情节冲突的要素。骆宾基的《边陲线上》有很多情节冲突都是由靰鞡鞋引起的。萧红的《夜风》中写道：大媳妇含着烟袋……三媳妇也含着烟袋。……老太太也觉得困了似的，合起眼睛抽她的长烟袋。李辉英的《过年》也写到了东北的独特民俗。
满族风俗和满族民族性格对满族的文学具有重要的影响。严家炎认为：“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68]
（四）满族文学与东北作家群创作的内在一致性
满族文学与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具有内在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满族文学和东北作家群创作具有相同的文学风格。满族文学和东北作家群都表现出雄强的一面。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和满族文学风格是一致的。东北作家群同样充满了勇者的风范。少女时代的萧红就以勇者的姿态与封建势力抗争。她的血液里没有屈服的因素。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中认为萧红不仅在写文章上表现得“相当英武”，而且她还有“侠义行为”。许广平认为萧红是“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胡风评价萧红的文笔如“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69]东北女作家左蒂认为：“白朗作风在朴实而雄健里又特具一种深刻和真实。”宁殿弼认为白朗的小说创作具有浓烈深沉、刚健昂扬激越的格调。舒群的诗集《在故乡》感情奔放，气魄雄伟：“让敌人毁灭了我们，留下我们的尸体；让风吹去我们的血肉，留下我们的骷髅；啊，让骷髅——堆起我们国土的界石，给后来人留下了标志。”[70]这首诗情感好像火山爆发一样，给人一种冲击力。高兰的《我们的祭礼》也是雄浑有力的：“我们献上——这个祭礼——抗战！这里有血有泪有火也有光，这里有生有死也有光荣的创伤，这里也有奴隶们反抗的呐喊，这里也有永恒不灭求生的烈焰……”[71]高兰的《是时候了，我的同胞！》写道：“人在怒吼，马在嘶叫，苍天在旋转，大地在狂啸，子弹在枪膛上跳跃，大刀在手中咆哮！”[72]金剑啸也是豪放有力的，他的《兴安岭的风雪》描写了抗日战士的刚强：“是火炬，是星芒，闪动在兴安岭之巅？天地如同包在冰里一样，哪来的这温热的光？有些黑的人形，熊影？如鬼样的，在黑暗中乱闯。这么多，这么雄壮。粗大的臂，斜倚着雪亮的刀剑。”[73]戴言评价穆木天的诗歌特点是音节铿锵、气势磅礴、感情澎湃。萧军的作品具有粗犷、豪放、爽快的风度和气势。戴言评价塞克剧本的语言特点是凝重、深厚、雄壮、激烈。
第二，满族崇尚自然，满族文学有自然清新的特点。满族的神话充满了对自然的亲和，万物几乎都是神的化身。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具有相同的特点。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总体上清新自然、质朴刚性、真实俗白。萧红作品的特色是崇尚自然，线条粗犷，幽默风趣，独特的地域文化使得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具有刚劲、雄浑、粗犷、坦直、凝重的特质。可见，满族风俗和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满族文学和东北作家群的创作都具有纯情不羁，率性而行，刚劲雄强的特点。东北地域民俗决定了东北人的感情真实、自然、坦率、直露、无遮无拦、直抒胸臆。这种东北地域民俗影响了满族作家和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总之，满族文学总体特点就是自然纯真、简洁流畅、清新刚健、雄浑疏放、天然去雕饰，少做作。端木蕻良在《大地的海》中这样描述东北人的情感：这里的感情是没有装饰的，如一个人在伤心，那么，在他的胸膛里，一定可以听见一寸一寸的磔裂声。如在哭泣，那滴落的泪珠，也会透出一种颤动的金属声，而且整个灵魂必然地都会激起一种沉郁的回响。
第三，满族文学和东北作家群创作都表现了强烈的自然真实的情感。东北的大野气息与黑土激情贯穿了满族与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满族文学和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在情感表现上都是外倾型的。恶劣奇寒的自然唤起了满族作家和东北作家群战胜自然的激情。在“马背上的战争”中，满族战胜对手的雄强个性必然潜伏涌动着强烈的激情。东北作家群由于长久的东北文化浸润，再加上家园沦丧，流亡生涯，更产生了强烈的悲愤激情。刺骨的哀伤，无比的仇恨，强烈的愤慨都使东北作家群具有强烈的主观情感。面对国土的沦丧，他们只能歌哭呐喊。“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的故乡……我悲哀，我愤怒，终至，激起我反抗暴力的情绪！”[74]端木蕻良的短篇小说集《憎恨》对于情感的表达几乎达到了极致，他想用文字的流写下抗日兄弟热血的流。鲁迅为《八月的乡村》写序：“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鲁迅的“鲜红”正是指东北作家群心中的血泪与愤怒的激情。白朗的《一个奇怪的吻》，舒群的《蒙古之夜》都融入了作者浓浓的情感。在全国抗日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抗日者是要被定罪的，东北作家群敢于表现自己的主观情感，他们把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恶表现到了极致，东北地域特有的血性雄强的性格使得他们难以沉默。
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和满族风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必须研究满族风俗，否则，对于东北作家群创作的研究将会有很大的缺憾。
二 满族风俗对《红楼梦》有巨大影响
历史的长河必然在民俗的河床上流淌。民俗的河床规约了历史的长河，同样也规约了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创作。《红楼梦》中有大量的满族风俗描写，其中小说线索、故事情节、小说语言、人物形象、民俗生活相等都渗透了满族风俗。
（一）作品线索与满族风俗
《红楼梦》小说是复式线索。其中的一些线索都和满族风俗有关。石头是《红楼梦》的一条重要线索，这和满族的尚石习俗有关。曹雪芹以古老的神话女娲补天为引子，引出了一块石头的神奇经历，这块石头在女娲补天时被遗落，以后历尽人间悲欢离合，最后感慨“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带着无才补天的遗憾，重回青埂峰下。这块石头的经历成为《红楼梦》的重要线索。
石头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与满族的尚石习俗有关。
萨满教格外崇奉火神，在神话中，火神突额姆把自己身上的光毛火发变成星星，给人类照明，自己却变成赤身裸体，只好住进石头里，所以石头也是火神的栖息处。满族神话《托阿恩都里》中说，火种原来掌握在天神手里，每年只将火种带下来一天让人们使用，多一天都不肯。一个名叫托阿的青年爬上神山诅咒天神，被罚上天打石修筑天宫，他在打石中发现火种可以藏在石中，他便将火种藏进石头里带回了人间，后来他就成为满族供奉的火神，在满语里，“托阿”是火，“恩都里”是神。满族的索伦杆下放的三块石头，称为“神石”。满族的瓜皮帽也寓含崇石的遗风。瓜皮帽的帽顶上缀一个丝绒结成的“算盘解”，黑红不等。在帽檐靠下的地方正中，有用珍珠、美玉、翡翠、玛瑙、猫眼等宝石或用烧蓝、玻璃、银片制成的帽石，这实际上是满族先民灵石崇拜的遗风。[75]
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宫廷不再办灯会，民间的灯会却仍然壮观。日期缩短为五天，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一天凡磨、碾等石制工具都不能动，甚至设祭享祀石头，恐伤庄稼。也称“石不动”“十不动”。因此，“在满族的民族心理中，石头有崇高的地位”[76]。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含玉而生，石——通灵宝玉成了他的命根子，宝玉有了玉，就聪明灵秀，丢了玉，则浑浑噩噩、疯疯癫癫。这个情节，潜含着满族崇石的民俗意识。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1791年才改名为《红楼梦》。这块石头幻形入世，投入钟鸣鼎食之家，幻化成宝玉刚出生时嘴中含着的石头。这块石头后来就是宝玉戴在颈上的通灵宝玉，被贾府视为命根子。石头的隐现决定了贾府的兴衰。每次通灵宝玉有闪失，或丢失，贾府上下都慌作一片。石头在，宝玉就聪明灵秀，石头不在，宝玉就疯疯癫癫，最后归于青埂峰下。这都和满族的崇石风俗有关。
风月宝鉴是《红楼梦》的又一重要线索和情节，也和满族的风俗有关。《红楼梦》还有一个名字叫《风月宝鉴》。《红楼梦》第一回写道：“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在第十二回又点明《风月宝鉴》的出处。”故甲
本《凡例》说《红楼梦》又曰《风月宝鉴》，意在告诫世人：戒妄动风月之情。甲
本第一回脂砚斋评语说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一书。曹雪芹先写有《风月宝鉴》，后又把《风月宝鉴》融入了《红楼梦》中。整部小说就如同风月宝鉴。
小说第十一至十二回，贾瑞见王熙凤美貌如仙，便起了淫心，想勾引王熙凤。王熙凤两次设相思毒计，弄得贾瑞梦魂颠倒，惊怖异常，得了邪症。这时一个跛足道人给贾瑞一面宝镜，称为“风月宝鉴”，告诉贾瑞，天天照镜，可以保命，但万万不能照正面，只能照背面。
古代称镜子为鉴，因为古代的镜子是用铜做的。镜子是满族萨满教中最重要的神具。萨满治病离不开镜子。有神镜就能有法术，没有神镜就没有法术。镜子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是受满族的风俗影响。
在《红楼梦》中，宝黛爱情也是一个重要线索。宝黛爱情悲剧也和满族的风俗有关。满族的旧婚俗导致了宝黛的爱情悲剧。古代满族家族通婚习俗不以恋爱男女的意志为转移，不管成婚的人是否愿意，男女之间的感情被排斥在外，儿女的婚姻以家族的利益为出发点，合二姓之好，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使家族后继有人，家族的财产能有人继承，家族永久延续发展。家长是家族利益的决策人，家长对子女的婚姻有绝对的决定权。因此，满族旧的婚俗造成了许多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从而导致了人物的悲剧命运。
在《红楼梦》中，宝玉和黛玉情投意合，真心相爱，但按满族的婚俗，有“姑血不倒流”的严格规定。舅舅的女儿，可以嫁给姑姑的儿子，俗称“姑做婆”；但姑姑的女儿，却不能嫁给舅舅的儿子。按满族婚俗，《红楼梦》中的贾琏凤姐可以结亲，但宝玉黛玉却不可以结亲。因此造成了宝黛的爱情悲剧。满族的婚俗造成了二人的悲剧命运。二人的爱情悲剧当然还有其他的复杂原因，这里姑且不提。
（二）作品情节与满族风俗
满族风俗构成了《红楼梦》的重要情节。没有满族的风俗，《红楼梦》的一些重要情节也就无从展开。“在文艺作品中将民俗生活中的矛盾斗争贯穿于情节开端、发展、高潮的全过程，把期间人物与风尚习俗的纠葛作为矛盾冲突发展和交流的主轴，这样的情节结构，新颖、独特、深沉，可以更深刻地显现人物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和性格的反差，而是具有深层的社会生活的意蕴。”[77]
满族妇女天足是《红楼梦》情节的根基。情节必须有人物的活动，大观园中的妇女，若裹足，无法出行，也就没有了情节。中国汉族历史上宋元明清四朝都有女子裹足的习俗。尤其是明清两朝，裹足盛行，不裹足的女孩子是嫁不出去的，这在中国的古代小说中都有描述。如《水浒传》《喻世明言》《西游记》《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拍案惊奇》中都提到女子裹足。唯独《红楼梦》中的女子不裹足。
依据满族的习俗，女子不裹脚，即天足，以大脚为美。满族的天足习俗促成了《红楼梦》的情节，这是其他古代小说中少有的。没有满族的天足，贾府中的女子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红楼梦》中也就不能有什么情节了。贾母的粗使丫头傻大姐，就说她“一双大脚，做事麻利”。因此，她才能在假山石那儿拾到春囊。没有天足，不可能有宝钗扑蝶。第四十九回写湘云穿的“鹿皮小靴”，这是满族女人天足的特有服饰。否则，史湘云不可能独自一人走到芍药园，并醉卧芍药园。第49回写黛玉穿的“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也是满族女性的专利。假如林黛玉裹了脚，那估计她从潇湘馆走到怡红院都成问题，黛玉也不可能站在地上一口气把《西厢》16回看完（第23回），也不可能和贾宝玉一同踏雪前往稻乡村，更不可能有黛玉葬花的情节了。王熙凤若不是天足，也不能有如下的举动。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写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犬杀犬，见了人，瞪着眼就要杀人”，这都不是三寸金莲所能为的事。
春囊是满族风俗中的一个用具。正是春囊引起了抄检大观园，从此，贾府走向了衰落。春囊又叫香荷包。满族先人在狩猎时，缝制皮囊挂在腰间。皮囊最早是用来装零散物件的，如钱物、烟末、香料等，后来成为满族贵族男子腰带上必要的装饰品，并且成为互相表赠的礼物之一。以后带皮囊的习惯延续下来，皮囊变成了荷包，越变越小，越来越精细，只装香料、定情物等。香荷包的制作是十分讲究的。首先是形状各异，裁剪精细，香荷包的形状非常多，有圆形、长形、瓶状、葫芦状等各种几何图形。其次是用料十分考究，一般用绸布或大绒做底子；此外图案生动，绣工出众，颜色搭配十分巧妙。2002年辽宁省“十佳”旅游纪念品，满族的香荷包系列就名列其中。
女方往往亲手缝制春囊送给恋人。在《红楼梦》中，主子可以胡搞，仆人却没有谈恋爱的自由，因此傻大姐拾到绣春囊才能引起贾府上下乱作一团。第七十三回中，傻大姐拾到一个绣春囊，恰好被从这里经过的尤氏看见，尤氏很害怕，向上禀报，导致了抄检大观园。由此，司棋死了，晴雯死了，入画被撵，芳官被逐。抄检大观园成了贾府衰败的转折点。一个小小的春囊竟引起了这样的滔天大祸。
从形式上看，满族的语言技巧，构成了《红楼梦》特有的形式。《红楼梦》中大量使用了满族语言。据学者统计，《红楼梦》中的许多语言都是满族语言，如“罢了”，“行当儿上的”，“白”，“身上好”，“巴不得”。满语“克什”一词，出现在《红楼梦》第一百十八回中。《红楼梦》中的称谓有许多是满语。小说中的小姐的称谓都是姑娘：林姑娘，宝姑娘等。“姑爷”（女婿）、“姑娘”（女儿）等，都来源于满语。满语嬷嬷指奶娘、乳母。《红楼梦》中嬷嬷一词多有出现，如老嬷嬷、李嬷嬷等。满语“劳什子”意指令人讨厌、厌烦。卷三：“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我也不要这劳什子。’吓的地下众人一拥争去拾玉。”满语副词“忽喇巴的”意为忽然、凭空。卷十六：“凤姐听了笑道：‘我说呢，姨妈知道你二爷来了，忽喇巴的反打发个房里人来了，原来你这蹄子闹鬼！’”。满语“巴巴的”意为那个、特地、偏偏。卷二十二：“我巴巴的唱戏摆酒为他们不成！”卷三十五：“巴巴的想这个吃了。”满语“纳罕”意为嗟叹、叹惜。卷四十九：“宝玉看着，只是暗暗的纳罕。”满语“哈什”意为哈气声。卷五十一：“麝月翻身打个哈什。”满语“散荡”意为消遣、解忧、悠闲。卷八十：“姑娘唯有背地里淌眼泪，只要接了来家，散荡两日。”满语“乍乍的”意为刚刚的。卷八十：“迎春道：‘乍乍的离了姊妹们，只是眠思梦想。’”满语“警幻”意为光洁、华丽。卷五：“又听警幻笑道：‘你们快来迎接贵客！’”满族语言使《红楼梦》具有了独特的满族语境。
（三）生活相与满族风俗
满族生活习俗成为《红楼梦》重要的生活相。生活相是《红楼梦》的创作源泉。民俗生活相具有超稳定的时空传承，超一统的法约功能。多姿的民俗生活相使《红楼梦》的题材异彩纷呈。
满族风俗的描写贯穿了整个《红楼梦》。如对岁时、礼仪、服饰、饮食、生育、婚娶、住宅、医药、器用、巫术等都有生动的描述。
《红楼梦》中有对满族发式的描写。“削发垂辫”是满族男子的特有发式。满族发式即将头发四周剃去寸许一圈，留脑后头发编成辫子。官吏富户，常垂于背。平民百姓，平时将辫子盘起藏入帽内，若遇婚丧事或出门做客、上堂见官，必须将辫子放出拖于背后，否则被视为无礼。第七十一回“嫌隙人有心生嫌隙，鸳鸯女无意遇鸳鸯”中写道：因为给贾母庆八旬大寿，“凤姐并族中几个媳妇，两溜燕翅，站在贾母身后侍立……台下一色十二个未留头的小丫头，都是小厮打扮，垂手侍候”。文中所涉及的“小厮打扮”、“未留头的小丫头”，即指剃掉周围头发，只留脑后发的男装打扮的女童。第六十一回：“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崽子……别讨我把你头上的杩子盖……捋下来！’”杩子盖，“杩”应作“马”；马子即马桶，把头发四周剃去，顶上留短发式，就像“马子盖”。“马子盖”就是满族的发式。
在社会生活的各种民俗事项中，服饰处于最显著的地位。服饰最能体现社会的物质文明水平和人们的审美情趣。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服饰，服饰也最能显示民族的审美特色。在《红楼梦》中满族服饰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红楼梦》中对满族特有的服饰有大量的描写。如箭袖、八团、一裹圆、兜肚、袄、裙、褂、箭袖、披风、袍、坎肩、裤、斗篷、蓑衣、箬笠、袜、鞋、靴、屐等都是满族服饰。
宝玉第一次亮相时穿的是满族服饰。宝玉“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抹额，一件两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脚蹬青缎粉底小朝靴……”这里的“箭袖”、“靴”等都是满族的典型服饰。另外，宝玉穿的狐狸皮袄、海龙小鹰膀褂子、狐腋褂、茄色哆罗呢狐狸皮袄、红绫短袄、沙棠履、青缎粉底小朝靴、棠木屐；凤姐穿的紫羯绒褂、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袄、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桃红洒花袄；李纨穿的哆罗呢对襟褂子；薛宝钗穿的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黛玉穿的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大红羽绉面白狐狸皮的鹤氅；史湘云穿的靠色三厢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雪褂子、鹿皮小靴；袭人穿的桃红百花刻丝银鼠袄、青缎灰鼠褂等都是满族的服饰。
《红楼梦》中还有许多对满族生活相的描写。小说中介绍过“打围”（打猎）、“割腥啖膻，烧烤鹿肉”，都是对满族生活相的描写。《红楼梦》里写怡红院的丫头在炕上“歘（chua，三声）子”，即玩“嘎拉哈”。“嘎拉哈”是满语，指动物腿上的膑骨（据说这种游戏和萨满教的某种仪式有关）。满族习俗有歘子游戏，也叫“歘嘎拉哈”。即用羊或猪的骨关节来玩儿的游戏。在岁时的风俗描写中，小说对每个节令的内容描写都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如元旦吃年酒、年茶，元宵社火、花灯；清明植树；芒种节的饯花会；七月七乞巧；中秋赏月、焚斗香；重阳持螯赏桂；除夕贴春联、换门神、祭宗祠、辞岁、守岁。《红楼梦》中还提到一些民俗器物，如满族萨满教的全套祭器、银锁、手炉、拂尘等。对民俗事象的描写最能反映民族独特的审美心理。
正是满族风俗使《红楼梦》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文本建构，并使《红楼梦》散发出永久的魅力。
三 满族民俗在作品中的表现
满族的民风民俗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培养形成的，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渊源的，其形成原因往往和某一生活事件有关。满族文学艺术往往涉及大量的民俗以及民俗的源起。如满族独特的冰上钓鱼习俗、烧包袱习俗、供狐仙习俗、丧葬习俗、供奉乌木主习俗、鬼节来历等都在作品中有大量表现。
满族的历史习俗在文学艺术中得到表现。满族文学艺术传承历史并不是直接对历史进行客观描述，而是通过民间说唱艺术中的情节、场面、人物对话等间接的反映。例如满族的妇女殉葬习俗在满族说部中就有详细的记载。“早先，宁古塔有一种坏风俗，哪家的男人生老病死，临终前要是舍不得的女人，只要说一句‘让她跟我走’，或者是‘我离不开她’，那么，等这个男人一咽气，这个女人就得作殉葬品。家人先是把这个女人装扮得漂漂亮亮的，就跟新娘似的。然后让她坐在西炕上，给她摆上供品，全家人都得给她行大礼，三拜九叩。最后就传一个箭法高超的小阿哥，朝她脑袋、胸前，‘嗖嗖嗖’连射三箭，活活把人射死，再把她和自己的男人埋在一起。”[78]这种落后的殉葬习俗显然和汉族是不一样的，这正是清朝满族历史的一个真实写照。
满族鬼节的由来是因为劾里钵在回来的路上走错了，忽然闪出一座阴森森的城池，鬼哭狼嚎声音瘆人，无数的披头散发张嘴獠牙的人将劾里钵围住，有的索要性命，有的要钱，土地佬赶来解围，命令披头散发张嘴獠牙者闪出路来，当天是七月十五日，劾里钵承诺自此每年七月十五日都给鬼金银纸钱，从此，“鬼节”即七月十五日，延续至今。
满族烧包袱习俗和女真乌雅贤的死有关。乌雅贤领着大队人马去辽国交换实物，马队驮了很多貂皮、鹿茸、鹿胎、虎骨、大马哈鱼、鳇鱼、白鱼、人参等贵重实物，还有保护交换的护卫武装人员。大队人马向辽国进发。这时候，乌雅贤已和辽国有了频繁的接触关系，不过乌雅贤属生女真，还没有直接受辽国控制。这天乌雅贤领着大队人马来到金山，突然从山谷中连射出数箭，都是对准乌雅贤射的，其中一箭，正好射在乌雅贤心上。当时，乌雅贤栽落马下而亡，武卫队进山搜寻追赶射箭之人，由于山路不熟，没有追上，只能将乌雅贤尸体运回。尸体运回后，举行了追祭仪式，将已瘫痪的赧姑剜心祭灵，随后安葬。因为乌雅贤已托梦于家，但等乌古迺将来报仇。真姬按照乌雅贤托梦所嘱，买些纸钱、叠包袱、装上纸钱、在烟囱根底下焚化，并哭叫三声：给你送钱来啦，给你送钱来啦，给你送钱来啦！从此，在女真族留下烧包袱的风俗。后来发展到除在烟囱根底下烧外，上坟也烧包袱。这就是满族烧包袱习俗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