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循环互动
在世界经济中，国家之间不断发生交换互动，包括贸易、金融、劳务、技术、信息、情报、知识、教育、文化、思想、政治、军事等多条路径，构成国家间循环。国家之间互动交换具有得失差异，发达国家经常获得净收益，发展中国家经常承担净代价，一不小心甚至滑入“成长的陷阱”。美国向全球开放消费品市场、长期逆差、1990年后物价高度稳定，不生产什么却什么都优先享受；中国攻占了全球市场、长期顺差、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什么都生产却要出境游才获得享受。这不是被强迫的，得失差异却很显著。到底为什么？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5.1.1 国家之间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循环
2015年全球GDP为77.3万亿美元，贸易总额为33.25万亿美元，全球平均开放度43%。中国贸易总额为39569亿美元，GDP为1086450亿美元，开放度36.4%。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22987亿美元、进口17003亿美元，实现货物贸易顺差5984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2882亿美元、进口4248亿美元，实现服务贸易逆差1366亿美元。中国内外交换的基本状况是货物流出而虚拟服务流入，是耗散结构。2014年，世界贸易总额约45万亿美元，其中货物进出口35.27万亿美元，服务贸易9.8万亿美元。
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也称世界贸易、国际通商、进出口贸易，是指跨越国境的货物和服务交易。进出口贸易可以调节国内生产要素利用、国际供求关系和世界经济结构等。国家之间交换的理想状态是增进国内利益，产生经济溢出效应。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必然增进每一方的利益。可是，在国家之间的交换中，只有获得更大的利益份额一方，才能通过交换推动本国相对竞争优势的提升，产生溢出效应。否则，对自己是绝对有益的，可能对贸易对象国更有益，从而对本国相对不利。提高贸易开放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争取更大利益份额才是贸易的基本要求。如日本对美国贸易长期顺差，但是日本从1990年开始长期经济停滞，美国经济健康增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为南美国家提供市场，但是南美国家辉煌了一阵子，也就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了。就我国而言，20世纪90年代政府通过住房、教育、医疗、福利，以及所有权等“甩包袱”改革，扩大劳动力市场供给，压低工薪收入水平，取得出口价格竞争优势，曾赢得4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我们无疑获得了绝对的经济溢出效应，问题是我们是否获得了相对更大的利益份额呢？在当前条件下，我们是否还需要极力扩大贸易额呢？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就贸易竞争而言，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要素、价格和技术。如果劳动力成本低，就具有劳动要素优势，从而有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矿产等初级资源价格低廉，就具有自然资源要素优势，从而有利于发展初级工业。要素优势其实就是基础产品价格优势，带动要素使用规模的扩大，推动要素高消耗产业兴盛。价格优势，就是以更低的价格赢得更大规模的出口份额，从而带动相关产业规模的扩大。技术优势，以技术门槛阻止竞争对手的进入，从而产生一定的垄断优势，赢得垄断收益。在传统产业领域，技术优势主要表现在生产成本下降、生产效率提高，从而取得价格优势；在新兴产业领域，技术优势主要表现在创新产品、满足消费需求，取得领先优势，刮取市场浮油，通过垄断高价获得高回报。
无论竞争优势来源如何，取得竞争优势，就能扩大自身在特定市场中的份额，最终表现出市场竞争优势。在这个过程中，要素优势、价格优势和技术优势三者是叠加的。要素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价格优势，从而取得出口价格竞争优势。在要素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技术优势能够提高要素利用率或者提高要素利用的适宜性，从而加强和发挥要素优势，使之产生价格优势，更有利于取得出口价格竞争优势。如果技术优势显著，就具有定价权，价格优势就是垄断表现。特别地，如果性价比特别高，进口商完全不会把价格放在首位。
5.1.2 国家之间的资本和证券价值循环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56.7亿美元，占全球的9.9%，境外企业资产总额为43700亿美元，贡献税金311.9亿美元；来华直接投资1263亿美元，累计直接投资总额为18347亿美元。我国的内外资金流动规模是比较大的。各国资金不是只要发生内外流动就是好的，只有增进收益才是好的。2014年，中国海外净资产为2万亿美元，净投资亏损298亿美元；日本海外净资产为3万亿美元，净投资收益1780亿美元；美国海外净负债4.5万亿美元，净投资收益2288亿美元。[1]各国内外资金流动的实际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
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 Finance），就是国家和地区之间货币资金的周转和运动，是由它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联系而带动发生的。国际金融由国际收支、国际汇兑、国际结算、国际信用、国际投资和国际货币体系构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国际贸易引发国际收支，国际收支产生国际汇兑和国际结算，从而形成国际金融。然而国际金融不限于由贸易引发，国际投资、国际援助和国际信用等都会引发国际金融活动。
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国际贸易形成内外交换的物质流，国际金融形成内外交换的价值流。在交换环节，无论是物质流还是价值流，互惠是实现交换的必要条件。超出交换环节看，发生交换是有前提条件的，如3843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迫使我国购买美国国债、投资海外、进口商品等，使流入流出价值实现对冲。形成贸易物质流的条件则更加复杂，难以一言以明之，但最终优势可以归结到要素、价格和技术等方面。从1976年开始持续扩大货物贸易逆差，没有理由认为美国缺乏竞争力，也没有理由证明美国是愚蠢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大规模扩产和净出口换回外汇储备，也并非就是明智之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日本、南美等许多国家都经历过依靠美国市场发展经济的阶段，也都经历过过量外汇储备的瓶颈和困局，有的国家甚至至今都难以摆脱这样的困境。
国际资金流有多种类型：①与货物和服务贸易伴生的，包括货物进出口，运输、旅游、通信、建筑、保险、金融、信息、特许、咨询、广告宣传、影视等服务；②劳动报酬和投资收益；③政府转移；④直接投资；⑤证券投资；⑥其他投资；⑦储备资产；⑧热钱流动；⑨教育、科学、知识、文化等人文活动；⑩安全、执法、粮食、环境保护、国际援助等公共社会事务。各种类型的资金有对应流动的，也有交叉流动的，有伴生的，也有衍生的，构成国家资金内外流动的许多路径。
5.1.3 教育、科学、知识、文化要素的国际交换
我们既要当好学生，更要当好主人。当好学生学习世界上一切文明，当好主人谋求中国人民的全部福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2]如果以往主人当好了，也就不用习总书记来强调了。就是因为存在一些出卖利益、奉送利益的情况，才需要领导人来制止。
国内外教育交换的主要形式是留学，近十多年来，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快速增加，2003年不足12万，2007年约15万，2008—2014年以来的情况见表5-1。出国留学的主要国家是美、欧、日，来华留学的主要国家是亚、非、拉，向发达国家学习是全球留学生的主要流向。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来华留学，留学生的增加都有益于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人员、文化、科学技术交流，从长远看，对增强我国的软实力是十分有益的。
教育不仅是国际政治问题，更是经济潜能培育问题，教育也是要算经济账的。一般估算出国留学的人均年费用为20万—25万元人民币，是国内受教育费用的13—15倍。就家庭而言，出国留学是个人选择，无可厚非。就国家而言，出国留学人数增加，是本国教育资源无法满足需求的表现，也是出国留学和国内学习厚此薄彼、过度激励留学政策的反映。
表5-1 2008—2014年以来我国出国和回国留学人数统计
教育培育人才，却可能楚才晋用。中国有广大的胸怀“放出去”，认为人才外流，可以先为他国服务，以后祖国强大了再回流。当今中国有钱了，确实制定出吸引留学生回国服务的“百千万”极端激励措施。可是，为了吸引每年30万出国留学生回国服务，却冷落了每年750万国内大学生，并且极端激励的可能是投机牟利分子。这种激励政策不仅不谋全局仅谋局部、偏废扭曲，而且鼓励私欲投机、弱化国家意识，价值导向是病态的。
科学、技术、知识、文化等要素，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它们不是以替代的方式，而是以融入或更新的方式被吸收，增强学习者的能力。拥有更强学习能力者能够更快更好地通过学习对手的知识、技术和科学，增强自身的力量并超越对手。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家是成功学习的典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通过学习美国，逐步追上美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日本在大规模产业领域甚至超越了美国，1977年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1961年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及中国香港效法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韩国创新赶超，使韩国成为新兴技术国家，许多领域超越了日本。只有数百万人口的以色列，承接美国的技术援助，创新成为全球第五大军工强国、第二大软件大国。
科学、技术、知识、文化、教育等要素交流，具有显著的得失。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交流，使发展中国家学到东西、得到提升，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恩赐。实际上科学技术合作并不是无私援助，我们以往的认识确实很天真。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与西方国家有较大的技术差距，科学技术创新项目搞得如何，从领导人到工程师都很相信西方专家的评价。于是一旦接触西方专家，中方就赶忙清楚汇报，唯恐得不到西方专家的首肯。结果是一箭三星发射技术、两步发酵法维生素C生产技术、柞蚕流行病治疗药品及使用技术、宣纸生产技术、景泰蓝生产技术、中国大豆种子（捐赠美国）、英雄/金星不锈钢笔套抛光技术、女儿红酿酒技术、梅山种猪、胱氨酸生产技术、中国两系/三系杂交水稻制种技术（包括2优838、D优527、2优培9）等一大批全球领先技术，都通过国际交流而无私奉献给发达国家了。不仅科学技术交流有得失，文化交流同样也有得失。如果通过文化交流增强了民族凝聚力、自信心，促进了本国文化的进步，对本国就是有益的。反之，文化交流后使本国失去了价值方向、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抑制本国文化发展，对本国就是有害的。国际交流既要有广阔的胸怀，更要有自我价值的提升，绝不是没有自我选择的。
科学、技术、知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国际竞争，最终归结为国际专业人才的竞争。科学、技术、知识、文化的硬载体是书籍、影视、传说，活载体是人才。只有激活人才，科学、技术、知识、文化的硬载体才会产生“知识力量”，否则，只能作为知识库存。知识库存不会自发产生力量，如拥有“四大发明”的领先知识，并没有让中国在近代更加强大，而是陷于落后挨打的境地。如何增进人的活力，不是有无科学、技术、知识和文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科学、技术、知识和文化的问题。从历史角度看，发达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文化并非就是激发人的活力的力量，也可能会成为抑制多数人活力的力量。如清朝后期慈禧的地位越来越高，统治越来越成熟，腐败越来越盛行，思想越来越僵化，落后挨打的局面也就被营造得越来越强，最后也就真的落后挨打了。
5.1.4 国家之间的其他方面经济循环交流
除了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人文交流等国际主流活动外，影响国家经济的还有许多其他的交流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政治。公共事务有海事、海洋、极地事务，大气环境保护、地球环境法律与制度建设，知识产权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双边事务有双边政策对话、事务磋商机制、司法协助、执法合作、反腐败、反走私、海关执法合作、签证便利；国际义务有维和行动、国际救灾、国际援助、支持全球减贫；增进交流有人员与信息交流、负责人互访、执法务实合作。
（2）国家安全。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水资源安全、大气安全；民事安全事务有海事安全与行动、运输通道安全、交通安全、航空合作；网络和信息安全；军事安全、重大国际安全及其他防扩散问题。
（3）能源和环境。清洁炉灶和燃料、清洁能源、分布式能源、能源安全合作、核安全、土壤修复、森林恢复，等等。
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控制分歧点，扩大合作面，寻求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是理所当然的美好愿景。问题是分歧点如何控制，是一有分歧点就极力消除，还是不回避分歧点的存在，寻求和而不同的共存呢？一味寻求两国无分歧点，实践效果如何？回避局部分歧是否就是顾全大局，是否能够顾全大局，是否必然顾全大局？这样的问题必须有一分为二的准确把握。以往的实践表明，我们希望与美国减少分歧，可是分歧却由少增多、由弱增强。2012年以来，国家的外交路线有所改变，与美国有分歧就放到桌面上，美国倒是进进退退、犹豫了起来。可见，敢于直面分歧，并没有增加中美冲突。2014年3月17日，俄罗斯从乌克兰手中收复克里米亚，美国和欧盟恼羞成怒而发起制裁。2015年10月1日，俄罗斯开始空袭叙利亚反对派，强硬驱离欧美在叙利亚的势力，10月5日德国承认俄罗斯拥有克里米亚，乌克兰局势反而缓和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朗就一直是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2003年后又产生了伊核问题，美国要制裁伊朗，内贾德[3]总统与美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相对温和的艾哈迈迪继任伊朗总统后，美国抓紧伊核谈判，2015年11月24日达成协议。伊朗前后国家领导人从不同的方向致力于维护伊朗的国家利益，没有直接付出经济代价，没有付出政治代价，没有付出尊严代价，却赢得了国家利益，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国家尊严。
中国要维护自身的利益，仅仅认识到西方有两重标准是不够的，中国的事情也不需要西方来裁判，只有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利益，才能展现决心和意志，才能产生力量和斗志，才能不辱使命、赢得对手的尊敬。中美夫妻论，没有感动美国；购买美国，只能博得他人一时之欢；承诺不挑战，并不能取信于人；百般示弱，引来美国重返亚太。反面的教训，我们已经有很多，处理大国关系，更要有大国尊严。以为韬光养晦就能麻醉竞争性大国，确实低估了对手的智慧了，而韬光养晦中流失的空间，以后需要加倍努力才能取回，一旦有所进取又会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依据。大国应当以诚相待，让世界知道中国的是非价值判断，维护国家利益坚定不移，从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开始展现中国的决心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