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评价人物占了主导地位。但在韩愈评价上有一个例外，就是历史学家陈寅恪的《论韩愈》一文。
陈寅恪一贯坚持发扬中国文化的主张，他的文化理想简练地表达在20世纪20年代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的铭文中，其中有：“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后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他又申述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向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还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邀请他到北京担任科学院中古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他不同意时兴的“先有马列主义的观点，再研究学术”的办法，提出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主张。在与劝说他赴任者的谈话中，他提到自己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铭：“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我的碑已经流传出去，不会湮没。”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向陈寅恪约稿时，他在第一、二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李唐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另一篇就是《论韩愈》。可见，他肯定和赞美韩愈，除了对中华文化复兴和延续寄托希望之外，还有现实原因：他反对举国尽是八股洋腔，生吞活剥马列主义术语。
陈寅恪没有批评韩愈的人品而影射郭沫若——韩愈的人品的确有无法遮掩的瑕疵——他的着眼点在韩愈的历史贡献，而不是斤斤于文人细行。陈寅恪从六个方面赞颂韩愈在唐代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
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烦琐；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第一点，韩愈《原道》一文追溯道统，并有自配孟子之意，历来攻击者颇多。但陈寅恪认为这是韩愈受禅宗教外别传之说影响，借禅宗故事来阐扬儒家道统。
第二点，唐朝儒学承接的是南北朝以来的正义义疏烦琐章句之学。韩愈看到儒家的积弊，扫除贾、孔烦琐章句，受新禅宗的启发，明心见性，直指人伦。《原道》的中心意思就在这里。韩愈因此奠定了宋代新儒学的基础。
第三点，《原道》中有些话鼓吹专制思想，为现代人所不满。实际上，这并不是韩愈的发明，而是儒家学说的原有之义，不过他说得更为精练，而且借了教科书的传扬，更深入人心罢了。陈寅恪指出，韩愈的“不事上则诛”有其时代性。当时佛教徒繁多，影响了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如不纠正，加强税收，则国家有枯竭之虞。因此，韩愈提出的办法恰是匡世正俗的良策。而且还有更值得钦佩的地方：他排斥的道教鼻祖老子是唐皇室所攀认的祖宗，韩愈痛斥力诋，不稍讳避，显示出硬骨头精神。
第四点，韩愈谏迎佛骨得罪，“当时后世莫不重其品节”。陈寅恪认为，古文运动的起因是“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安、史本为西胡杂种，起兵反叛，祸乱中原。因此，“尊王攘夷”就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韩愈倡导古文运动，排斥佛教，都是为了保持儒家文化传统不使中断。
第五点，是陈寅恪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韩愈）古文乃用先秦、两汉之文体，改作唐代当时民间流行之小说，欲借之一扫僵化不适用于人生之骈体文，作此尝试而能成功者，故名虽复古，实则通今，在当时为最便宣传，甚合实际之文体也。以文为诗，尤为独创。较之华译佛偈，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
第六点，培养后进，开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
总之，“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今人对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陈寅恪应有同情理解。他不惜给韩愈以最高赞词，实是在浇自己的块垒。他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受到严厉的批判，担心外国学说割裂或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但他的态度不能不说有些狭隘，他过于强调“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而不大注意“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他也曾论及外来思想被吸收后对中国思想的促进情况，例如，韩愈本人就受到佛教（新禅宗）的很大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当然要经过中国人的消化吸收。陈寅恪也说：“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既然如此，为什么现代中国就不能受西方文化（包括马列主义）的影响？他也可以寄希望中国文化最终吸收融合西方文化，改造使之适应中国国情。陈寅恪的文章发表后，引出了反对意见。有学者撰文，认为韩愈没有那么大的功绩，不同意陈文给予韩愈如此高的评价。这位学者指出，韩愈的功绩在文学，而不在思想。
他后来还专门撰文讨论韩愈和柳宗元的文学评价问题，并且也议及韩愈的人品问题：“现在我们对韩愈的肯定，主要是韩愈的文学，不是韩愈的儒学。韩愈的文学，是有卓越的成就的，而他的儒学，则仅仅跨在文学的背上腾踔虚誉而已，它的本身谈不到有什么独立的成就。不但没有独立的成就，严格地说，韩愈还不是过去所谓真正的‘守道君子’，韩愈的崇尚儒学，是言有余而行不足的。”
陈寅恪是研究隋唐史的专家，他治史方法的一个特点是“以诗证史”，重视文学材料，著有《元白诗笺证稿》等，对唐代文学有深切的会味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一个人总是从自己熟悉而且深有感触的地方立论。辩证法和一分为二，讲之容易，行之实难。思想学术，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风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奋点，是很难做到四平八稳、折中公允的。
陈寅恪对韩愈的评价对鲁迅研究者有借鉴的价值。鲁迅研究中有没有放大和拔高研究对象、让研究对象为自己的论点做注脚的情况？不但鲁迅研究者，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学人对此都应该有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