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山西农业生产南北差异与商品性物产

近百余年前，中国社会的变化也为山西乡村注入各类新鲜要素，但依托土地而生存的农民却保持相对稳定。农民的稳定表现在自己的生产品、生产品的地理差异以及生产品带来的商品性均变化不大。

近代山西，农业仍是社会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乡间更是如此。然而，农业所包含的并非只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水果、林木乃至于畜产品均在其中，农产品种类的差异决定产品的去向，这些农产品有的以服务农户自己为主，有的目标锁定于市场；有的仅将剩余产品供给市场，有的全部投入市场，因此农产品的去向不仅仅是哪些农产品留给农户自己，哪些可以输送市场的问题，在农业社会中，依托剩余产品从事交易是村民迈出村落，走向连接十里八村——市镇的主要缘由。

农业生产立足于土地之上，一地出产什么首先取决于自然环境，其次深受社会发展进程影响。山西省南北跨6个纬度，相距约550公里，这样的纬度位置变化必然影响南北农业生产的热量条件，加之河谷平原与丘陵山地相间分布的地形变化，直接导致各地土地利用方式与农产品类型的差异。

翻开《中国气候干湿带分布图》，一条暖温带与中温带分界线穿过山西中部，这意味着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气温，将山西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北之间的温度差异形成两种农作物熟制，山西北部实行农作物一年一熟制，南部则以两年三熟制为主，两种农作物种植制度的分界线大约处于晋中盆地北缘，并沿盆地边缘山地丘陵南偏至榆次，再向西伸向吕梁山区，大约从霍州一带进入陕西境内。判别这一界限的重要标志在于冬小麦是否存在，冬小麦属于越冬作物，头年9月播种至来年6月初收获，收获后可以继续种植下一茬作物，进而在这一年实现两次收获，次年将于3月播种，9月收获，只有一次收成，第一年两次收获与第二年一次收获共同组成两年三熟。就总体而言，山西南北在气温的制约下，各自实行不同的农作物熟制，但也不排除因地貌变化而出现的例外，即一年一熟制与两年三熟制分界线以北也会出现小范围冬小麦种植地，界限以南同样存在一年一熟制。晋籍台湾学者续光清《故乡生活追忆》这样写道：“有大、小麦两种……汾州北诸属春分前种，处暑后收，名春麦；汾州南诸属，白露前种，芒种后收，名宿麦。”民国时期汾州包括今离石、宁乡、临县、石楼、汾阳、平遥等县，其中汾州以北的崞县（今原平）即因地处忻州盆地种有少量冬麦，这样的情况属于小地貌作用的结果。

农业生产环境与农作物熟制的变化，自然在山西各地构成农产品种类的差别。20世纪30年代山西全省共105县，县县种植谷子，这是唯一各县均种植的粮食作物，105县中有103县种植小麦，103县种植高粱，其余粮食作物各县种植不等，但很少超过百县（见表〔2-15〕）。谷子、小麦、高粱三种作物中，冬小麦是晋中盆地以南地区实行两年三熟制轮作的核心作物，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小麦不仅分布在103个县中，而且种植面积居于各种粮食作物之首。

表〔2-15〕 20世纪30年代山西主要粮食作物栽培面积及产量*

*表〔2-15〕〔2-17〕〔2-19〕周宋康《分省地志·山西》，中华书局，1939年，89—95页。

粮食种植比例如此，农家自家食用的又是哪些粮食种类呢？民国《徐沟县志》有这样的记载：“县人全数所需之食粮，第一位小米，第二位高粱，第三位麦，第四位绿豆及玉米。”徐沟地处汾河河谷平原，全县耕地30万亩，其中小麦占地9万多亩，居1/3，当地人的主食却是小米，小麦制成品对于多数人家并非时常食用之物，农户所种小麦经常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晋泉县黄陵村的调查有这样的数据，农户将各种粮食作物转为商品的比例为：粟6%，黍6%，小麦36%，荞麦12%，玉米13%，高粱10%，绿豆27%。小麦属于细粮，成为最具商品价值的粮食作物。表〔2-16〕为20世纪30年代山西各县小麦种植面积。山西北部实行一年一熟制，各县种植春小麦。山西中部、南部实行两年三熟制，各县种植冬小麦。小麦种植面积高的县几乎都位于山西南部、中部的运城盆地、临汾盆地、晋中盆地这些冬小麦分布区（图2-2），小麦具有的商品价值，不仅为提升这些地区农作物商品率做出贡献，且以销售小麦为目的推动农户走向市场。

图2-2 20世纪30年代山西各县小麦占地面积

表〔2-16〕 20世纪30年代山西各县小麦种植面积（千亩）*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月报》1932年1—2期。

农业物产中粮食为大宗，而商品价值最高的是经济作物，表〔2-17〕为20世纪山西主要用于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其中棉花在所有经济作物中地位最高。经济作物之中，棉花属于实用性强、商品性强的农产品。大约从明代开始，中国植棉区不断扩展，逐渐推至北方，先后在山东、河南以及河北等地盛行起来，与北方其他省份相比，山西植棉历史并不长。山西推广棉花种植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顺应机器生产的需要，来自于美洲大陆的棉花品种逐渐取代了原来在中国盛行的亚洲草本棉。比农家纺车运转速度快得多的机器，要求棉絮纤维长度必须足够长，与亚洲草本棉亦称中棉相比，来自美洲大陆的美棉不仅具备这一优势，且对于环境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自晚清至民国初，在各界的推广下迅速在各地扩展种植面积。华北诸省中，山西植棉面积最小，地位也最低，尽管如此，由于这一经济作物的出现，为山西植棉农户带来了更多进入市场的机会。

表〔2-17〕 20世纪30年代山西主要工业原料栽培面积及产量

山西植棉历史较短，清末临汾一带有少量种植，民国初年阎锡山执掌山西政权，大力推广棉花种植，1917年全省棉田面积为27万余亩，1919年增至48万余亩，1920年则为83万余亩。并于1921年在太谷、文水、定襄、高平各县设经济植棉场，专门从事品种试验及普及，1922年于新绛、解县设立美棉育种场。经过一番努力，至20世纪30年代初形成以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与晋中盆地为中心的两大植棉区。全省65个县种植棉花，列在表〔2-17〕、表〔2-18〕中的主要产棉县，洪洞、翼城、荣河、临汾、永济、芮城、绛县为种植量最大的县。而以棉花为大宗输出品的县主要位于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包括临县、临汾、汾城、翼城、永济、虞乡、荣河、万泉、猗氏、解县、夏县、平陆、芮城、闻喜、绛县、赵城、霍县、大宁等（图2-3）。棉花之外，其他经济作物只有胡麻籽出产于晋北，其他如花生、苎麻、油菜籽、芝麻、烟叶、蓝靛这些能够成为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同样分布在临汾盆地、运城盆地。

图2-3 20世纪30年代山西各县棉花种植面积

山西各县具有商品价值的农产品还有蔬菜与水果，表〔2-19〕为20世纪30年代山西蔬菜栽培面积与产量，这些对环境适应性不同的蔬菜，分布在山西各地，南北均有不同种类，那些自给之余的蔬菜将进入市场，从事交易，这样的情况如光绪《忻州志》所载：“忻郡所产谷之属，黍、稷、菽、麦。蔬之属，葱、蒜、菘、芋、晚菘、药芋，味极美，异于他处，故园户颇获利。果之属，桃、李、枣、梨，梨甘脆，与崞县并称，贩行甚远，亦颇获利。”

表〔2-18〕 20世纪30年代山西植棉县及棉田面积（亩）*

*叶笃庄《华北棉花及其增产问题》，大东新兴印书馆，1948年，第265—268页。

表〔2-19〕 20世纪30年代山西蔬菜栽培面积及产量

农产品是民生之本，满足生产者自身需求之外，剩余产品将走向市场。农业剩余产品在为生产者带来利润的同时，也为终日厮守在乡村之中的农户提供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若从地理角度观察农产品的商品价值以及与之相关的农户销售行为，山西南北应有不同的表现，南部各县不仅商品价值较高的冬小麦种植比例较高外，经济作物尤其棉花生产也同样具有优势，这样的物产分布不仅为山西南部农户带来较多的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且在南部各县经济作物用地增加的同时，对于山西北部剩余粮食产品的外销也起到推动作用。民国《徐沟县志》提及这样的情况：“太汾之粟以北路为大宗，沁辽灌其左，兴岚灌其右。”“自光绪以前以县为盆地中心，故为粮运交换中心之地，于高粱、绿豆则来自忻州及原平，于麦及面则来自霍山以南至洪、赵，于小米则来自沁州。就中以北来高粱、豆为最。每值双日，原平大车多至二百多辆，秋后益多，有时至三百辆，每车十四袋，每袋八斗。”清末、民国初年，“省之西南广植棉花，减少麦产……霍南之麦与面转而向南，北来之麦不但绝无，且更反吸而南”。徐沟地处山西中部，曾经作为全省南北粮食交流中心而兴盛一时，自山西南部开始推广棉花，山西南部产粮趋向于南，北部粮食在间或向南销售的同时，且凭借穿境而过的京绥铁路趋向内蒙古一带，即“忻、崞之粮不南而北，岭南洪、赵之麦与面不北而南”。清末民国初年以来，无论对于山西南部棉花等经济作物的输出，还是粮食产品的输入，在商人承担周转贸易主角的同时，农户与市场接触的频率也在提升。山西北部虽然没有更多经济作物输送市场，但在粮食交流方向由趋中转向趋南北的变化中，也为农户将剩余产品转为商品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