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高句丽的兴起与衰落及其成因∗

李海涛

【内容提要】 公元4世纪，壮大于东北地区的高句丽民族，应政治、文化、外交上的需求，积极引入了佛教文化。在王权贵族的庇护与扶持、普通民众的崇信、知识精英的义解下，佛教文化在高句丽急速兴起，从而成为高句丽灿烂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但后来，由于都城的迁移、道教的引入、新贵族的兴起等原因，致使高句丽佛教文化走向了衰落。

【关键词】 高句丽 佛教 成因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2009级博士研究生，延边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公元前37年，东明王朱蒙在东北地区建立了高句丽政权，定都于卒本川（今辽宁省桓仁县）。当时，正值东汉至两晋中原多事之秋，这为高句丽政权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高句丽政权在扩建过程中，迁都到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地区），并“先后征服了邻近的沸流、盖马、荇入、曷思、梁貊、东沃沮、句茶、朱那等地方势力”，后扩展到清川江一带，壮大于东北，遂与鲜卑一族争衡于辽东。虽然，政权的建立、发展、壮大往往依靠于武力，但政权的维护则需要依靠思想文化的力量。高句丽政权的壮大、社会的发展促使它急需引进先进的思想文化来替代落后的固有文化，维护自身政权统治，祈求长治久安。在此历史背景下，佛教应机传入了高句丽。

一 佛教在高句丽的初传

佛教在高句丽的初传又可分为两种：一是私传，二是公传。

所谓私传，是指公元366年之前佛教极有可能已经传入高句丽。据《高僧传》载，东晋高僧支遁（314 ～366，字道林）曾给高丽僧寄过介绍竺法深（286 ～374）的书信。“（支遁）与高丽道人书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刘之弟子，体德贞峙，道俗纶综，往在京邑，维持法网，内外具瞻，弘道之匠也。”对此，《海东高僧传》也有记载，称呼高丽道人为释亡名，称其为“志道依仁，守真据德”。由此可见，至少在公元366年之前，已有高句丽人出家为僧，并与支遁有书信往来。但因高丽道人（释亡名）习法于何处，传法于何处，现已无从可考。所以称当时佛教极有可能已经传入了高句丽。此外，一者当时西邻高句丽的后赵、前秦都举国崇佛，而且后赵管辖区域北至辽地，又和高句丽交好，所以佛教极有可能很早就从后赵、前秦传入高句丽；二者当时东临高句丽的乐浪郡已传入佛教，所以佛教也有可能自东晋从海路经乐浪、带方传入高句丽。虽然，种种情况都暗示着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但却也因史料不足，难以确定。故此将公元366年之前由民间主导的佛教传播称其为高句丽佛教的私传。

所谓公传，是指公元372年佛教经官方主导传入高句丽。《三国史记》载：“小兽林王二年夏六月，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供方物，立大学，教育子弟”;“四年，僧阿道来”;“五年春二月，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这些在《三国遗事》和《海东高僧传》也有相关记载，虽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却都肯定了公元372年顺道从前秦带来佛像和佛经，公元374年僧阿道来，公元375年分建两寺以置顺道和阿道等事实。同时，这三部著作也都认为此乃高句丽佛法之始，即佛教的初传。故此将公元372年由官方主导的佛教传播称其为高句丽佛教的公传。

二 佛教在高句丽的兴起及其原因

佛教在公元372年公传至高句丽后，便得到了王权的庇护和民众的崇信，从而迅速兴起。佛教在高句丽兴起时期的主要事件如下表1所示：

首先，从国家层面上看，高句丽统治者大力扶持佛教发展。高句丽小兽林王将前秦王苻坚派来浮屠顺道及佛像、经文等供奉了起来，同时还让贵族子弟在太学中学习佛教经论。公元375年，小兽林王又建造了肖门寺和伊弗兰寺两座寺庙来分别安置佛僧顺道和阿道。公元392年，高句丽故国壤王下教令，让臣民崇信佛法来求福。公元393年，又同时在都城平壤（今吉林省集安地区）建造了九座寺庙，加之先前的肖门寺、伊弗兰寺与稍后的兴安寺、金刚寺等，在高句丽都城及其附近真可谓寺院林立，佛事兴隆。众多寺院，不仅成为国家祈福禳灾的地方，而且也成为宣扬佛法、民众信佛拜佛的固定场所。正是由于高句丽统治者礼遇佛教，敬僧建寺，并通过佛教来祈求国祚及个人的往生净土，所以佛教在高句丽很快就兴盛起来了。其次，从民众层面上看，高句丽民众并没有抵制佛教信仰，而是把佛像与氏族神、国土神和鬼神等放在一起来加以供奉。在高句丽民众看来，“佛”虽然是一个外来的神，但因为信奉他可以求福保平安，所以将佛神置于与民族固有神同等的地位来加以信奉。通过出土的高句丽墓葬中的拜佛图以及佛像铭文来看，在当时高句丽，佛教信奉者应该是相当多的。最后，高句丽高僧辈出，尤精于三论学。在当时高句丽，出现了许多佛教高僧，如昙始显授三乘经教，惠亮开坛讲法置八关会，义渊至高齐邺都问学《十地》、《智度》等，后回国阐扬所学以解众疑，僧朗入中土传承三论学，实法师、印法师入中土讲三论学等等。众多的求法僧与传法僧不仅致力于宣扬佛法，而且还积极地阐释佛教义理，从而引领了高句丽君民的佛教信仰。

从现存的史料和遗迹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上，统治者下教令，让民众崇信佛法，用珍贵的瓦来修建佛寺，建造佛塔，培养僧侣；在实践上，高僧开堂讲经说法，僧俗听经念佛、拜佛，墓葬中绘制莲花以求死后往生佛国净土，多造佛像发愿以求福，入华求佛法活动不绝于道；在教理上，三论学高僧众多，净土思想流行等等。种种迹象表明，高句丽佛教在短短的二十余年里就达到了相当兴盛的程度，并在高句丽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笔者看来，佛教之所以能够在高句丽急速兴起，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政治外交的需要，从而得到了国家的扶持。佛教传入高句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政治外交的需要。在政治上，高句丽政权正在兴起，它需要先进的文化来凝聚人心、维护统治，同时也是为了与周边及中原文化进行对抗。在当时，佛教思想较为先进，又非中原文化，而属藩族文化，同时，又因为佛教倡导众生平等、护国保民等思想，所以东北各少数民族政权积极引入了佛教。诚如后赵王石虎所言：“佛是戎神正应信奉”。因此，高句丽统治者大力扶持佛教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在外交上，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政权经常采取文化输出与引入的方式来交好、结盟，从而来遏制自己的敌对势力。恰好，备受各少数民族青睐的佛教就充当了前秦与高句丽交好的外交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此政治与外交上的需要，高句丽统治者才大力扶持并发展佛教。

第二，社会的动乱，民众需要多神的信仰。公元4～7世纪，对东北地区的人民来讲，是一个分裂、动荡、变化无常、多灾多难的时期。对于高句丽民众来说，他们需要一种从战乱和穷苦生活乃至面对死亡中解脱出来的办法，至少是找到一种能使他们获得心理平衡的精神依托。在高句丽民众看来，外来的佛神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因此，在高句丽统治者的扶持与倡导下，佛教思想及其表现形式很快就深入民心，成为了民众的主要精神信仰。

第三，佛教思想的部分内容满足了君王和民众的需要。佛教思想对现世有一个基本判断，即认为现世是“苦”的，一切喜怒哀乐、爱恨别离、生老病死等都是“苦”。基于此，佛教倡导众生脱离烦恼，消除罪业，往生净土，觉悟成佛。对于君王来说，业报轮回思想有利于对民众的统治，而西方净土思想又为自己打开了进入极乐世界的大门；对于民众来说，佛神的护佑与业报轮回思想不失为一种镇痛剂，它既给出了苦痛的根源，又给予了脱离苦海的希望。

三 佛教在高句丽的衰落及其成因

关于佛教在高句丽的衰落表现，可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自公元6世纪中后期，曾兴盛一时的高句丽佛教逐渐走向了没落，其主要表现为佛教地位的下降和大量高僧的外流。在地位上，国家崇信道教，不信佛法，佛教开始屈居于道教之下，许多佛教寺庙成为了道观，以供道士居住及传教。如史载公元643年，高句丽宝藏王应苏文之请，引入道教，并安置在佛教寺庙内；公元650年，高句丽普德和尚因国家奉道，不信佛法而移居完山孤大山（当时的百济国境内）。在高僧外流上，有惠亮率领众徒，随居柒夫归于新罗，并任僧统；惠便到日本宣传佛法，度尼师三人；慧慈前往日本为圣德太子师，讲授佛法；僧隆、云聪一起归化日本；波若游学于智门下学天台；慧灌到日本任僧正，弘三论宗；道显闻日本君臣崇信佛法，附贡船而来，敕住大安寺等等。佛教地位的下降，屈居于道教之下，大量高僧的外流，很少兴建寺庙、礼遇佛僧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了佛教在高句丽的衰落。然高句丽佛教为什么会走向衰落呢？

传统观点多认为，佛教在高句丽的衰落主要是由于道教的传入和兴盛。如韩国学者金煐泰在《韩国佛教史概说》、李乙浩在《韩国哲学史》中，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在《韩国禅教史》中，中国学者何劲松在《韩国佛教史·上卷》中，都持有此种观点。对此，笔者认为道教的传入与兴盛只是导致高句丽佛教衰落的一个表象因而已，其实，最为主要和根本的原因乃是迁都与新势力的胜出。

公元6世纪中期，高句丽政权达到鼎盛后，开始逐渐走下坡路。在内部，统治集团出现了纷争，不同的政治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围绕着王位的继承进行了长期的争斗，从而导演了安藏王被刺杀及安原王、阳原王、平原太王的相继继位；在外部，高句丽仍不断受到东部疆域游牧民族的袭击，时刻准备战争；在生存空间上，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社会的发展，狭小的国内城及附近的平原地区也限制了社会的向前发展。正是在此内忧外患之下，高句丽于公元586年，将都城从国内城地区（今集安地区）迁移到大同江流域的长安城（今朝鲜平壤）。可以说，迁都是导致佛教在高句丽衰亡的最主要原因。国内城地区原是高句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过二百余年的积淀，佛教在此已经生根发芽结果，俨然成为了高句丽的国教。上至王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信奉佛教，供养佛教，对于佛教来说，此已形成非常好的信仰基础。但由于都城的迁移，致使佛教失去了信仰基础。相对于国内城地区，大同江流域的长安城原非都城，文化较为落后，在民众的精神信仰中更多的是原始宗教信仰，如上天崇拜、日月星辰崇拜、山川崇拜、巫术崇拜等，并未建立起群体的佛教信仰。加之，新都长安城内也没有像原都城内那么多寺院以供宣扬佛法。迁都后，佛教信仰基础的缺失与佛教场所的缺少，使得高句丽佛教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同时也失去了统治者的扶持。

高句丽之所以迁都长安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大贵族失去其势力基础，从新加强王权。虽然，迁都后的王室仍崇信佛教，并希望通过扶持佛教来稳固统治。但在王权与莫支离权（相当于宰相的摄政权）的争夺中，渊盖苏文胜出，出任“大莫支离”，掌握了高句丽的军政大权。渊盖苏文为了对抗信奉佛教的王室与部分大贵族势力，积极地引入了道教思想，从而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渊盖苏文的实际统治几乎一直持续到高句丽灭亡，为此佛教在既失去了群众基础，又失去了统治者的庇护下，其衰落实乃必然。由此可见，表面上是由于道教的传入导致了佛教在高句丽的衰落，实则乃是由于渊盖苏文新势力的胜出所导致的。

总的来看，高句丽的兴盛和衰落与佛教在高句丽的兴盛和衰落，可以说几乎是同步的，也许正是由于二者的相互作用才导致了高句丽后300年的历史。

（责任校对：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