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民族志的成长——记“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讲坛（第三届）”会议（代序）

刘谦 赵旭东

2016年10月1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的“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讲坛（第三届）”在北京香山首农会议中心举行。本次讲坛的主题是“微信民族志、自媒体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的出现，无疑已成为当下国人不可回避的文化实践。正如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教授在本系列丛书的总序中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学就是去发现新的文化类型的冒险之旅，因为人类依赖于文化而生存，而人们对文化的创造也从未停歇。人类学应当以“勇往力行之意”去回应时代脉搏，对涌现的新的文化模式给以收集、关注和解说。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在微信推出的第七个年头上，“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讲坛（第三届）”将议题聚焦于微信、自媒体这一当前社会标志性技术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人类学研究者，正面临着社会科学研究与自媒体相遇所经历的新的知识生产过程。发端于通信技术革新的微信产品，以其强大的即时数据传送功能，为广大移动终端用户提供了发声、展示、观看、互动的平台，强化了人们基于网络的时时共享和跨越空间的连接方式。在全民微信的时代，人们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多声道格局扁平化所蕴含的话语力量；另一方面，线下互动及其投射出的社会结构依然可以在微信空间得以再现。而知识的生产，甚至消费，在这一历史洪流中，从信息处理到多元解读，乃至即时呈现与相互激发都发生了与传统知识生产过程不同的路径与阐释体系。关注微信促动下人与人产生关联的新格局，以及由此波及的自我认知、社会结构变迁和当代知识生产的时代特征等，成为本次会议的热议主题。

本议题一经提出，就获得了各界学人的热情关注。会议当天本应秋高气爽的北京，却是雾霾当空，然而与会者的热情却大有驱散阴霾的气势。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大学、上海大学、吉林大学、贵州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三十余所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民族研究》《世界民族》《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学术媒体等各界同人，共计一百余人参与了此次会议。

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们通过自媒体的技术手段，投入极大的精力，怀着饱满的热情在借助新的人群互动形式做一种人类学互惠意义的敞开式交流。学者们以及所有对人类学的理念怀有偏好的同仁们，在微信群中时时互动，借此交流信息、分享感受、品评作品，形成了中国社会中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新格局。可以这样说，中国社会中自媒体通信方式的普及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种文化书写的新形式的微信民族志的出现，使原有文化秩序中时空意义发生转变的同时，也在重新塑造着以研究异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学科自身的成长、转型与发展。

正如赵旭东教授在开坛致辞中提出，如今田野资料来源多样化，如何把材料拼成崭新的人类学图景，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刘少杰教授也指出，人类学同社会学相比更注重的是文化与田野。可见，此次会议彰显了人类学敢于探索前沿问题的胆识与魄力。庄孔韶教授则回忆了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之初的情景，其过程也是与网络、通信现代化息息相关，并对现阶段网络研究从哲学到技术层面的探讨进路提出建议。

本论文集在五十余篇参会论文基础上，共选录了二十一篇优秀论文纳入本集。这些论文议题广泛、研究新锐，具有较强的反思性。其中很多文章已被《探索与争鸣》《思想战线》《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社会学评论》《新闻与传播研究》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正式发表。微信民族志时代悄然来临似乎已成为作者们的共识。在此基础上，作者们就微信民族志方法论意义及其面临的挑战，互联网与微信对当今人们的互动模式，社区动力机制的影响，以及网络暴力、快手软件等热点网络事件进行理论分析。其中有相当比例的文章来自年轻教师、正在就读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他们不仅与互联网在青春岁月中共舞，作为学者和未来的学者，也努力对这一重要社会现象进行理论性反思。可以说，他们的作品为微信民族志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从这个角度讲，论文集无论从研究内容到作者群体，还是从主要议题到研究角度，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本次会议的精神实质。在论文集的最终呈现方式上，按照文章主旨领域分为三个篇章：微信民族志之认识论反思、微信民族志之社会发展影响、微信民族志之日常生活实践。

“认识论反思”篇，直击“微信民族志”主题，主要讨论以微信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在人们正在经历的文化转型时代中，对世界的体察、对学科的担当、对民族志方法的认识与实践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赵旭东认为基于互联网的微信书写使得人们的基础生活开始遭遇到频频颠覆，比如，平面化世界日益突显、时空碎片化、去中心化等，从而倒逼着社会结构的种种转型。以往团体性生活的基本模式和人类共同体的世界共同体的场景想象发生了改变。这种状况预示着微信民族志时代的来临，它是基于文化转型而有的一种觉悟。方李莉则认为，虚拟空间的出现引导人类学研究境界的变换：人类学正在经历从对人的身体研究到对人的“灵”和“慧”的研究；从对社会生态的研究到对社会心态的研究；从对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研究到由人的情感世界构成的象征体系之间的互动研究等方面的转型过程。唐魁玉、邵力则以大学和学界微信朋友圈为民族志研究对象案例，尝试对当下微生活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意义及其社会记忆功能进行分析。陈学金将微信技术视为新的整合技术，并表征和助推了整个社会的文化转型——一种对个体、技术和理性的极其推崇的现代性意识，同时，必须关注微信生活与盛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密切关联。王美芬、陈浩、田佳等学者则聚焦在对微信时代背景下，面对海量的信息、即时的传播、多声道的互构，如何确立微信民族志的学术合法性和知识话语体系提出思考。

“社会发展影响”篇，收集了七篇从社会聚合、社区动员、网络公共参与等中观层面讨论微信及其社会影响的重要论文。这些论文或基于田野工作，或基于案例研究，对近来以互联网、微信为重要载体的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并特别对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如何理解社群、公私分野、网络中的身份与亚文化等，提出见解。牛耀宏在甘肃陇南F村田野调查中发现，“为村”公共平台成为承载村民们自由发表意见的网络公共空间，重构了当代农村的公共生活的内容与形式，使乡村社区公共生活得到复兴与认同建构。刘忠魏抓住2016年7月19至20日XT遭遇特大暴雨并引发灾害的“话题事件”，在即时参与当地“源生事件”的网络观察中，解析“围堵—围观”引发的结构的“突破”与“吸纳”，形成“纠缠”与“交融”的结构性“聚合”，并在“分离”与“抑制”中“恢复”结构常态的社会过程。辛允星、李洁则以近年三起典型的网络暴力事件为案例，对网络暴力通常经历的曝光、升级、平息三个阶段进行描摹，并分析认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发展，社会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传统的熟人社会形态正在变得支离破碎，而现代公共社会空间却没有得到较好的培育。人们通过在网络上集体攻击与自己并无任何交集的陌生人，来宣泄对不符合个人价值观念和社会主流道德规范行为的不满和愤恨。若要使网络不蜕变为一个发泄不满的非理性空间，需要呼唤“交换评论与批评的理性场所”和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公共空间。在网络与社群兴起方面，姬广绪在回顾互联网人类学理论起点、发展历程基础上，指出当今国人基本的两重身份：“社会人”和“网络人”，并在两种身份间穿梭互构，以趣缘为纽带所形成的同质化的个体借助虚拟的网络所形成的“群”与现代所倡导的涂尔干式的有机团结的“社会”共存。娄芸鹤则关注网络实践对线下实践的真实影响。她认为在由“新社群”们所建构的网络生态环境下，群与群之间、群与各行各业之间跨界融合所催生出更多的新需求、新模式、新产品和新科技，推动现实社会中的各行各业也在此环境下不断优化组合、创新重构，从而再产生出更多的人类物质文化新成果的动态发展过程。吴震东的文章更聚焦到网络亚文化内部，认为网络亚文化带着先天的风格化、个性化因子在微动力的作用下呈现出流动性与连续性，与主流文化并置。这让享有共同文化经验的人群成为“文化共同体”的平台成为可能。叶韦明从研究方法上提出了更多建议，认为由于线上社区可以由核心行动导向、社区成员关系的强度、消费或制造取向、社区的建构导向四个维度进行分类，因此，可以通过绘制线上社区“地图”的方式，描绘线上社区的分类、人群的特征。

“日常生活实践”篇则侧重对普罗大众正在日常生活中亲身经历的朋友圈、微信红包、“玩梗”、粉丝文化等诸多生动实践进行解读，体现了人类学将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通过陌生化处理，给以文化自觉反思的学科意识。刘谦、陈香茗通过对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两个群体微信社交中的差异揭示，进一步指出种种差异不仅仅是人和技术互动的结果，更是以互联网为媒介，在教育背景、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等方面鸿沟的再加强。而两个群体正在经历的不同生命时间的节奏与步伐，也为理解他们微信社交差异产生的机制提供一个解说的视角。付来友对日益普及的微信红包进行了饶有趣味的人类学研究。他认为微信红包是一种礼物形式，同时又与金钱相连。在传统上，金钱既具有富贵的象征，更具有流通的功能，但同时，也正是因为它的流动性，会带来禁忌与不确定性。而微信包装下的礼金，既祛除了物“脏”的隐喻，在随机分配的金额中，将金钱多少的风险和表达亲疏关系的掐算与礼金送出者剥离。微信红包正是给人们在带来文化上的便利中，大获全胜。张倩怡、陆烨则对青少年群体中流行的“玩梗”、粉丝团活动进行了研究。张倩怡以ACG文化中的“梗”为样本，选择百度贴吧、豆瓣、新浪微博、知乎等社交网站中的 ACG文化集中区，对“玩梗”实践进行网络田野考察。她将“梗”定义为一种依存于ACG文化群体内部知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群体日常交流的网络“亚文类”。在使用中，“梗”常被从初始语境中抽离出来，人为地挪用到其他语境中进行改写或再创造，并经由交流双方共有的背景知识或经历，对其所指幽默或隐喻修辞达成某种默契的再认。陆烨以“加油男孩”（TFBOYS）粉丝群体为例进行分析，为如何理解粉丝看似略带疯狂的追星活动中，如何在污名与匿名间穿行，并追寻价值与意义提供了一份解读。她认为在自媒体的掩护下，粉丝与粉丝之间可能是熟悉的陌生人。当日常陪伴的人无法理解你的爱好和情感时，朋友、家人之间也可能是熟悉的陌生人。所以污名和匿名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场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的较量。杨宸就“快手”APP进行了案例研究。快手APP，以其独特的“移动短视频社交应用”的媒介性质进行运作，通过扩大了的网络主体将日常生活片段引入其视觉呈现体系，“生产”出了一个“非现代”“欠发达”的“地方性”共同体世界。在和农村勾连起来的同时，也加剧着对农村的污名化。要打破这一困境，有必要丰富网络媒介与网络主体的运作与互动。张洁则从2016年三个月的朋友圈互动中总结出热点话题，比如明星婚礼、女排精神等，将微信自媒体作为当下社会热点和文化表征进行理解。孙信茹将焦点汇聚在一群普米族乡村年轻人的微信实践中。她发现，借助微信使用，个体在生活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之间自由转换。乡村青年的个体意识与族群信念得以交织融合，并实现了村落内部和村落外部更为紧密和多元的互动。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自2012年4月举办首届“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论坛”以来，协同国内外人类学及相关学科机构，共同打造这一人类学者相互交流的平台，以期倡导中国人类学的新趋向、新问题、新模式。“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讲坛（第三届）——微信民族志、自媒体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作为其中具有历史刻度的一环，以本论文集的方式得以凝结与展现。祝愿“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讲坛”交流平台，成为“迈向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视野与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