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相互影响，相得益彰

众所周知，黄世仲是从担任报纸笔政（即编辑兼评论员）开始其革命宣传工作的。早在1905年写小说之前，他就已经写了三年的政论。彼时，其政论已形成情绪饱满、立场鲜明、辩驳泼辣、富于气势的艺术风格，而小说创作尚处于摸索阶段，在此情况下，他的小说创作自然会受政论写作的影响。当其对小说创作驾轻就熟之后，显然也会反过来影响其政论的写作。只不过，其政论对小说的影响要相对明显一些。

（一）政论对小说的影响

黄世仲政论对其小说最显明的影响，当然是题材上的近事性了。从《洪秀全演义》开始，他所创作的22部小说，只有《南汉演义》《吴三桂演义》《黄粱梦》可归入历史小说。其余小说，题材皆取自清末，都可谓之近事小说。究其原因，恐怕与黄世仲长于政论写作有关。由于长期撰写政论，黄世仲已习惯于关注时事要闻，并擅长以其对新闻的敏锐嗅觉来猎取新近发生的时政大事，这为其小说创作不仅提供了思想认识上的准备，也积累了丰富的时事创作素材。此外，出于革命宣传的需要，黄自然要以政论家的眼光进行小说选材的掂量。从掂量的结果来看，他认为选取近事做题材，更富有现实针对性，从而也更容易引发人们的阅读欲望，尤其像《五日风声》《十日建国志》这样在事件发生几天后即创作的小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革命者的共鸣，那是理所当然的。

此外，黄世仲创作小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为了借用小说形式发表其政治见解，因而在小说中不时可见大段的政治议论，或借人物之口，或以奏议、书信、檄文等形式滔滔不绝地涌出。如《洪秀全演义》第二十回，钱江向天王所进《兴王策》奏议，从天下大势论析入手，一边设难，一边解难，将革命之计划策略条分缕析，和盘托出，洋洋洒洒两千余言，其雄辩之气几欲夺纸扑面而来。再如《宦海升沉录》第二十一回，写1905年清廷外务部就向英借款修筑铁路一事与苏杭代表们会商协调之情形，便将辩驳商议的过程写得鞭辟入里。似此类辩论说理场景，在黄世仲小说中不时可见。

（二）小说对政论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借用小说笔法以使政论更具形象性。比如，在长篇政论《岑春萱》中，黄世仲意在对岑春煊任粤督三年的政绩得失进行全面评价，以为后来者之殷鉴。然而在实际的写作中，他却放弃了就事论事的政论原则，而有意在岑氏的性格心理分析上大加发挥，从而塑造出一个志大才疏、刚愎自用、急躁专横的岑春煊形象。如在这篇政论的绪论部分，黄世仲入题即不总评其政而先评其人：

吾曩言：志大而疏于计，气盛而短于谋。是言也，持而赠岑春萱，此固吾粤同胞所公认。即岑氏闻之，而断不以为不情者也。夫志大则力量虞其不足，强而行之，未有不陨越者也；气盛则性情必有所偏，死而不变，未有不颓败者也。岑氏志大而出于好名；气盛而益之以任性。肖小红人，遂阿其所好而乘其所偏。凡百施为，无善无不善，诱焉、导焉、谀焉，而岑氏之声名之堕落，视此矣。

开篇就出此断语，而不是以事实为准绳在事件剖析的基础上进行评价，这和先入为主、臆断推测的小说手法如出一辙。又如他在《岑春萱》第一部分“吏治上之岑春萱”中所写：

岑昔任粤藩，始参王存善，继参谭钟麟，而直声著矣。然此非其盛德致之，而其好名之念致之也。故其初来督粤也，士庶欢迎，岑因此而施其好名之手段，于是李家卓、裴景福、李世桂、李芝、李先义之伦，或充或革，皆驱而去之。盖若辈皆国民所视为民蠹者也。

平心而论，岑春煊新官上任，便敢于拿臭名昭著者开刀，其魄力堪当嘉赏。然而在黄世仲先入为主的判断下，这种有魄力的行为，却成了沽名钓誉之举，这种臆断岑氏心理而决其行为之目的手法，显然也是“小说创作”式的。

再看第十一部分“岑春萱之严酷”，该部分又以并不宜置信的道听途说之事，来勾画岑春煊专横霸道之形象，其文曰：

然吾闻岑之一出也，除沿途鹄立者不计外，其或步立稍近者，仰视者，耳语者，垂手在后者，戈什哈即鞭挞之（番禺举人凌某，素患短视，尝遇岑出，肃立道旁，戈什哈怒其眼带增光镜，竟鞭之至眼镜粉碎。诸如此者，已不胜枚举）。抑何其酷也！

像这种夸大其词、溢恶失实的漫画式写法，显然也是“小说家”的故伎。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兼事政论与小说创作的能手，黄世仲的政论与小说确实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正因为他在政论和小说写作上都投入了持久的激情和创造力，并有意无意地融合两种文体的创作特性，所以他的政论和小说与纯新闻评论家或纯小说家的作品相比，才呈现了一种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貌和创作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