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从经济循环路径跨越看经济转型
经济成长不是一个跳跃过程，而是一个渐进演变过程。经济转型是从一种经济类型向另一种经济类型的转变过程，两种经济类型尽管有显著差异，转型过程依然是要求渐进的，需要架起从一种经济类型转向另一种经济类型的桥梁。
4.4.1 从资源—劳力型经济转向知识—资本型经济
4.4.1.1 发展什么经济取决于条件和社会选择
改革开放之初，人力资源充足，劳动成本低，资本严重不足，受教育水平低下，市场需求大于供给，发展经济确实需要“为无米之炊”。加大用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是当时的社会条件所迫，也是正确的社会选择。加上当时国际上对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旺盛，国际市场能够提供成长空间。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成长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填满了国际市场剩余空间，而且资本也不稀缺了，受教育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新的社会条件为社会选择创造了新的可能。可是，我国的实际选择却是通过去福利、增负担、弱保障的“三座大山”（即医疗、教育、住房三项改革）把劳动力驱赶到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继续维持低工资状态。这样的选择，确实延续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但是这是逆历史潮流的，恶果也逐步呈现出来了。如造成“大学生就业难”证实“读书无用”，知识劳动严重闲置和浪费等。中国社会需要针对资本充足、劳动成本上升、受教育水平高、市场供过于求、环境保护刚性等新的状况和未来趋势，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正确选择。
4.4.1.2 新兴技术平台为经济转型提供强大的驱动力
互联网、物联网、交通网、电网、通信网的多网全覆盖，数据资源加速倍增必将成为最重要的新兴战略资源。知识、智能、算法等越来越成为挖掘经济价值的主要手段。在这样的技术平台上，传统的自然资源密集、劳力密集、资本密集类型的经济份额将萎缩，新兴经济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只有转向新兴领域和主流经济，才是经济转型的正确方向。从劳动密集转向自然资源密集、从自然资源密集转向资本密集等都是过去的形态，无法超越，无法紧跟，只能从一个角落被甩到另一个角落。政府只有加速新兴技术平台的建设，把更多的资源从救济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激励新兴产业，“全民创业”才能顺应时代的要求。
4.4.1.3 中国必然转向知识—资本型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从初级到高级，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密集再到知识密集，经济演进从来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在资本匮乏、技术落后、产业基础薄弱、市场低迷、失业泛滥的条件下，为“无米之炊”的政府，只能通过扩大用工解决就业、启动经济发展，发展资源—劳力型经济是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按照经济的逻辑，资源—劳力型经济发展必然以资本的高收益为前提，必然引发资本的集中、贫富差距的扩大，必然导致资本密集型经济紧随其后。然而，贫富差距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更加突出，以人为本必然战胜以钱为本，知识—资本型经济必然成为主体和主流。从资源—劳力型经济逐步转向知识—资本型经济是必然的经济转型方向。
4.4.2 中国经济转型不仅是被迫的而且是必然的
4.4.2.1 中国是资源—劳力型经济的典型
1978年以来，我国大力发展的是体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高消耗产业。从动力取向上看，我国经济主要是由劳力和天然资源驱动的。从经济构成看，2006年我国用全球21%的人口、16%的能源、28%—32%的大宗矿产资源，并且付出生命代价[4]和健康代价[5]创造出来的GDP仅占全球的5.7%，人均GDP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4。2015年我国大宗金属矿产消耗量占世界总量的1/2以上，人口占全球18.9%，当年我国GDP仅占世界的13.15%，单位GDP的矿产消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9倍以上。无论从静态的经济构成看，还是从动态的动力取向看，有关数据都清楚显示这个阶段我国是资源—劳力型经济的典型。
4.4.2.2 中国不可持续发展资源—劳力型经济
（1）发展空间太小、成本太高。在全球经济中，以农业和制造业为主的资源—劳力型经济约占18%，竞争性国家总人口占全球80%，这就决定了这类产业内部竞争激烈、成长空间狭窄，不能满足中国的发展需要。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森林面积、人均矿产资源等分别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3、1/8、1/3，我国的资源条件根本无法支撑这种经济持续发展。此外，资源—劳力型经济的技术水平低，使技术人员在岗浪费52.7%、大学生就业难、人才高消费、人才流失等[6]，并且产生高污染，环境代价大，让我们付出社会、文化、道德等诸多代价。这样的发展成本实在太高了，中华民族承受不起，也不应该承受。
（2）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生产目的。我国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降至2008年的48.8%再回升到2015年的51.2%。比较世界平均水平的75.8%、低收入国家的79.7%、中等收入国家的71.7%以及高收入国家的81.5%，我国的消费率水平是特别低的。其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我国从1978年的39.9%下降至2008年的31.2%，比较世界平均水平62.5%，更是低下。我国的消费政策背离了生产目的，是在为生产而生产，是以物为本的生产、以钱为本的生产。
（3）背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是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2008年世界平均占70.9%、美国占82.7%，但是2008年我国仅占40.1%。2015年，我国的投资率约为83.05%，绝大多数国家的投资率低于34%，发达国家的投资率通常为25%上下。所有数据都清楚显示，我国的经济配置已经被严重扭曲了，我国社会资产最终消费品产出率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勤勉劳作，又如此低效的基本原因。背离世界大趋势的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是十分不合理的，迷失了经济的目的。
4.4.3 转型必然缩小经济同质性增强差异性
4.4.3.1 区域差异决定经济差异
中国已经尝够了经济同质性的苦头。区域经济同质或称同一，导致国内同业竞争激烈，出口价格低迷，进口价格高昂，即所谓的“凡是中国进口的，价格就高；凡是中国出口的，价格就低”。以往若干年，一些财经界领导人以为这是中国的实力表现，殊不知这是中国重大经济利益的流失。
中国完全没有理由搞同质性经济。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13.7亿人口，56个民族，大陆地处北纬3°51′—53°33′、东经73°40′—135°05′间，海拔高差8844米，年均降水量从新疆155毫米到广东的1800毫米，区域差异巨大，区位地理特征很不相同。如此巨大的差异，发展同一性、同质性经济，就不是因地制宜，而是主观盲动了。遗憾的是，当前的状况还真的是全国经济同质性程度很高，以致主体产能严重过剩，同时许多产业发展不足，经济结构调整根本就没有多大的弹性空间，资产沉没与新兴产业激烈冲突，无法调和。
4.4.3.2 “万众创新”必然形成差异
中国人口占全球的18.9%，巨大的人口资源决定了中国不必像新加坡那样只能集中发展若干产业，决定了中国有条件主动竞争各个产业，决定了中国有条件在多层次上展开竞争。也只有这样，才能与中国的区域差异相匹配，与中国的人口素质分布相匹配，才能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在改革开放后的35年中，中国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不仅造成这些领域的过度发展而加剧内部竞争、降低产业效益，而且造成知识资源、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闲置，高端和新兴产业竞争力薄弱，就是具体的表现。
在营造新常态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再也不应该降格为经理人，主导策略事项，如鼓励个别电子商务之类的企业事项，而要紧抓战略不放松，营造形势和公平环境，让每一个顺应国家战略的企业在竞争中自发成长。如果大型企业还不断需要政府的特别资源支持，就说明这个企业的领导人缺乏经营能力，这个企业缺乏竞争力，政府没有理由支持没有战斗力的企业。政府无须与产业界太过贴近，应该更多地贴近民众，让“万众创新”成为可能，让“全民创业”有希望。
4.4.3.3 降低国内竞争需要更多的差异
出口完全竞争的产品、进口垄断产品，是高进低出的耗散型经济，是国家利益散失的经济结构，不可能增进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只有进口完全竞争的产品、出口垄断产品才能增进国家利益。由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同质性，加上庞大的人口，使得我国出口的几乎全是完全竞争商品，进口的很少是完全竞争商品，从而导致贸易利益的流失和国家尊严的下降。降低国内竞争压力，需要让区域存在更多的差异性。创新时代，要让创新和创业有自主选择权。只要“万众创新，全民创业”是自主选择的，人们就会因地制宜，就会创造差异。只要政府不全面主导产业发展，区域就会自然形成差异。只要政府回到本位，不直接主导常规经济，而多致力于战略经济领域，中国经济就能全面繁荣。
4.4.4 经济转型的战略导向必须坚定明确
两大典型经济可权宜互补，不可战略互补。依靠资源—劳力型经济自身的积累去发展知识—资本型经济的道路更加漫长崎岖，并非明智之举。为了提高发展效率，在特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资源—劳力型经济主导的落后国家仍然需要对知识—资本型经济开放商品交换。两型经济是可以在特定的时期内权宜互补的，只是要牢记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宜性互补，并非国家的定位和战略方向的选择，两大典型经济是不可能战略互补的。实践尺度如何把握，以下几点必须坚守。
（1）补不足、调结构。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世界平均为72.5%，美国、德国等超过82.7%。若维持我国一、二产业2013年总规模30.6万亿元不变，并使第三产业占比升至世界平均水平，我国GDP就可达到98万亿元；升至80%的水平时，则我国GDP就有153万亿元。可见，补不足、调结构，不仅能够优化我国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而且能够提供足够广大的发展空间，使我国经济迈入世界经济成长的大道中。中国经济板块中，最大的不足是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特别是贴近产业的研究与开发、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我国稀缺的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投入品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发展这类产业最能有效利用知识性劳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减少人才资源的浪费和闲置。
（2）增福利、扩消费。以往的经济增长途径是抑制消费、扩大生产、促进出口，是“以物为本”和“以钱为本”的。日久成习，念念不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忘了生产的目的。“以人为本”，就是重新端正经济发展方向，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居民消费而非生产本身。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增强国内购买力，就可以强化国内经济循环，减少对国际市场的出口依赖，使出口商品价格回升，出口效益提高，既富民又富国。扩消费的关键是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并增强社会福利保障，两者并举不仅可以促进国民消费，而且可以培育出追求品位的挑剔消费者，迫使产业提升和经济转型。增强社会福利保障，不仅有利于提高人们应对人生风险的能力、避免人们因不幸而陷入困境，而且有利于增强人们职业选择的主动性，让人生品质得以提升，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选择。以人为本的关键是“以民为本”。
（3）换动力、促创新。在顶层设计中，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推动经济膨胀，还是以知识和资本为主要动力推动经济成长，不仅是经济发展方式和路径的选择问题，也是社会价值的取向问题。就我国当前资源而言，知识和资本的过剩程度远远高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我国经济要有效发展，就要更多地以知识和资本来驱动，使之成为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而非继续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来驱动，也就是要大力发展知识—资本型经济，用知识—资本型经济开拓出更大的经济成长空间，让资源—劳力型经济能够延续和提升。换动力的关键是坚决落实和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通过提升国民教育、科技、文化和素质水平，培植创新潜力，按智力—资本型经济的循环路径形成提升和拓展经济的机制，驱动资源—劳力型经济转向知识—资本型经济。
（4）治污染、美环境。治理污染、美化环境，是人们的生存需要、健康生活的需要。不能保证人们的生存和健康生活，再高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将失去意义。全国十大水系50%水质受到污染；国控重点湖泊39.3%水质处于污染级；31个大型淡水湖泊17个水质受污染；9个重要海湾中，辽东湾、渤海湾和胶州湾水质差；长江口、杭州湾、闽江口和珠江口水质极差。全国657个城市中，300多个属于“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7]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从土地利用类型看，耕地、林地、草地土壤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9.4%、10.0%、10.4%。从污染类型看，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从污染物超标情况看，镉、汞、砷、铜、铅、铬、锌、镍8种无机污染物点位超标率分别为7.0%、1.6%、2.7%、2.1%、1.5%、1.1%、0.9%、4.8%；六六六、滴滴涕、多环芳烃三类有机污染物点位超标率分别为0.5%、1.9%、1.4%。[8]
[1] 参见[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1页。
[2] 参见胡鞍钢《中美贸易和汇率问题的分析和建议》，《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4期。
[3] 参见黄继汇《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推进中美贸易互利共赢》，《中国证券报》2007年5月18日第1版。
[4] 笔者统计结果：2004年我国煤矿采选总量不足全球的1/3，矿难死亡人数却占全球的80%。
[5] 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2006年各类残疾人总数达829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34%。1987年我国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当时我国各类残疾人5164万人，占我国人口总量的4.9%。来源：《新京报》2006年12月2日。
[6] 参见陈家邦《“智力”浪费不得了》，《江苏企业管理》2003年第4期。
[7] 参见《全国十大水系一半受污染 世行警告中国水危机》，新华网（http://www.eastmoney.com）。
[8] 参见国土资源部和环境保护部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http://www.mlr.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