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的结缘

黄世仲最初是以报人的身份活跃于当时的政坛与文坛的。早在1900年前后，他便在新加坡华侨邱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上发表政论，并担任该报主笔。1903年，他离开新加坡赴香港，加入《中国日报》，担任该报笔政。1904年，他离开《中国日报》，协助郑贯公创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和《有所谓报》，承担三报的编辑、记者或撰稿工作，并参办《时事画报》，任重要撰述员。1906年，他亲自创办《香港少年报》，任该报总编兼督印人，并与其兄黄伯耀创办《粤东小说林》。1907年，他与黄伯耀在广州创办《广东白话报》和《中外小说林》，并参与《社会公报》的编辑、撰稿工作。1908年，他又协助黄伯耀创办《岭南白话杂志》。1909年，他参办《南越报》。1911年，他在香港担任《新汉日报》总司理兼撰述。在上述报刊，他发表了大量的新闻与政论文章，鼓吹民主革命；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连载于这些报刊上。

为醒目起见，兹将黄世仲所创作小说在报刊连载的情况，列一简表，示意如下（见表2）。

表2 黄世仲所创作小说在报刊连载情况

黄世仲之所以在办报的同时致力于小说创作，是与报业发展时代潮流的影响分不开的。其兄黄伯耀曾说：“迄于今，报界之潮流，更趋重于小说。……故小说一门，隐与报界相维系，而小说功用，遂不可思议矣。”他还说：“新闻报社，方盛涨小说之潮流，以歌谣寄易俗之思，即于小说导文明之线。”由此可见，报刊与小说结缘，两者相互为用，以广销路，在当时已蔚然成风。梁启超就曾这样感叹：“手报纸而读之，除芜杂猥屑之记事外，皆小说及游戏文也。”

当然，黄世仲积极地从事小说创作，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意识到小说在开启民智、宣传民主革命方面具有特殊的功效。他说：“处二十世纪时代，文野过渡，其足以唤醒国魂，开通民智，诚莫小说若。”“观各国……皆藉小说以振国民之灵魂，甚至学校中以小说为教科书。故其民智发达，如水银泻地。”因此，“各国民智之进步，小说之影响于社会者巨矣”。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报纸“虽足以开拓心思，改良风俗，进化人群，增长智识”，但“报纸有见闻，而鲜观感；有纪录，而鲜精详”；并且“散而无章，文而无情”，所以其影响“不若小说之普及”。

基于上述认识，黄世仲才自觉地将办报纸与写小说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期更有效地开启民智、宣传民主革命。他最初创办《香港少年报》，便“以开通民智，监督政府，纠正社会，提倡民族为宗旨”。他在《香港少年报》上发表的《洪秀全演义》，即旨在鼓吹种族革命。后来，他创办《粤东小说林》，也是“以导引文明，启迪社会为方针”。《粤东小说林》改名《中外小说林》后，他又重申其宗旨是“冀得登报界之舞台，稍尽启迪国民之义务。词旨以觉迷自任，谐论讽时，务令普通社会，均能领略欢迎，为文明之先导”。他在《中外小说林》上发表的《黄粱梦》和《宦海潮》，即揭批了清朝权贵的专权跋扈、官场的黑暗腐朽以及清廷内政外交的昏庸无能，以此激发汉人的“国家种族之感情”。另外，《中外小说林》还刊载了不少与家庭、教育、婚姻、戒烟、戒嫖等相关的小说，如家庭教育小说《妇孺钟》、艳情小说《好姻缘》、社会小说《烟海回澜》、讽世小说《猛回头》等；这些作品都意在启蒙民众，革除时弊，引导民众趋向新文明。

黄世仲在利用报刊连载小说的同时，还在报刊设专栏，撰写了二十余篇小说理论文章，如《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为更普及》《小说种类之区别实足移易社会之灵魂》等，阐发小说的社会功用与文体特性，以提高人们对小说的认知水平，为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制造舆论。

由于黄世仲能将其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有机结合，共同服务于民主革命宣传，因而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罗香林说：“尝闻于陈树人、高剑父诸公及先君幼山公、罗群翼兄，称黄世颂（仲）氏于港主持《公益报》、《少年报》，兼协理《广东报》、《唯一趣报有所谓》、《社会公报》、《中外小说林》、《广东白话报》，于穗则《南越报》等报刊以宣传革命外，兼撰小说互为推广，灌输种族革命、民主主义以感导国民，同反满清政权于南中国，收效至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