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飞跃

许林

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是打破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链条和压迫剥削的陋习、打破了一个旧世界的落后观念和文化制度。对于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为我们指明了资本主义如何经过社会主义，然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运动规律，他们的科学预见，时至今日仍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种种问题的指路明灯。理论的标杆竖在那里，然而社会主义的经济从探索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开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其中涉及政治、文化、历史、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以史为鉴，本文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进程及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和发展。

一、空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最早最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者当数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柏拉图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阐述，私有财产会养成人们利己和贪欲之心，引起社会的矛盾和分歧，所以除了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民阶层可以拥有财产外，战士和哲学家都不应该拥有，他们的收入仅限于够生活之用，并且由国家统一分配供给。他的《理想国》算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共产主义”学说。托马斯·莫尔（1478—1535）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奠基人。他的代表作是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在这部“关于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中，全面阐述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乌托邦，一切归全民所有。”莫尔指出，乌托邦国家实行财产的单一全民所有制，在乌托邦“任何地方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莫尔也曾尖锐地指出：“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如果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莫尔对关于全民所有制的设想是针对私有制的弊端而提出来的。到了17世纪，意大利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佐·康帕拉发表了《太阳城》一书。康帕拉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度，消灭阶级对立，实行按需分配的制度。这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思想的雏形，但是同时康帕拉所描绘的太阳城中是不存在商品货币的关系，这使得他的学说只能沦为空想的范畴。

到了18世纪，摩莱里、马布利等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提出了财产公有和按需分配，并从法律的角度来对这些制度作出实施的保证，但是他们对于进入一个理想社会的途径的主张都是错误的，不论是试图通过开明的君主政体还是通过改革去使人类逐步摆脱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实际上是主张在剥削阶级旧有的政治制度下改造社会的幻想。巴贝夫的“国民公社”理论更是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典范，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

到19世纪的时候，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发展到顶峰时期，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被合称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实业制度，按照他的解释，实业制度是使实业家成为国家第一阶级并掌握国家财产的社会制度，是使一切人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与幸福，保证社会得到最大安宁的制度，是一种平等合理的社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制度”，按照傅立叶的解释，和谐制度是法朗吉的总和，即协作社会的总和。三个空想社会主义都是主张用宣传教育、典型实验等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其理想的社会制度的，把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特别是当权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身上，这也就注定了他们三人的理论也不可避免地沦为了“空中花园”。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弊端，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还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若干经济特征提出了一些基本设想。并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些设想绝不只是人类正义与理性原则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客观物质条件与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他们认为，未来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平等原则与客观物质条件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产物，它的经济特征，既是人类正义理想之花，又是客观物质条件之果。

根据《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变更，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必将会被打破，私有被打破了，生产资料从资本家垄断的手中解放出来了，为大众所有，即生产资料社会公有，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阻碍社会进步，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罪魁祸首。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由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发展，使生产资料日益具有社会性质，生产资料的这种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终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代替私人占有制。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明确地指出社会所有制最初必然表现为国家所有制。在得出私有制必将为公有制所替代后，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不存在商品的生产，也就不会存在商品交换所需要的市场，也不会有价值规律的调节。所有的东西都是公有的，所有的一切生产活动都按照民众的需要来计划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则按劳分配，多余的则充当生产资料进入下一轮的生产过程。总的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维进程是这样的：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发展，必然要求由社会对生产实行计划管理，为此，必须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从而使占有方式与生产的社会性相适应。先产生公有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然后是公有制决定实行计划生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要实行计划生产，就必须实行公有制，就必然实行计划生产。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社会生产的计划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一）1978年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关系中缓和趋势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与科学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同时，国际上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56年2月，苏联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揭露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提出今后我国的经济计划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实际上涉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报告中又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1956年9月15日至27日，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大会确定了经济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管理体制方面，要求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并调整一些经济管理体制。大会肯定了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国家与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作为补充。

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适时地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然而4月下旬，中共中央展开了整风运动，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情况出现了变化，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并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紧接着又声势浩大地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由于当时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它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当时的中国面临着两大主要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党在这两大问题上一度发生严重失误。这两个方面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家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终于在此时停止了，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会后，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等方面的调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国民经济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有所上升。但是紧接着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又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挫折，虽然当时正处于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资本主义国家又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销援助的情况，但是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这十年间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二）1978年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

从新中国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起起伏伏地走过的，中间有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也有纠正，甚至还有打反复的状况出现。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利用毛泽东同志晚年期间一些不正确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进行任意发挥，炮制出了一系列荒谬的理论观点，形成了一整套“左”倾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颠倒了理论是非，严重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成为全面推行“左”倾路线、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维护传统体制抵制全面改革的思想武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亟待拨乱反正。“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为了发起全面的经济改革，首先向以“四人帮”为典型代表的“左”倾“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全面地否定了“左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主要经济理论观点，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首要倡导者和总设计师。在十几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他不仅以大胆的改革设想和有效的改革方略比较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还以敢于突破、勇于创新的精神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观点，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是阶级斗争不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由于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二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三是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认定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社会主义也只能实行计划经济，必须实行计划经济，否则就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与方向。因此，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就成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念”。对此，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提出异议，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三）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五大发展理念就是要落实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党坚持根本宗旨的必然选择。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是共享发展的基本内涵。人人参与，就是每一个人不分年龄、性别、民族、信仰、文化程度、健康状况，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积极参与者，都要积极参加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不能置身事外，成为旁观者和局外人；人人尽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都要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尽到我们的一切力量；人人享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公平地获得并享受发展的各项成果，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实现生活富裕程度提高与全面小康建设进程的同步。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许多重要场合发表的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认识，正在成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特征、引领改革开放持续平稳发展的指导思想。其中，特别是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研判、“一带一路”倡议构想、中国宏观经济“四个没有变”的观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以及“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等，已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增强发展信心、把握发展方向、平稳经济运行、加快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支撑。透过这些观点和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脉络和内涵，其主要特点如下：

1．对改革实践的谙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来源

早在2012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对新入学学员的讲话中就强调，要从点滴入手、从具体事做起，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戒空谈；要雷厉风行、狠抓落实，不抓则已、抓则必成；要做出实实在在的业绩，不好大喜功、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饱含深情地说：“对我来讲，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记人民重托，牢记责任重于泰山。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

古人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唯有根本稳固，国家才有安宁。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正是基于对我国改革实践这一基本道理的深刻理解和领悟，是坚持实事求是、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的基本实践前提下形成并提出的事实判断，因此，也就特别具有强烈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生命力。

2．对市场体制的彻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

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新体制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伴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各种“梗阻”现象开始浮出水面，体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新的矛盾焦点；同时，以理性人假设、完全竞争和信息完全对称为前提条件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在解释“中国现象”时出现了“集体失语”;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由此引发的金融风暴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重大创伤至今尚未痊愈。

在各种问题和矛盾纷繁驳杂、叠加交织的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正面临越来越大的理论和实践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判断；12月在江苏调研时强调“创新驱动”发展；2015年7月，在长春召开的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提出中国宏观经济“四个没有变”的研判；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又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不仅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高度理论自信，同时，也反映出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中国政府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理论方向。

3．对发展规律的洞悉，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亮点

常言道“明者远见于未萌，知者避害于无形”。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的一个突出亮点，在于对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洞悉。我们知道，经济发展关键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经济循环，要实现良好的经济循环，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就是信心。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知信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要求干部和群众要增强信心。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调研时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在2015年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指出：“我想强调的是，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为各国发展创造机遇。”特别是最近，他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这些重要论断，在经济下行压力犹存的情况下，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

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这些论述，为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和方向，为使中国经济改革能够行稳致远提供了理论指导。

综上所述，学习和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必须结合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历史内涵和现实需求，从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高度上加深理解和认识。只有使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成为我们在推动解决实际问题中深化规律性认识，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才是真正理解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的精神和特点。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15-11-25.

[2]习近平．根本问题上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N]．京华时报，2013-10-08.

[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5-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