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伯贝克学院的礼堂座无虚席。我勉强在后排找到了一个座位，然后静静地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一时间，我竟突然觉得，也许未来的样子，就和过去一样吧。
“伦敦未来主义者”（London Futurists）社团是安德斯·桑德伯格博士此次讲座的组织者。这个团体类似于超人类主义者的交流沙龙，自2009年起，这个圈子就开始定期会面，讨论有关“后人类时代”的话题：大幅延长人类寿命、上传人类意识、通过药理学等技术手段增强心智，以及通过人工智能、义肢和遗传基因修复等方法增强人体。大家齐聚一堂是为了设想深刻的社会转型，以及人类自身即将面临的转变。让人很难忽视的一件事是，那天到场的人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要不是手机屏幕照亮了几乎每个人的脸，我可能会觉得，这种似曾相识的熟悉场景可以出现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任意一个时间点：某个主要由男性组成的团体，被安排在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某个房间的分层座位中，听某个男人讲述未来。
就在这时，一位中年绅士走上讲台，他那对红色眉毛十分抢眼。这人便是大卫·伍德（David Wood），他是伦敦未来主义者社团的主席，是一位杰出的超人类主义者和科技企业家。伍德是全球首款大众市场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塞班”的联合缔造者，他的公司宝意昂（Psion）也曾是掌上电脑市场的早期先驱。他操着一口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讲道：“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们会发现，人类将会面对更多根本而深刻的变化，数量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10年都多。”然后，他谈到了利用技术来修改大脑，提升人类认知能力的问题。
伍德问道：“我们能否摆脱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些推理方面的偏见和错误？在人类漫游非洲大草原时期，曾经给予人类帮助的那些本能现在是否还对我们有所助益呢？”
这些问题几乎涵盖了整个超人类主义人群的世界观：它将我们的头脑和身体视作一些过时的技术，划归为某种亟待全面检修、陈旧落伍的存在。
这时，伍德向听众介绍起了桑德伯格。桑德伯格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一位未来学家，也是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的成员。在科技投资家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的赞助下，人类未来研究所于2005年成立。在这里，哲学家和其他学者汇聚一堂，思考着人类未来的各种场景。桑德伯格本人与我在YouTube视频中看到的那个行为怪异的虔诚的年轻人很像，只不过现在的他已然40出头，身材略微发福，多少带了些学院派的不拘小节，他穿着皱皱巴巴的衣服，浑身散发着一种放浪不羁而又令人亲和的感觉。
在这场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桑德伯格概述了“智能”的基本概念，并分别介绍了应该如何从个体层面和物种层面来提升智能。他谈到了一些已经面世或是即将出现的增强认知的方法，包括教育、智力药物、遗传选择以及脑植入技术等。随着逐渐迈向衰老，我们会渐渐地丧失获取信息以及保存信息的能力。虽然人类或许可以凭借寿命延长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仍然需要我们在有生之年里，不断地改善大脑的运作方式。他谈到，次优心智的表现会拉动社会经济成本的增加。比如，单单是那些配不上对的锁和钥匙（基于配对它们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致使英国每年损失2.5亿英镑国内生产总值。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人们时时刻刻都会因为一些愚蠢的错误或是健忘等原因，造成很多这样的‘小亏损’。”桑德伯格说。
这种实证主义的极端例子令我感到震惊。桑德伯格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智能就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是生产力和产出的函数。它更接近于计算机可测量的处理能力，而不是什么不可减少的人类物质。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我打心眼儿里反对这种对大脑的解释。然而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又忍不住去反思。单单就在这个早晨，我就因为自己不在线的脑子，浪费了足足150英镑：前往伦敦之前，我早早地预订好了房间。可是到了那里以后却发现，入住日期实际上是我抵达前的那晚，于是我不得不再掏腰包为这一夜的住宿埋单。自从升级成为父亲之后，我就变得有些注意力涣散，甚至变得健忘起来。这可能是很多新晋爸妈都会遇到的烦恼，他们总是因为孩子五花八门的突发状况而睡眠不好、思绪混乱，或是花太多时间陪自己的宝贝看YouTube上的动画片《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Thomas and Friends）。总之，我的信息处理能力、记忆力确实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所以，虽然对桑德伯格演讲中这种以工具主义审视人类智能的方式，我打心底里是拒绝的，却又压抑不住地心动，觉得自己还是乐于接受一些微调的改进的。
这场讲座的重点是，生物医学领域的认知增强技术将有助于获取并保留人类的心智和脑力（也就是他所谓的“人力资本”），能够让人类更好地推理与解决问题。除此之外，桑德伯格还讨论了由此引发的社会平等难题——“公平分配大脑”问题。该问题是说，相比普通老百姓，那些社会中的精英更能负担得起增强大脑的费用。不过，桑德伯格对此却有着不同的见解，他认为那些本身头脑并不太灵光的人，会比天才们从增强技术中收获更多。这意味着，人类智力水平将得到整体提升，使整个世界受益。这听起来有点儿像智能的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
无论是会议组织还是讲座的场景，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我最近才放弃了自己即将沉没的学术之船，因为自由撰稿这一叶小舟似乎不需要承担那么沉重的风险。我曾经耗费了自己并未延长的寿命中的很多个年头，努力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可是走到头，我所遭受的境遇却无情地肯定了当初的自我怀疑：文学博士这一纸文凭可能永远不会帮谁找到像样的工作。
我在二三十岁时，花费了太多时间去聆听讲台上的人的观点。不过，那天桑德伯格讲述的内容，和我以前常听到的那些演讲很是不同。是的，我坐在演讲大厅的后排，尝试着集中精力关注眼前的事情。对于听讲座这种事情，我有着太多的经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真的能和在场的其他听众融为一体，也不意味着这里是属于我的世界。
人机融合，新世纪的末世预言
讲座结束后，这群非同寻常的未来主义者去了布鲁姆斯伯里一家用橡木镶板装饰的酒吧，然后开始畅饮。当我坐在桌前品尝着杯中的苦啤时，不知怎的，这群人突然开始疯传起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超人类主义的书。
“听说，你在写书。”桑德伯格走了过来，很显然他为此感到高兴。他用手指了指我面前桌上放着的一本精装书——它讲的是断头文化史，那天一早买的，我几乎随时都带着这本书。
“这就是你在写的书吗？”
“什么？这个？”我突然有些词穷，不确定自己是否错过了超人类主义者关于冷冻头颅或是时间旅行的晦涩玩笑。
“哦，这是别人写的，”我略显局促地补充道，显然这句话并没有什么意义，“我在写一本有关超人类主义者和相关主题的书。”
“很棒哟！”桑德伯格说。
一时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我几乎就要告诉他，自己正计划写的书，可能并不是他或者其他超人类主义者会认为是“很棒”的书。可我突然又醒悟过来，我就是混迹在这些理性主义者和未来主义者之中的“间谍”，一个怪异甚至显得有些可怜的家伙。我用着“过时”的笔和纸质笔记本，它们就好像是这个由0和1组成的世界的信使。
我注意到桑德伯格的脖子上戴着一条挂有圆形吊坠的项链，看起来并不像那些虔诚的天主教徒佩戴的神牌。我正想一探究竟时，他的注意力却被身旁一位迷人的法国女士吸引了过去，她想要讨论意识上传的问题。
这时，我左侧坐着的那位散发着贵族气质的年轻人转过身来，询问起了我正在写的书。这男孩衣着优雅，头发也打理得一丝不苟。他告诉我，他叫阿尔贝托·里佐利（Alberto Rizzoli），是意大利人。在讨论我的书时，他提到自己的家族曾经也经营过出版生意。直到那天晚上我回到住处，翻看自己的笔记时，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位里佐利想必就是里佐利传媒王国的接班人，也就是说，他正是那位著名的安吉洛·里佐利（Angelo Rizzoli）的孙辈。这位身名显赫的出版业大亨，曾经制作了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导演的电影《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和《八又二分之一》（8½）。现在，年轻的里佐利正在伦敦的卡斯商学院（Cass Business School）读书，同时他还经营着一家为小学教室提供3D打印材料的初创企业。21岁的他，自从十几岁开始就成了一位超人类主义者。
里佐利讲道：“我真的无法想象自己到30多岁时，还没有接受过任何增强改造。”
我已经35岁了，就像但丁的《神曲》中所写的一样，已经走过了人生一半的旅程。可无论如何，我都还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身体强化。虽然桑德伯格在演讲中提到的“认知增强”的概念让我感到不安，但我仍然对这些技术能够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很感兴趣。比如，它或许会帮助我在和这些超人类主义者交谈的时候，摆脱记笔记的麻烦，让我能够使用内置在身体中的纳米芯片记录那些有趣的谈话，并在事后能回忆起所有的内容。此外，这些内嵌式设备或许还能给我提供一些额外的背景信息，比如在这个意大利小伙子说话时提醒我，他的祖父就是“费里尼”系列电影的制片人。
这时，一位身着高档衬衫和运动外套的银发男子坐在了我与里佐利对面。他一身典型的企业家装扮，衬衣上面的三四个纽扣都没有系上。他几乎是把自己贴在了桑德伯格身上，想在他和那位法国女士的谈话间隙见缝插针。同时，他还不忘伸手偷吃桑德伯格小碗里的开心果。这些开心果被一个个丢进他口中，突然，一个漏网之“鱼”滑落下来，滚到了他衬衫的领子上。我看着他将一根手指穿过了两个靠下的纽扣的间隙摸索着，然后费劲地抠出了那粒逃跑的开心果，悄悄把它丢进嘴里。那一刻，我们两人目光相遇，相视一笑后，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原来，他正经营着与职业未来主义有关的生意。我本想开个小玩笑，他那张看起来很精致的名片，似乎对于一位职业未来主义者来说有些老套落伍。不过，我还是决定管住自己的嘴，然后费劲地把卡片塞进我本就鼓鼓囊囊的钱包里。
这位银发男子介绍说，自己最初从事人工智能研究，不过现在是在各种商业会议上担任演讲嘉宾，向各家公司的高层领导者介绍科技潮流，讲述那些将会对他们所在的领域带来冲击的新技术。他说得很轻快，就好像这是一场TED演讲中偏离主题的逗趣内容。他的身体姿态有力又放松，表达出了一种面对那些可怕破坏力的坚定和乐观。他向我介绍了即将到来的变化和机遇，比如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将引发金融市场的变革，律师、会计等岗位也会变得多余，那时，他们昂贵的劳动力将会被更智能的计算机取代。他对我说，未来的律法将会被写入我们生活以及行为的机制，我们开的车会自动给自己超速的驾驶员开罚单。未来甚至并不需要司机或是汽车制造商，因为刚从3D打印机中完成的汽车，就像幽灵船一样能自动从展示室平稳地驶出。这些车能够根据消费者的需求量身定制，并自动前往他们的住所或是公司。
我告诉他，作为作家，我最放心的是，我的工作不太可能在不久之后就被机器取代。我承认，虽然自己可能并没办法赚到大把钞票，但至少没有什么低价高效的小机器能够完成我所做的工作，甚至将我赶出自己所在的行业。
这位男子慢慢地摇了摇头，嘴唇略微颤抖着，就好像在考虑是否让我留有这一点点的自我安慰。“当然，”他承认，“我的意思是，某些类型的新闻采访可能并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特别是那些表达深刻见解的文章，因为人们可能还是想要阅读人类的思想。”
“虽然这些有深度的文章并不会立即遭到威胁，但一些戏剧、电影、散文或小说作品已经可以由计算机程序按要求完成了，”他补充道，“尽管现在计算机所写的文学作品并不出色，但人工智能在这些起初并没有很好表现的领域进步得飞快。”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像我这样的人在未来实际上和其他人一样，都将会被机器取代。我想问，他是否想过有朝一日计算机将会取代演讲这门职业，而未来10年，思想领袖的位置是否还掌控在我们手中。但我很快意识到，无论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何，他都会提出某些自以为是的辩护。于是我索性放弃争辩，转而在这本书中加入了刚刚那段看起来有些细致得过头的描述：他从自己昂贵的衬衫里，掏出了一颗掉落的开心果。想必这样的报复手段，相比那些自动写作机器人庄重而又专业的“文风”而言，肯定会显得荒谬又小心眼儿。
这时，桑德伯格和那位迷人的法国女士还在继续着那场对意识上传研究进展的不可思议的讨论。谈话的内容已经转向了谷歌的工程主管、发明家、投资人库兹韦尔。库兹韦尔曾向世界普及了“技术奇点”的概念：这是一种新世纪的末世预言，认为人工智能的出现将给人类带来一种新的豁免，也就是人与机器的融合，并最终消除死亡。桑德伯格认为，库兹韦尔的“全脑仿真”理论和其他一些理论相比，显得太过粗糙，完全忽视了他所谓的“脑皮质下的混乱意志”。
“情绪！”那位法国女士激动地脱口而出，“他不需要情绪！这就是为什么！”
“这有可能是对的。”里佐利说。
“他想变成一台机器！”她说，“这就是他真正想成为的东西！”
“好吧，”桑德伯格的手探向了自己早已被扫荡一空的零食碗，结果一粒开心果也没摸到，“我也想变成一台机器。不过，我想成为一台有情感的机器。”
重新定义生命
当我和桑德伯格再次说上话时，他对自己想要变成机器的愿望进行了深入的说明，这是一种对硬件优化的渴望。作为超人类主义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桑德伯格凭借着自己倡导的意识上传，也就是现在被称为“全脑仿真”的理论声名鹊起。
桑德伯格坚称，自己并非想马上成为机器。即便在不久的将来会梦想成真（不过他强调我们离这一天还有很长的时间），人类突然可以将自己的意识上传到机器上，这也是不可取的。他谈到了这种突发融合所存在的潜在危险，也就是库兹韦尔等科技大佬们常常会提到的“奇点”。
“我们应该拥有一个很好的愿景，”桑德伯格说，“然后循序渐进地实现它。首先，我们会开发出智能药物和可穿戴技术；然后，获得延寿技术；最后，能够将意识上传，完成外太空殖民等。”他相信，如果我们能够设法让自己免遭死亡与毁灭的命运，那么现今的人性就会变成某种更广阔、更辉煌的现象的核心，并将会蔓延到整个宇宙，“将大量的物质和能量转化为有组织的形式，转化为广义上的生命”。
桑德伯格说自己很早就有了这样的看法，甚至可以追溯到少年时期，追溯到他遍览斯德哥尔摩市政图书馆所有科幻小说藏书的时候。高中时，他曾读过很多科学教科书，不过这纯粹是为了消遣。他还在剪贴簿上记录下了他认为特别刺激过瘾的方程式。他说，那些逻辑的推演以及思维有条不紊的过程都让他感到兴奋不已。那些抽象符号本身，可能比它们所代表的实际意义更让人激动。
你可以从约翰·巴罗（John D. Barrow）和弗兰克·提普勒（Frank J. Tipler）所撰写的《人择宇宙学原理》（The Anthropic Cosmological Principle）一书中，找到大量类似的方程式。起初，桑德伯格看这本书纯粹是为了那些诱人的计算，正如他所说的，是为了看“那些古怪的公式，比如，描绘更高维度下氢原子的电子运动的方程式”。不过，就像一个机缘巧合下偶然拿到了一本《花花公子》杂志的小孩子，可能最终会把注意力放到著名文学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所写的故事上一样，他开始对围绕着这些公式的文字产生了兴趣。巴罗和提普勒的宇宙观本质上是一种决定论机制，这其中“必定存在智能信息处理”，而且它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指数级增长。这种目的论引出了提普勒之后作品中的“欧米伽点”（Omega Point）的概念。这是一种推测，认为智能生命将吞噬并控制整个宇宙，带来宇宙奇点。他认为，这意味着未来世界能够复活逝去的生命。
“这一想法给我带来了很多启示，”桑德伯格告诉我，“生命终将控制一切物质与能量，并计算出无限量的信息理论。对于一个痴迷于信息的少年来说，这简直是太美妙了。我意识到，这就是我们需要为之努力的东西。”
在认识到这一点的那个时刻，桑德伯格摇身一变成了超人类主义者。他说，假如我们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宇宙中的生命数量，并因此无限地扩充将要处理的信息量，那么这无疑意味着人类需要探索外太空，并生存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而想要将这些假想都变成现实，那么很明显，我们需要借助人工智能、机器人、太空殖民等技术手段，当然还有很多他小时候在家乡的图书馆里读到的那些科幻小说中所描述的内容。
“星星的价值是什么？”桑德伯格问道，不过他显然并不想停下来等我给出一个答案，“如果你只有一颗星星，那么这颗星星本身就很有趣。可是如果你有上万亿颗星星呢？那么实际上，它们之间并没什么区别，而且结构也不是很复杂。”他说：“但生命不同，特别是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高度偶然的。你我都有着各自的人生故事。如果我们重新运行这个宇宙，那么大家都会成为不同的人。每个人的独一无二之处正是这一生中积累下来的东西所塑造的。这就是为什么失去任何一个人都是极度糟糕的事情。”
桑德伯格将人类意识转化为软件的愿景正是超越人类限制、成为能够蔓延至宇宙之中的纯粹智能的理想核心。在很多方面，他和我曾在纪录片中看到的那个有些冷酷地进行着某种祭拜仪式的年轻人大不相同。不仅是年龄比较大，在渴望成为机器的路上，他似乎不再那么机械化，反而更具人情味了。
不过，桑德伯格勾勒的未来愿景，对我来说还是那样怪异且令人不安，它或许比我并不信仰的那些宗教观念还要更陌生、更遥远。这种不适感，可能是因为实现这些预言的技术手段，至少从理论上说是能够达到的。我身体内部的一些基本元素对成为机器的这种前景立刻有了反应，我感到有些反胃，甚至有点儿恐惧。在我看来，太空殖民把宇宙融入我们的科研项目之中，只是在把人类那毫无意义的对意义的坚持强加到无意义的虚空之上。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情会比把一切都强行赋予意义更荒谬。
桑德伯格脖子上的项链非常引人注目，那枚看起来很像天主教宗教勋章的银色吊坠儿，给他增添了一些他本人已然放弃的宗教徒气息。项链吊坠上面蚀刻的是，在他死亡之时，该如何冷冻悬置来保存他的遗体的指示。我明白，这是他和很多超人类主义者的共同愿望：他们的身体会在死亡之际躺入液氮中，直到有一天，未来技术能将他们解冻、复原，或是有一天，他们头颅内部那1.5千克重的神经网络能够被移出，并通过扫描将贮藏在其中的信息转化为代码，上传到一些新的机械身体之上。从此，他们将不再受衰老、死亡和其他一切人类缺陷的影响。
按照那个大吊坠上文字的指示，桑德伯格的遗体将会被送到美国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一个名为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Alcor 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的地方。巧的是，这个大型冷冻厂的运营者正是迈克斯·摩尔，没错，就是写下《致自然母亲的一封信》的那位迈克斯·摩尔。这些超人类主义者在过世后会被送到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这样，有一天他们的死亡就可能被“撤销”。在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永垂不朽”这一抽象概念终于有了实际意义。我本人也想去拜访一下，去看看那些悬浮着的不死之身，或至少说是冷冻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