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耕生活

钱穆先生研究人类文化，认为人类文化，从源头处看，大别之不外三型：一是游牧文化，二是农耕文化，三是商业文化。

钱穆先生研究人类文化，认为人类文化，从源头处看，大别之不外三型：一是游牧文化，二是农耕文化，三是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生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的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

地中海的商业文化，发展出古希腊、罗马文化，再发展出近现代欧洲文化和文明。农耕型文化，有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国，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其中，中国文化一线，又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中断，而且逐步扩大，由东往西，由北往南，由黄河流域而长江流域，而珠江流域。不像埃及、两河流域乃至印度，中间几换主人，文化未能一线发展下来，而且除印度外，局面都不大。因为局面不大，就常常被外来势力征服。游牧型文化，古代欧洲有日耳曼，亚洲有匈奴、鲜卑、突厥等，其文化发展水平对后世的影响，远不能和商业文化、农耕文化相比。在民族大迁徙后，日耳曼人即接受罗马文化，日渐脱离游牧文化，游牧文化圈日渐缩小。尽管日耳曼族是伟大的，日后对近代欧洲文化有很大贡献，那是它改革后的事，与游牧文化关系甚小。亚洲的匈奴、鲜卑、突厥等，和日耳曼人走的是同一路线，由游牧生活改变为接受汉人农耕生活。游牧地区、游牧文化圈，日渐缩小。时至今日，便只有西方欧洲文化和东方中国文化两大系统，源远流长，成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主干。

我们通常总说，黄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意思是说，黄河平原可以有水利灌溉，这话自然是对的。但应该看到的是，中下游的黄河本身并不宜于灌溉，可以灌溉的是一些黄河支流。钱穆先生有一段论述很好，他说：

时至今日，便只有西方欧洲文化和东方中国文化两大系统，源远流长，成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主干。

 

普通都说，中国文化发生在黄河流域。其实黄河本身并不适于灌溉与交通。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于黄河本身。他所依据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通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那一种两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带，这是一个水桠杈，中国古书里称之曰“汭”。汭是在两水环抱之内的意思。……我们若把中国古史上各个朝代的发源地和根据地分配在上述的地理形势上，则大略可作如下的推测。

唐、虞文化是发生在现在山西省之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

夏文化则发生在现在河南省之西部，黄河大曲之南岸，伊水、洛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

周文化则发生在现在陕西省之东部，黄河大曲之西岸，渭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之桠杈地带。

这一个黄河大隈曲，两岸流着泾、渭、伊、洛、汾、涑几条支流，每一条支流的两岸，及其流进黄河三角桠杈地带里面，都合宜于古代农业之发展。而这一些支流的上游，又莫不有高山叠岭及其天然的屏蔽，故每一条支流实自成为一小区域，宛如埃及、巴比伦般，合宜于人类文化之生长。

 

比起埃及、巴比伦，甚至印度，中国是个大农业区。这个大农业区实则包括许多小农业区。

比起埃及、巴比伦，甚至印度，中国是个大农业区。这个大农业区实则包括许多小农业区。中国古代的农民，分别在这些小农业区生活发展。这些小农业区又多有自然条件如高山峻岭，使它们互相划分开来，但又不局限它们之间的交往。小区域发展起来之后，又彼此联合成大农业区。如此逐步联合，逐步扩大，黄河中下游合为一体，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合为一体。内大平原，外隔沙漠、大洋，与海外、域外隔绝。待秦汉大一统后，才与南洋、印度、西域各民族接触。或则海域辽远，或则弱小，已皆不足为患。漠北游牧民族如匈奴发展强大起来之时，汉民族已形成一大农业区统一整体，足以和它抗衡，保护自己。

这一历史条件，使中国农耕文化得以继续发展，不像埃及、巴比伦之被中断。

这一历史条件，使中国农耕文化得以继续发展，不像埃及、巴比伦之被中断。钱先生这些论断，都是很精辟的。

但是，说一地区一民族的文化类型受地理条件、自然环境决定，并不是说一地区一民族的各种事物、社会历史发展，都要由地理环境直接来决定。提出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有决定作用的学说比较早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他认为国家幅员大小、气候寒暖、土地肥瘠等，对这一国家的形式、法律性质、民质民俗、文艺、宗教等一切一切，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他认为地理环境决定风俗厚薄，他说：“高寒之国，其民风俭于东方，所以怡情者寡。至于温带稍增，而热带辄流于淫佚。”地理环境决定宗教盛衰。“亚洲僧道妖巫之众，随其土之热度而增。印度最热，故其数亦最多。欧之神甫祭司，其所以为众寡亦然。”这样说就有些过头了。

其实，《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里，就多有地理环境和人的气质风俗习惯的关系的话，时间就比孟德斯鸠早多了。

《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里，就多有地理环境和人的气质风俗习惯的关系的话。

把孟德斯鸠学说在中国大加宣扬的是梁启超。严复译《法意》，边译边随处提出他的不同意见，而梁启超却于1901年左右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之说大加宣传。他把地理环境分为地势、地气两者。地势包括高原、平原、海滨等地形、位置及地质条件；地气即热带、温带、寒带等不同的气候条件。梁氏反复论证，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无不受到地势、地气的决定性影响。他写了几篇文章来申述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介绍人之一李大钊，也很看重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生活、思想、心态的影响。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说：

把孟德斯鸠学说在中国大加宣扬的是梁启超。

李大钊也很看重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生活、思想、心态的影响。

 

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溯诸人类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谓为基于自然之影响。盖人类生活之演奏，实以欧罗细亚为舞台。欧罗细亚者，欧亚两大陆之总称也。欧罗细亚大陆之中央有一凸地曰“桌地”（Table land），此与东西文明之分派至有关系。因其地之山脉不延于南北，而亘乎东西，足以障阻南北之交通。人类祖先之分布移动乃以成二大系统。一为南道文明，一为北道文明。……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物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不能不转徙移动，故其生计乃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住的。唯其定住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唯其移住各处也，故其家庭简单。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前者女子恒视男子为多，故有一夫多妻之风，而成贱女尊男之习。后者女子恒视男子为缺，故行一夫一妻之制，而严尊重女性之德。……此东西文明差异之大数也。

 

李大钊在他的另外一篇文章《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里，也发挥过这种思想。

随着人类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对人类的影响和支配会越来越小。

李大钊显然受有孟德斯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自普列汉诺夫就看重地理自然环境对人类生活、文化的影响，李大钊的这种说法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我们却要看到，随着人类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对人类的影响和支配会越来越小。交换经济的发展，扩大了人类的生活境界，使人类的生活不再只依靠本地的产品，通过交换可以取得本地以外各处的物品。荀子说过：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荀子·王制篇》）

 

从荀子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候交换经济已在逐渐改变各地的自给自足了。削弱了地方自然环境对人类生活的支配力。商品交换和人来人往，使地理环境对人的生活、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小。

高科技的进步发展，更使地理环境的影响逐步缩小，越来越小。

高科技的进步发展，更使地理环境的影响逐步缩小，越来越小。机器的创造、文明的进步，使人们的生活逐渐脱离土地的支配，使人们的生活大大地不依靠农业、牧畜业、渔业的简单生活。人类越原始，吃、填饱肚子在生活中的地位越重要。人和动物一样，一天到晚地奔波都是为吃。吃越重要，越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影响甚至支配。人越文明、科技越发展，自然环境的影响、支配力就越小。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已不是简单的自然生产物品，而是经过加工制造的。就是吃的东西，也都是经过加工制造的。科学技术越发展，自然环境的作用就越小。以今天世界各地人民的物质文化来看，问题就更清楚了。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已使南欧的意大利、法国和北欧的瑞典、挪威过着大体相同的生活，都是高楼大厦，都是电灯电话，都是汽车、飞机。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给人类生活的影响和支配力越来越小，已是明显的事实。

说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越来越小，是就发展来说的。却并不是说自然环境对人的思想、心态的影响会消失，更不是说自然环境对人的思想、心态已经起过的影响，如一个民族国家已经形成固定下来的文化类型，会走向消失。这是不会的。不但不会消失，而且是永远起着作用，即使将来全人类文化统一成一个体系，历史上的各种主要文化思想仍会点点星星地、成块地作为新体系的一部分，保存下来。

在传统农耕生活的基础上滋长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命、和平、中庸、融合等因素。

在传统农耕生活的基础上滋长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命、和平、中庸、融合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