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压抑性与自由性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地区逐步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殖民政权推行了一系列的殖民统治政策。其中对文化的专制统治尤为严酷。据《中国东北史》记载：“伪满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一面禁绝和限制一切具有民族意识的文化传播，破坏东北原有文化的发展，一面输入各种日本文化作品，同时限制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以‘思想犯’、‘政治犯’为名，对东北人民施以逮捕、监禁和屠杀，藉以培植殖民地文化，建立在文化领域内的法西斯专制统治。”^[16]从具体的统治措施来看，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成立了资政局弘法处，后经过几次变革重组，于1937年改称弘报处。弘报处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文化的中枢机构，下设监理科、情报科和宣传科，对各种宣传资料、文艺出版物、电影及其他宣传品进行严格控制。此外，日本殖民统治者还专门制定了《出版法》，明文规定：“凡是有变革伪国家组织嫌疑者，危及伪国家存在的基础者，鼓动民心或对伪国进行破坏行为等宣传品，一律禁止出版；对具有民族意识和反满抗日内容的书刊严加取缔”^[17]。“据有关部门统计，1932年3月到7月，在东北焚书六百五十多万册；1934年伪民政部一次就通令禁止三十六种报刊输入东北，其中主要是我国关内的报刊。”^[18]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殖民政权的文化统治更加严酷。1937年8月，伪国务院弘报处加大了对新闻统治的力度，大量削减报刊。沈阳的《民报》《民声晚报》，大连的《满洲报》《关东报》，哈尔滨的《国际协报》《哈尔滨公报》等大型报纸纷纷被勒令停刊，这对一向依附于报纸副刊的东北沦陷区文艺造成沉重打击。1941年3月，为了继续强化文化专制统治，弥补《出版法》在控制东北沦陷区文艺方面的不足，伪国务院弘报处又制定了《艺文指导要纲》，其核心精神就是“把世界最高的日本艺文移到满洲来”，以造成“八纮一宇大精神”^[19]，强令文艺创作须以“日本艺文为经，原住民族固有之艺文为纬”^[20]，必须“一心一德”为日伪统治服务。“‘纲要’的出笼标志着日本殖民统治者已把其在伪满实行的文化专制政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民间进步的文艺社团遭到破坏，伪满文艺组织普遍被改组”^[21]。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稳住东北局势，进一步强化了对文艺的专制统治。他们成立了“伪满文艺家协会”，强制东北作家加入，号召“为大东亚战争服务”，鼓吹“圣战”。同时，对进步文艺阵营进行血腥镇压。一方面查封进步文艺书籍、刊物，另一方面逮捕、监禁、杀害爱国文艺青年。1941年12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对东北进步作家进行全面逮捕。“在这场大逮捕中，几乎所有的东北抗日文学组织均遭到破坏，它们的领导人也几乎全部被捕入狱。”^[22]这种文艺界的白色恐怖一直持续到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充分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沦陷区文艺的残酷压制。而就在这残酷压制之下，东北沦陷区文学始终能够顽强前行。“纵观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尽管存在着汉奸文学和粉饰文学，但爱国进步的抗日文学依然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23]。因此可以说，抗战时期绝大多数的东北沦陷区作家都是在黑暗而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坚持反帝文学写作的。在东北沦陷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忙于军事扩张，对东北的文艺统治相对松动。东北沦陷区作家尚可利用哈尔滨《大同报》的《夜哨》副刊，《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等报纸杂志发表一些直接描写抗日斗争、大胆暴露社会黑暗的反帝作品。但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沦陷区文艺的统治趋于严密和系统化，特别是《艺文指导要纲》的出炉，犹如“扼杀东北新文学的屠刀”^[24]，使东北沦陷区进步文艺遭到严重摧残。东北沦陷区作家在如此森严文网之下，不得不收敛起反抗锋芒。他们在表面上大多采取同日伪政府合作的态度，在求得自保的前提下寻找发表作品的机会。面对大量的文艺社团被取缔、进步报刊被查禁的局面，他们只能把有限的几家伪满官方报纸、日本人控制的文艺刊物作为抗日文艺宣传的阵地，逶迤挣扎之苦可想而知，危险更自不待言。稍有不慎便可招致拘捕、杀头之祸。因此，他们需采取一定的技巧来艺术化地表达抗日思想。暗示、隐喻、反讽、象征等隐晦曲折的手段被东北沦陷区作家广泛采用。尽管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因为不时流露出较明显的反帝情绪而被捕牺牲。但东北沦陷区文学的抗争之火却终未熄灭，无论环境怎样严酷，它始终能在艰难跋涉中曲折生长。

东北沦陷区作家共计上百人，其创作在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文学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然而，这部分文学却因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文化压制而备受摧残。对于绝大多数东北沦陷区作家而言，“抗战”的时代呼声不能够自由伸张。如果想要“自由”，或付出生命的代价，或遭遇囹圄之灾。被逼无奈之下，大部分东北沦陷区作家只能委曲求全，承受着“欲伸张而不能”的煎熬与压抑，这使得东北沦陷区文学整体呈现出沉重感和压抑性。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一批最优秀的东北文艺青年在“九一八”事变后得以流亡关内，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魔爪，由此保留了抗战时期东北文学的自由血脉。他们中的萧红、萧军、舒群、罗烽、白朗、林珏等在未流亡之前曾是“北满”文坛的主将，是东北沦陷区最富抗争性的“夜哨作家群”的中坚。这些作家再加上当时于关内求学的端木蕻良、穆木天、李辉英、马加、黑丁、高兰等热血沸腾的爱国文艺青年，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作家群”，又称“东北流亡作家群”。其创作发出了反帝抗战的最强音，表现出突出的反叛性和战斗精神，代表了抗战时期东北作家文学的最高水平。

东北流亡作家主要辗转于上海、北平、武汉、重庆、昆明、桂林、延安等关内各地。在整个抗战时期，由于国共政权的抵抗、太平洋战争的牵制等特殊因素，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并未在这些地区取得如在东北沦陷区那样的绝对统治权。他们尚无法通过长期化、体系化的政治高压来遏制东北流亡作家的反帝表达。虽然国统区政府对东北流亡文学曾有过短暂的压制，但主要是配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以及镇压左翼文学的需要。（大部分东北流亡作家都曾是“左联”成员，其作品应视作左翼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王富仁先生谈道：“东北作家群是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旗帜下陆续走向文坛的，他们的基本倾向从来都是‘左’的。”^[25]）但随着国内反帝声浪的不断高涨，特别是国共合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东北流亡作家更是获得了言说抗战的充分自由。总而言之，东北流亡作家自离开东北故土到抗战结束，他们始终处于一种相对宽松的“反帝话语环境”之中。这使得他们可以自由书写东北大地的苦难，旗帜鲜明地表达反帝主题，淋漓尽致地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全面深刻地审视日本侵华战争。东北流亡文学相对于东北沦陷区文学表现出很大的“反帝自由度”，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文学体现出自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