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师法与家法问题探微

关于汉代经学的“师法”与“家法”意义所指，晚清时著名经学家皮锡瑞（1849—1908）的解释是最为通行的观点，成为经学史上的常识。皮氏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著《经学历史》，^[1]其中说：

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师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也。^[2]

这种解释影响很大，为后来大多数经学史论著沿袭。如宣统三年（1911）姚洵发表《汉经师家法大指说》，提出：“先汉多言师法，亲相授受，见而知之，后世所谓师承；后汉多言家法，私淑遗书，闻而知之，后世所谓宗旨。”^[3]又如日本学者本田成之著《经学史论》，就根据皮锡瑞的解释，更加明白地表述道：“由一师所传的教授”叫作师法，“而复分派”叫作家法，“最初的唤做师法，在后的为家法”，“即大宗和小宗的关系”^[4]。马宗霍撰《中国经学史》谓：

今以《汉书·儒林传》证之，凡言某经有某氏之学，大抵皆指师法，凡言某家有某氏之学者，大抵皆言家法。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此为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则家法也。^[5]

此即袭用皮氏之说。^[6]

皮锡瑞《经学历史》一书，曾由周予同于1928年做过注释，便于读者研习，数十年中迭经重印，是现当代最为流行的一部经学史。^[7]皮氏观点的流行，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皮氏之说有两个要点：第一，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第二，师法和家法是源流的关系，师法是源，家法是流，先有师法，后有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但是这些观点，其实并非皮锡瑞本人的发明。

在皮氏活动时代之前约一百年，著名学者王鸣盛（1722—1797）在他的名著《十七史商榷》中，撰有《师法》一条，略谓：“汉人说经重师法……又称家法，谓守其一家之法，即师法也。……盖前汉多言师法，而后汉多言家法。不改师法，则能修家法矣。”^[8]王鸣盛的解释有开创之功，确立了此后二百年间，讨论汉代经学师法与家法问题的基调。后世关于师法、家法的解释，万变不离其宗，追源溯始，都出于此。

皮锡瑞关于师法和家法的解释，上文已经归纳为两个要点。这里据见闻所及，举出皮氏之前学者关于师法、家法问题的相近阐述，可以清楚地看出皮氏说的渊源由来。由此也能说明皮氏的观点，可以代表清代学者关于汉代经学师法与家法问题的基本见解。

甲、皮锡瑞：“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

王鸣盛：“盖前汉多言师法，而后汉多言家法。”^[9]

阮元（1764—1849）：“前汉多言师法，后汉多言家法。”^[10]

赵春沂：“大抵前汉多言师法，而后汉多言家法。”^[11]

蒋湘南（1793—1854）：“西汉专称师法，而无家法之名……不言家法，东汉乃专称家法矣。”^[12]

缪荃孙（1844—1919）：“东京经术盛于西都，而其守家法益严……盖前汉多言师法，而后汉多言家法。”^[13]

乙、皮锡瑞：“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家法从师法分出。”

王鸣盛：“不改师法，则能修家法矣。”^[14]

赵春沂：“有所师，乃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15]

缪荃孙：“不改师法，则能修家法矣。”^[16]

关于师法、家法的解释，虽然在皮锡瑞之前已有学者为之先河，但皮氏亦有新的内容增入，即将师法和家法作了具体的落实。后人无论赞同或是反对他的观点，都曾受到以下这段论述的影响，并把它作为讨论问题的基本框架：

师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也。

在笔者看来，皮锡瑞关于汉代经学师法与家法的解释，上文归纳的两个要点都存在疑问，有重新讨论的必要。只是汉代史书率多遗佚，一代学术之详细曲折，多湮没而不彰，存世文献中关于经学师法、家法的记载，又多语焉不详。学者研究此一问题，仅可凭借蛛丝马迹，仿佛其模糊影响，可谓艰辛之至。笔者学识浅陋，不敢妄称有所窥见，力图征诸史传，折衷群言，间下案断，献愚者千虑一得，谨供学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