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现象的文化分析
在封建统治者残暴的专制统治下，中国历史上爆发过无数次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它们在中国古代社会进程中所占地位之重要，对世界历史而言是罕见的。其中，声势浩大、转战南北的起义至少有十余次，提出过“等贵贱、均贫富”之类十分诱人的口号，旧王朝也大都被农民起义推翻。尤其是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可以说达到了旧式农民“革命”的高潮，其《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诸文件有关理论的水准也似乎达到了农民起义的巅峰，甚至还进行过一些社会制度方面的试验性实践。然而这样频繁的农民起义所表现出的历史作用除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之外，几乎很难再找到传统理论所谓的促进社会发展之类的成果。相反，许多农民战争对当时人民生命和社会财富的破坏却是巨大的。为什么中国人民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进行“革命”斗争，到头来却几无进步可言？
一、起义领导集团的蜕变问题
秦末农民起义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已朦胧地表达出农民要以暴力手段推翻秦朝“无道”的统治，建立自己“有道”政权的愿望。陈胜年轻时，曾给别人当雇工，与同伴们说：“苟富贵，勿相忘。”起义称王后，同伴来投奔，“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
。陈胜称王而杀旧时同伴之事，表明中国首次农民起义就出现了领导人性质的蜕变问题。
唐末黄巢起义时称“冲天均平大将军”，意欲均贫富、除邪恶，为民打天下。就是在攻入长安京城之际，起义军还出现过爱民济贫的场景。然而黄巢称帝后，便很快露出统治者狰狞的面目。黄巢登基后的次年三月，有人在尚书省门上题诗嘲讽黄巢君臣，太尉尚让大怒，在得到黄巢的同意后，把当时在尚书省门前警卫的官兵、卫士全部处死，尸体剜目悬挂示众。同时搜捕城中所有会写诗的人，达三千余人，全部诛杀，此乃唐代最为惨烈的一桩文字狱。“二年，王处存合忠武之师败贼将尚让，乘胜入京师，贼遁去。处存不为备，是夜复为贼寇袭，官军不利。贼怒坊市百姓迎王师，乃下令洗城，丈夫丁壮杀戮殆尽，流血成渠。”起义军因一次失利而迁怒百姓，竟然下令屠城，将城中成年男子几乎杀光，血流成河，真惨不忍述！
明末的李自成起义也以“均田免赋”为号召，每到一处，便明令宣布：三年不征，平买平卖等政策。军纪也颇为严明，甚至有时能做到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百姓有民谣：“迎闯王，不纳粮。”但随着起义节节胜利，势力范围的扩大，性质也开始转变。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起义军攻入西安，建大顺政权，李自成“据秦府为宫，收姬妾数百以充实之。命所司一依李唐制度……发民夫，大修长安城，挑壕堑，具楼橹，视前制倍壮丽。……毁居民屋以大开驰道于城中，每三四日即亲至大教场校射……百姓望见黄龙旗，皆辟易”。同年3月攻进北京，“初，贼略不犯民，散居民家，唯收兵器、火药，取饮食，渐至淫掠箠砍，人情大扰。”“充塞巷陌，以搜马搜铜为名，沿门淫掠。”将领们搜金括宝、夺宅霸女之事层出不穷，大顺政权自上而下逐渐走向全面腐败。
广西金田起义之时，洪秀全、杨秀清等也明确宣布，要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起义初期，官兵上下，“皆布衣蓝褛，缝数寸黄布于衣襟，以为纪号，囚首垢面，鹑衣百结者，比比皆是。即首逆洪秀全、杨秀清等，亦止红袍红风帽而已，打仗则短衣赤足，取其登涉轻便”。一般见面拱手而已，甚至把“凡打躬叩首，皆呼为妖礼”。见洪秀全也只是一膝跪地，并无繁琐礼节。官兵上下，大体过着平等、平均的生活。众首领“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一路士民乐从，秋毫无犯”。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改两江总督为伪天朝宫殿，毁行宫及寺观，取其砖石木植，自督署直至西华门一带，所坏官廨民居不可胜记，以广基址，日驱男妇万人，并力兴筑，半载方成，穷极壮丽”。毁于火后，“四年（1854年）正月复兴土木，于原址重建伪宫，曰宫禁。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于是开始按照帝王的规则生活，深居不出，后妃众多，纵情享乐。杨秀清的东王府，也“土木冠绝天京”，“所贮珠玉宝器，价不可以数计，陈设纵横，天王宫迥不及也”。东王出行，仪仗队多达千人以上。
同时，洪秀全也开始按照帝王的统治秩序来对待臣民，臣民遇天王必须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君臣之礼繁琐，除杨秀清站奏，余则要跪奏，完全因袭明清王朝的君臣之礼。还下诏全体官兵，一律“学习为官称呼问答礼制”，严格规定，人们见着天国各级官员，必须“各回避，首旁呼万岁、万福、千岁……”，如有不遵，严加惩处。如规定：“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更不用说天王洪秀全驾出的森严礼节与浩大场面。明令“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重新拾起三纲五常那一套，其等级之森严，比清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洪秀全为首的统治集团实已变为高踞于群众之上的皇帝贵族，千百万原来的“兄弟姊妹”沦为治下之子民。天王明文宣称：“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已是地地道道的帝王。
天朝等级森严，宝塔顶端的洪、杨诸人，头冕王爵，口含天宪，对部下和百姓可以滥施淫威，规定了一套严酷的刑罚，动辄斩首，甚至点天灯、五马分尸。诸如赌博、吃黄烟、饮酒、私藏金银剃刀、剪发剃须刮面、口角打架、夫妻同宿、私学孔孟妖书、辱骂长官、不按规定食粥而食饭、见诸王出巡不跪于道旁等，都可能导致身首异处，所谓“但犯天条者无生理”。如秦日纲的马夫因见杨秀清的同庚叔没有起立，即惨遭五马分尸的酷刑。可以说，太平天国颁布的一系列禁令之严酷，甚至超过了清朝。总之，其所采用的王权独裁制、后宫选妃制、官僚等级制、残酷刑事制……都与任何王朝政权在实质上毫无二致。
农民（包括其他平民）与官僚地主之间虽然也可看作存在一种阶级对立，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王权主义影响，没有任何契约平等、权力制衡的历史文化基因，这些传统社会与农民阶级本身的许多局限，其起义的目的并非是建立一个带有阶级妥协、平等权利，乃至有权力制衡机制的新政权，而仅仅是用暴力消灭旧的地主官僚统治集团，自己取而代之。一旦权力在手，就没有任何制约，最后同样重复出现利用手中的权力依然压迫底层的农民和平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农民起义并非是一种为了本阶级整体利益而进行的阶级斗争，而主要是一种集团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争夺皇帝宝座的斗争，广大民众只是被集团利用的工具。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底层出身的人掌握政权就会行善政。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出身贫苦，自小孤苦伶仃，后出家为游方和尚，应该说深知民间的疾苦，然而掌握权力后，其统治手段之残忍，专制程度之造极，都是一般贵族出身之皇帝所望尘莫及的，为了自己能登上皇帝的宝座，他还心狠手辣地镇压各地农民起义达几十次之多。“权力最初与恶的存在有关，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这有两种含义。权力不得不与各种恶的表现作斗争，这是它的功能。但权力自己又在播种恶，常常成为恶的由来。因此就需要有新的权力，以为此设立界限。但随后，为恶的权力的统治设立了界限的那个权力本身又成为恶的。这一循环是没有出口的。”所以，“一切权力都公开或隐蔽地含有毒药”。
可以说，不管你的出身是什么阶级，一旦掌握了没有制约的独裁权力，就往往会走向残暴的专制统治，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很自然的演进逻辑。中国没有权力制衡的文化传统，也不存在相关的民族素质，所谓起义首领蜕变的问题，其实是普通人性与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后的历史必然。
二、均平空想与实践的初步考察
尽管每次农民起义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大多提出了一些空想性的平均、平等的口号，或制定有平均主义的纲领性文件，有的甚至还进行了一系列有关的试验。
几乎所有农民起义都或多或少存在劫富济贫的做法，所以，自西汉末绿林起义始，人们将劫富济贫的人誉为“绿林好汉”。东汉黄巾起义奉行的“太平道”，领袖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鲁在汉中以五斗米道的宗教组织民众，“置义米、义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隋末瓦岗军攻下兴济仓后，散发库粮赈济饥民。唐末庞勋起义，攻下宿州后，“悉聚城中货财，令百姓来取之，一日之中，四远云集”。唐末王仙芝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起义领袖都以“平均”、“均平”自诩。可见，农民起义在下意识地逐步走向平均主义，有的甚至也实行了一些符合农民要求的平均措施，使其号召性大增，从而唤起民众。
到宋代，农民起义的理论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北宋王小波、李顺明确提出：“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方腊提出：“法平等，无分高下。”南宋钟相、杨么起义，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似乎开始将政治平等与经济平均的要求相结合。元末红巾军也有“摧富益贫”、“杀不平方太平”的口号与实践。明末李自成起义，以“均田免粮”为口号，提出“迎闯王，不纳粮”，“蠲免钱粮，五年不征”等措施，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最后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也有“薄赋税，均贫富”诸口号，一路由西南向东北进军，“不但不虏乡民，且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布散流言，谓将来概免职租赋三年，乡民德之”。
如果说农民起义在征战过程中对官僚地主在经济上的剥夺与打击，以及在其管辖区推行轻租薄赋等发展生产诸政策，对新王朝初始时期的经济恢复与拓展有一些作用的话，那主要还在于对国家自耕农经济秩序的恢复以巩固新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新王朝自耕农经济条件的相对改善只是暂时的与表象上的一种调整。因为这种调整不可能用法律规则的形式加以固定和保护，其成果将随着统治新贵的权势发展而被逐步吞噬，所以，它对社会取得实质性进步方面的作用其实是很小的。
最值得探讨的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它把平均主义理想贯彻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在金田起义时，实行举家从军，“彼等已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等”。其后加入者，也同样如此，“临行尽毁从者家，欲其无所恋而甘为之死”。在内部实行以“圣库”为核心的类似军事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使人人无后顾之忧，在社会上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官僚富绅的浮财。“令凡拜上帝者团聚一处，同食同穿，人不遵者即依例逐出。”过着较为平等、平均的生活，因此内部也较团结，战斗力颇强，故能成燎原之势。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定都天京，颁发了《天朝田亩制度》，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一度在天京推行类似共产主义式的平均制度。首先，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对军民人等，一律实行供给制。天朝宣布：“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赀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
其次，对民间一度废除家庭。实行男女隔离，人人过集体化的军营生活。这本来是在太平军内部实行的制度，后推行于攻克的城市。虽夫妻、母子不得相聚，“男有入女馆者，无问军民杀无赦”,“虽夫妻同宿，也视同犯奸，治以极刑”。
再次，废除商品货币，禁止贸易往来。宣称：“天京乃定鼎之地，安能妄作生理、潜通商贾。”把天京分散的手工业者集中起来，在“诸匠营”、“百工衙”中进行生产。有木营、金匠营、织营、金靴营、绣锦营、镌刻营，“总之，掳得诸色目人，则分送各匠营，及各典官处，谓之听使，各储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无不如意”。
天京城里的“共产风”闹得几乎不可收拾。居民粮食定量供给，整个京城每月所需口粮三十余万石。当时战争频仍，敌人封锁，粮源不继，几个月就出现了粮荒。1854年夏，改为“一概吃粥”，人们吃不饱，尤其是女馆中的妇女，“自癸丑岁五月后，每人给米四两，惟许食粥，违者立斩。其总制军帅诸伪官，复从而减克之，妇女不堪其苦，前后死者无数”。如此军民逃亡不断，《东王杨秀清劝告三就人民诰谕》称：“迨其后仰承天意，分为男行女行，以杜淫乱之渐，不过暂时分离，将来罪隶诛除，仍然完聚，在尔民人，以为荡漾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这种荒唐的试验，不得不在1855年初宣布废止。此类用共产平均主义改造社会的实践，只留下一份悲剧性的历史记录。百余年后的人们依然重蹈覆辙，亦可见这一传统强势文化对中华民族的重大影响。
当然由于其不现实的空想性，尤其是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太平天国政权统辖的大部分地区都无法进行这一平均主义的大胆试验，而大多并没有废除原来的土地所有制，采取“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
一些论著还认为：“在太平天国境内，确实出现了伟大的妇女解放运动。太平军把妇女看作姊妹，与看作兄弟的男子平等。在婚姻上，‘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天朝田亩制度》）。在经济上，‘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同上）。在政治地位上，女官与男官同等，最高官级是女军师正副又正副四人；开科取士，男女同有应试权。在军事上，有女军四十军……在生产上，设立女馆，学习工艺。在军律上，‘凡强奸经妇人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其他如禁缠足，禁买卖奴婢，禁娼妓，禁人民畜妾，所有恶俗，悉数铲除。这是相当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果真如此吗？
在起义发动早期，洪秀全就开始拥有不少后妃、娘娘。《洪大泉自述》说：“洪秀全耽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所以在《永乐封五王诏》中已称：“继自今，众兵将呼称朕为主则止……后宫称娘娘，贵妃称王娘。”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像皇帝一样，可在各地选妃，如“在武昌选四十人，至江宁选百八人”。“贼又取美女七百置诸舟，送金陵，备伪天王妃嫔用，曰贡女。每岁一贡，总计凡四贡。”据他儿子的《幼天王自述》说：“有八十八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宫女更是数以千计。
诸王也同样妻妾成群，如东王嫔妃实只略少于天王，也有数十人之众。洪秀全颁发的“妻数应依官阶大小而多少不等”的《多妻诏》曰：“今允东王、西王各十一妻，自南王至豫王等各六妻，高级官员三妻，中级官员二妻，低级官员以及其余人等各一妻。自高而低，依级递减，上多下少，切莫妒忌。”诸王还往往利用权势强纳民女，如忠王李秀成在苏州强行纳妾，毛氏女“坚决不从”，被逼“夜半自刎”。从诸王府中妻妾成群、宫女上千的情景看，统治者们作威作福，实行着一夫多妻制，生活之侈靡无须赘言。然而级别低的官兵，则有男女之禁，连夫妻同居也在禁止之列。军队也是男营、女营分立，不得交往与正常婚配，真是荒谬绝伦。
洪秀全对宫中妇女的管理十分严格，规定十该打：宫女若“服事不虔诚”、“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问王不虔诚”、“躁气不纯静”、“讲话极大声”、“有喙不应声”、“面情不欢喜”、“眼左望右望”、“讲话不悠然”，都属于该打之列。又有所谓四不准：“一不准多喙争骂，二不准响气喧哗，三不准讲及男人，四不准讲及谎邪。”官方文书《天父诗》、《幼主诏书》等都进行着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说教。天王在深宫中，动辄靴踢有孕王娘，杀戮误窥王居的宫人等。可见，太平天国尽管提出某些提高妇女地位的设想，也在某些方面进行了一些实践，但在其上层统治者行为中，依然把妇女捆绑在三从四德的封建囚车中，甚至可以任其玩弄宰割。
在圣库供给制度之下，天国上下都不领俸禄，而按等级供给衣食器物，原则上从天王到士兵也都不准私蓄财产。然而，事实上高层将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各类财宝，拥有私藏。特别是天王，几乎是据国库为私藏。曾国藩的《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摺》载：“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储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而太平军“顺克苏州后，忠王缴现金七十五万两于天京，又运输大量食粮入京，足供四十万人一年之需，而忠王另将现款一百五十万元及无量数之宝物尽入私囊云”。据说苏、杭前线告急，忠王要率军离开天京，天王要他拿出十万两助饷银才准南行，忠王凑一凑家中首饰就拿了出来（一数是七万两）。可见诸王私藏各类财产之巨，令人瞠目，1861年封王增至十多个，1863年又封了一批达九十多个，其后太平天国已临败亡，然而亲戚封王、捐钱封王，竟达二千七百多个。封王会如此之滥，也充分说明其拥有的特权。
在天京城大刮“共产风”，对下级官兵和民众实行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要求大家过共产平均、艰苦无欲生活的同时，天国的首领们却过着极其富足奢淫的生活，追逐声色犬马之乐，这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所以，《天朝田亩制度》是把平均主义与封建特权交织在一起，在让广大民众过所谓整齐划一的平均生活的同时，明确规定天国的“功勋等臣世食天禄”，且等级森严，上尊下卑，上贵下贱。“说明了平均主义成了封建特权主义存在的前提，它在一定条件下对立，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废除私有制，回到王有制或国有制，表面上看是平均主义的诱人理想，似乎具有反剥削反压迫的进步色彩，而实质上它是王有制与封建特权的基础，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森严的等级制与绝对的平均主义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上演着轮番交替的角色，两者貌似对立，其实都统一于王有制经济文化形态之下。在这种文化形态中，底层人民的最高愿望就是绝对的平均主义，而上层的统治集团行使的是“以贵统富”、“富贵合一”的等级制度。由于没有私有制经济及相关法律文化的有力支撑，缺乏对真正的平等理论的深切了解，常常把平均认作是平等，中国人走不出“富与贵分离，富与贵斗争，在较为平等的机制中按劳取酬”的社会格局，只能一直徘徊于森严的等级制与绝对的平均主义之间。
农民起义在激烈战争中，对当地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成果的打击是沉重的，所产生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如太平天国运动对江浙一带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巨大破坏是很难估算且无法弥补的。如果将这一破坏性因素与对自耕农在动乱中经济条件获得改善的积极性因素相比较，只能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
三、起义与王朝循环的文化底蕴
中国古代社会农民的生活境况一般可用“水深火热”来加以形容，历代的农民起义确实是被残暴的统治者逼出来的，在无法维持生存的情况下只能揭竿而起，他们遭受的苦难叫人同情，在起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也令人起敬。然而起义最后却只能起到作为改朝换代工具的作用，更发人深省。一般都把原因归咎于农民阶级的局限，其实在起义队伍中不断涌现出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其在实践中体现出的文化模式并不仅仅代表农民阶级。我们认为，深层次问题是中国社会整个传统文化的局限，我们以史料较为详实的太平天国运动为例。
首先，农民起义军依然是个痴迷王权主义的实践群体，尤其是那些最高层的领袖们。洪秀全不论在太平天国前期还是后期，始终以“朕”自称，把自己摆在皇帝的位置上。起义之初就规定：“凡一军一切生死黜陟等事……军师奏天王，天王降旨，军师遵行。”1848年，他写成《太平天日》，自称“真命天子”，被皇上帝封为“天王大道君王全”。并不断神化自己，称“朕是太阳”。1851—1852年，他颁行《幼学诗》，把天朝的秩序规定为：“天朝严肃地，咫尺凜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提出：“王独操权柄。”1853年，他颁行《建天京于金陵论》指出：“天王亲承帝命，永掌山河。”一直着意宣扬自己是“万岁君王”，是“万民之主”，并重视君臣之道，“总要君君、臣臣”，向臣民灌输绝对服从的忠君观念，提倡盲从与奴性，在他看来，只有对他绝对服从的人才能进入天堂，否则就要被贬入地狱。
洪秀全登上天王宝座，就想方设法维护“一家一系”的王权地位，他封幼主洪天贵福为万岁，从而建立起万世一系的家天下王朝。当然这家天下王朝的巩固也必然要付出昔日战友之间互相争权夺利，乃至互相火并厮杀的惨重代价。天京洪、杨、韦内讧，使二三万天朝战士霎时间倒在血泊之中，这类悲剧其实并非偶然，而有其内在的传统文化之逻辑。
其次，农民起义政权在经济上明确奉行王有制或国有制经济形态。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之田，皆天王之田。”其田分九等，按人口分田之制源于《周礼》。规定每家饲养家禽家畜“五母鸡，二母彘”的定额抄自《孟子》。不要商品经济，物资由国库统一调配：“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其余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
此类王有制经济政策被不断重审。如“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1860年洪秀全在《王长次兄亲自亲耳共证福音书》中说：“天下万郭人民归朕管，天下钱粮归朕食，朕乃天父上帝真命子。”并认为天下人只是在享受着天王的种种恩赐，“天下之人，尽是食朕、衣朕，用着、看着、听着都是朕畀的”。因为“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这一王有制经济模式绝非代表历史的进步，而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翻版。
王立诚指出：《天朝田亩制度》“以往对它的解读从其均分土地入手，由此得出其反映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的结论。然而，如果解读是从其要求农民缴纳所有剩余产品的圣库制度入手，结论便大为改观。这是因为，既然农民为收获而耕作，那么圣库的规定便意味着农民分得的土地越多，其无偿奉献的劳役就越重。所以，这一制度与其说代表了农民平均土地的理想，不如说体现了天国的主宰者均衡天下劳役的设想。既然天王是上帝派遣的真主，所谓‘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便意味着一切都归天王拥有、支配。其各级乡官代表着他的支配权，监督农民履行侍奉其主的义务，‘民能遵条命及力农者则为贤为良，或举或赏；民或违条命及惰农者则为恶为顽，或诛或罚’。农民无疑成为天王的农奴，所以将不称职的官员‘黜为农’是极严厉的处罚。这种制度即使在当时的社会推行，也意味着一种历史的倒退”。
文化方面，每次农民起义想改朝换代，都必须找到是上天之意的根据，因而常常利用宗教迷信作为其起事的依据，也往往就此展开王权主义的文化宣传。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一面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面又上演着“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的双簧。东汉黄巾起义利用“太平道”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言。唐末在鲁豫一带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金色蛤蟆睁怒眼，翻却曹州天下反。”从而终于爆发了王仙芝、黄巢大起义。北宋末方腊起义，假借“得天符牒”，制造了“石塔露水腊为王”的歌谣作为其起义的信号。元末红巾起义，利用白莲教宣传“明王出世”等舆论，制造了“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及“独眼石人出土”事件，使人们坚信造反是天意。朱元璋靠“明教”起家，明教是波斯传来的祆教的中国版。
最典型的是太平天国运动，伴随农民起义及其政权建立而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造神者和被造者主要是洪秀全。洪秀全通过基督教精心编造了一个上天受命，下凡救世，宰制天下的神话。洪秀全就这样对基督教进行了适合其君主统治的文化改造：自称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并称于丁酉年（1837年）上过高天，亲自见到了上帝，上帝赐给他宝剑、金玺，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令其下凡为君主，所谓“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朕是天差来真命天子，斩邪留正”。还令人撰写《福音敬录》，来证明自己确曾上天受过天命等。这样，给自己赋予了神的品格，自称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代表，从而是“太阳”，是“真命天子”。为了使人们相信其编造的谎言，便和天国其他首领一起，运用诏书、布告、公文、外事往来的文书谈话、会试出题、对《圣经》的批解，编写供孩子识字的启蒙教材，做礼拜，讲道理，甚至找人作为旁证等各种方式，大张旗鼓地进行着广泛深入的宣传。
洪秀全既然是神，那么，天王的国为天国，天王的口为天口，天王的言为天言，洪秀全理所当然地就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人都要绝对服从。同时，将一切敌对和不合他口味的人物、政治、文化，极力加以妖魔化，凡不合造反需要的话语，统统称其为妖言。洪秀全不仅自我神化，还神化他的儿子，宣布把幼主过继给耶稣，兼祧二宗，“朕立幼主继耶稣，双承哥朕坐天都”，这样“代代幼主上帝子”，以保证天王的继承权不旁落他人，防止臣下僭越篡权，从而建立起万世一系的家天下王朝，“天朝江山万万年”。可以说，太平天国已经把基督教改造成完全适合中国传统王权统治的怪物，完全可称其为邪教。
洪仁玕居留香港多年，对资本主义有所接触，也有所了解，所以，其《资政新篇》在经济制度的架构方面的确比《天朝田亩制度》前进了一步，如主张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奖励发明创造，发展交通事业，提倡正常的对外贸易，鼓励富民投资工商业、银行业、矿产业，允许商品经济生产和雇工剥削，乃至自由竞争的经营方式，提高商贾的社会地位。在改革社会旧习俗方面也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如严禁鸦片、改造惰民、革除女子裹脚、禁溺子女，提倡兴办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公共事业，如医院、学馆、礼拜堂、四疾院等。
然而洪仁玕对资本主义还是一知半解，尤其在政治上仍没有摆脱传统知识分子的固有局限，可以说，《资政新篇》并没有跳出王权主义的藩篱。“全文的中心要旨似在顶天扶朝纲，强化皇权。禁朋党、除奸保良，以防君之权谋下夺，实现‘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倘至兵强国富，俗厚风淳之日，又有朝发夕至之火船火车，又有新闻篇以泄奸谋，纵有一切诡弊，难逃太阳之照矣’。‘兴车马之利……虽三四千里之遥，亦可朝发夕至，纵有小寇窃发，岂能漏网乎！’又说：兴舟楫之利，‘国家则战守缉捕，皆不数日而成功’。这几段文字表明，兴铁路、利舟楫、办报馆，都是从强化皇权着眼的。”
洪仁玕在香港生活七年，学习西学的天文、地理、历数、医道，加入了伦敦布道会，担任过教会牧师和汉文教师，应该说，他对基督教已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但是，他却怀着“报知遇之恩”、“竭力效忠”的赤诚之心，不惜歪曲基督教义对其族兄洪秀全进行神化、美化，编造、宣传天父上帝下旨的神话。他说：“盖谓系天于王，所以大一统也。此天王尊号前代无人敢僭者，实天父留与吾真圣主也。……今吾真圣主天王于天酋年转天时，蒙天父暗置一朱书在燕寝门罅中，批云：‘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是君王父寻着的，邻县邻乡是人皆知。故吾主天王受天真命为‘天王大道君王全’，非自称，非人称，又非古书所称，实天父真命封为天王也，而较诸古之僭称自称，为至正至顺焉。”洪仁玕还用神话加梦话论证“天王是太阳能照天下”，幼主亦是“太阳”。他喋喋不休地宣扬君主专制主义、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特权主义。所以，洪仁玕根本不可能对太平天国政权进行资本主义民主性质的改革。
有人认为，太平天国政权反孔，所以，它有一定的反封建性质。其实太平天国政权反孔主要是为树立皇上帝的独尊权威，而要民众排斥其他的偶像崇拜。洪秀全反孔还因为自己屡试不第，而发泄自己不得清廷所用的不满之情。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在事实上又极力尊崇儒家的基本思想概念。如帝王思想、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级名分、上智下愚、宗法观念等，都浸透于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书之中。比如，历代王朝规定有严密而繁琐的封建礼制，包括登极、郊天、上尊号、立宗庙等仪式，还有圣讳、庙讳、御讳等一套复杂的文字桎梏。太平天国并没有摆脱这个窠臼。太平天国规定有繁琐的朝仪、服饰、舆马、仪卫等王者之制。仅就洪仁玕宣谕发布的《钦定敬避字样》，其避讳面广，要求严繁，可窥见太平天国等级之森严，王权主义之浓厚。“一是避讳面广：人名、地名、物名、事件，等等，在人名中有皇上帝、救世主、真主、幼主、赎病主、主将、主宰的名字以及洪秀全的父亲的名字；二是森严：‘依字义之尊卑或四抬、三抬、二抬、一抬，不得些渎也。’同一王字，使用上又有严格规定，除天父、天兄、天王、幼主可单独称王外，余则称列王。天朝宣布，如有对避讳制度‘犯与僭者难免倒乱纪纲之诛’；三是繁琐，为了避讳，新造了不少古怪的字…… 四是突出皇权：‘一切至尊至荣之字，必在天父、天兄、天王、幼主分上方可得用’，如圣字专用于天父、天兄、天王、幼主、代代幼主。”
梁漱溟说：“我们试把我们假做个十多年前的‘醇正中国人’来看，这大的国家竟可没有皇帝，竟可不要皇帝，这是何等怪事！假使非现在眼前，他简直不相信天地间会有这样事的。就是现在行之好几年了，而真正相信这件事是可能的，还未必有几个。他总想天下定要有个做主的人才成，否则岂有不闹哄的？闹哄起来谁能管呢？怎的竟自可不闹哄，这是他不能想象的，闹哄怎的可不必有个人管，这也是他未从想象的。因此他对于这个闹哄无已的中国，总想非仍旧抬出个皇帝来，天下不会太平。中国人始终记念着要复辟，要帝制，复辟帝制并非少数党人的意思，是大家心理所同。”
农民起义虽然目的是推翻旧王朝，但他们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制度来反对；虽然也揭露皇帝贵族的罪恶，但并不知道需要反对王权主义，不懂得需要废除君主专制统治，所以，只是希望有个好皇帝来替换坏皇帝，希望有清官来替换贪官，尽管表面上建立了新王朝，却依旧是旧王朝的专制内核。朱熹曾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不要说官僚地主阶级不肯变，农民阶级不知道如何变，任何人一旦爬上皇帝的宝座，尝到了独裁专制的诱惑力，更不肯改变“有权就有一切”的王权统治传统。由是，中国古代社会只能步入一个在不断的权力斗争之后又重蹈覆辙而无限循环的历史怪圈中，找不到出路。
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便是进入了唯一只懂得君主专制统治模式的极其狭隘的文化视野之中，形成了“有权就有一切”的社会机制与政治传统。其社会运作的主旋律也就是以各种方式进行的权力斗争，而任何人一旦夺得帝位，便会很快陷入专制权力的泥潭。也因为“有权就有一切”传统的作祟，使民众逐渐产生出对权力的崇拜，尤其是潜意识地崇拜没有制约的权力！或者说王权主义逐步成为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政治文化可视为一个国家、民族及相关群体长期形成的心理取向，在其成员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或支配他们的政治行为，成为传统的政治文化价值取向。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过，革命也许能够打倒专制和功利主义，但它自身绝不能够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所以，关键问题是中国没有制衡最高权力的历史传统，农民起义除走向王权主义或被王权消灭外别无选择。因此，一个民族与国家千万不要以为进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重要的是培养出对权力进行制衡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素质，并且发展与完善这一权力制衡机制的法治建构，使其在整合国家机器不断进步的道路上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