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的调研发现：政治信任的强度

本书使用的数据来自2013年7月至8月所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问卷设计、抽样以及实际调查都是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实施的。抽样调查涵盖全国9个省份与直辖市的45个县，在每个县计划调查8个村庄，每个村庄分别调查10位居民，计划调查共360个村庄、3600位农村居民。课题组招募了来自抽样点所在县或地区的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大学生，经过培训和考核，由他们承担任此次调查的资料搜集和入户访问工作。

本次调查中，按照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地理位置的不同，以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参考，选定了湖南、河北、山西、甘肃、广东、浙江、北京、黑龙江和山东9个省份与直辖市进行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民主治理、公共服务现状的调查。

参照选定的9个省份与直辖市的2011年统计年鉴，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参考指标，按照从低到高对每个省份与直辖市内的不同县进行排序，使用等间距抽样抽出8个县作为该省的调查对象。在每个被抽取的县级单位中，通过比例概率抽样（PPS抽样）选取5个村庄，每个村庄访问10位村民。

具体的抽样过程如下。

步骤一：以2012年全国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作为抽样资料，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对全国大陆31个省份进行排序，使用随机数表从1到3中选取一个数作为起点，然后以2为间隔依次选出9个省份；

步骤二：分别查找2011年各省统计年鉴，在每个省内，按照各县区的农民人均收入对各个县级单位进行排序，分层抽取五个县作为调查的二级单位；

步骤三：在每一个被抽取的县里，使用比例概率（PPS）抽样方式选取8个村庄进行调查；

步骤四：在选取的8个村庄中，由访问员随机发放10份农村居民问卷和一份村干部问卷。

调查从2013年7月开始，到2013年8月结束，课题组实际上调查了348个农村行政村3698位农村居民，问卷实际回收率达到97%。其中，这3698个农村居民会被问及一系列问题，如信任、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交往、政治信任、民主价值、民主参与、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价等。村庄干部（村委会的主任或村党支部的书记）会被从348个村庄样本中挑出，他们会被问及这样一些问题，如村庄背景、经济发展、村庄预算、公共物品的供应，以及他们的自我评价。通过这两个步骤的采访，就产生了两个独立的数据库：一个建立在村民个人的反馈之上；另一个建立在村领导的反馈之上。

就像其他许多在中国大陆所做的民意调查一样，这项调查产生了两种结果：描述性结果与相关性结果。这两种结果都将在本文中提及，它们对中国农村政治信任度的研究能够提供两个重要的观点。首先，尽管该调查的描述性结果（如那些关于政治信任分布的结果）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可是，从各地程度差异看，它们确实有助于为中国农村地区政治信任的后续研究建立一些必要的数据基准。而这些基准是格外有用且重要的，因为这一类具有代表性的全国性样本调查极为少有。

其次，即便不是全部关系，也是这些关系中的绝大多数，本质上是因果性的，所以除了描述性的统计分析之外，本研究的重点是进行因果性的分析，也就是探究影响农村政治信任的来源性因素有哪些。因果性的分析往往揭示的是社会现象之间的本质性的联系，这种本质性的联系往往不会因为时间的变化而轻易发生变化。该调查的相关发现主要探讨了农村政治信任的三大来源性因素：传统文化因素、制度绩效因素（包括经济发展绩效以及公共服务绩效）、媒体传播的方式（包括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这项调查应该捕捉到农村政治信任最根本的来源性因素。因此，可以说，该调查中的数据有着广泛的意义，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农村地区政治信任的水平及其来源渠道。

在如何测量中国农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上，我们采用了既往研究所使用的一般性测量工具，也就是仅仅考察民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度。具体来说，我们在抽样调查中测量了农民对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四级政府的信任度，问卷设计了1～9的量表，“1”代表“很不信任”，“9”代表“非常信任”，要求受访者给出自己对四级政府信任度的相对数据。调查中所使用的具体测量框架如表1-7所示。

农村居民对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度如图1-2所示。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居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逐级递减，中央政府享有的政治信任度最高，有48.6%的村民给予中央政府最高的“9”分信任评价，对中央政府不信任的村民（信任评价为1～4分）所占比例极低，村民对中央政府的平均信任度得分为7.77。省级政府享有的信任度次之，平均分为7.25。县级政府享有的信任度再次之，平均分为6.29。乡镇政府享有的信任度最低，有相当一部分村民（约28.8%）不信任乡镇政府（信任评价为1～4分）。这就印证了两点：第一，我国农民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非常高，与东亚晴雨计调查与新欧洲晴雨计调查的结果相比，7.77这一平均得分在全球范围之内也是最高的。第二，在当下中国，作为政策执行和政府治理的基本单位的基层政府面临信任度的缺失，印证了胡荣教授、李连江教授所强调的差序格局的正确性，也就是说，在中国，随着政府的层级降低，越接近基层，中国农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就会越低。

凡是在中国做实地调查的，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样性非常突出的国家，就是说不同的地区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还表现在地区文化上，这让我们的调查非常具有挑战性。为此，我们特别注意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会显著地影响中国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水平，为此，在调查之中，我们创建了两个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变量。

第一个变量是被调查村庄所在的地区差异，我们把被调查的村庄所在的地区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大都市地区（北京），第二类是沿海发达省份（包括广东、浙江、山东），第三类是内陆欠发达省份（包括湖南、河北、山西、甘肃、黑龙江）。

第二个变量是被调查村庄离城市的距离，我们认为：被调查村庄离城市越近，那么这个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会越高；被调查村庄离城市越远，这个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会越低。具体来说，我们根据调查问卷中的一道问题，“被调查村庄的地理位置：a．本村是否城市郊区？（1）是；（2）否，距离县城______公里。b．本村是否近镇郊区？（1）是；（2）否，距离乡镇______公里。”

我们将被调查的农村划分为三种形态：a选“是”的为城市郊区的农村；a选“否”而b选“是”的为近镇郊区的农村；a与b均选“否”的则被定义为相对偏远的村庄。经过此操作，我们一共生成村庄有效值335个、缺失值13个。城市郊区的村庄占28.4%，近镇郊区的村庄占36.7%，相对偏远的村庄占34.9%。我们又将这一村庄的城乡三类形态划分加入村民数据中，得到村民有效值3309个，缺失值389个，城市郊区村民占28.2%，近镇郊区村民占37.1%，相对偏远村庄村民占34.6%。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把这两个变量与农民对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度分别进行交叉表（Cross Tab）分析，结果如表1-8和表1-9所展示。我们把农民对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度进行了重新编码，其中，我们把1～4分看作低信任度，把5分看作中信任度，把6～9分看作高信任度。

根据表1-8，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不管地区发展水平是高还是低，都存在着一个差序格局。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大都市地区、沿海发达省份，还是在内陆欠发达省份，它们的农村居民，对于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度，都存在着一个差序格局。也就是说，都存在着随着政府的层级越低，越接近基层，农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就越低的现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差序格局并不是一个独特的地区现象，而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就是说，不管中国各个地区之间有着多大的差异，即便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度的差序格局也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在于，从相对意义的角度讲，欠发达省份的农民，对于基层政府非常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的程度，要远远超过沿海发达省份的农民以及大都市地区的农民。比如对于乡镇政府而言：在大都市地区的农民，有57.1%的人对乡镇政府持有高信任度；在沿海发达省份地区的农民，有42.5%的人对乡镇政府持有高信任度；在内陆欠发达省份的农民，有38.7%的人对乡镇政府持有高信任度。再比如对于县级政府而言，在大都市地区的农民，有61.8%的人对县级政府持有高信任度；在沿海发达省份的农民，有49.0%的人对乡镇政府持有高信任度，在内陆欠发达省份的农民，有48.8%的人对县级政府持有高信任度。但是，内陆欠发达省份的农民，对中央政府非常信任，这种信任的程度，要超过沿海发达省份的农民以及大都市地区的农民。这一有意思的现象就告诉我们，在内陆欠发达省份的农村，差序格局的严重程度，要远远大于沿海发达省份的农村以及大都市地区的农村。

根据表1-9的交叉表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不管村庄与城市的距离远与近，都存在着一个差序格局，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城市郊区、近镇郊区，还是在偏远农村，它们内部的农村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度，都存在着一个差序格局，也就是说，都存在着随着政府的层级降低，越接近基层，农民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就越低的现象。这样的发现再次证明，差序格局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第二，与地区发展水平差异相似，差序格局在偏远农村表现得更为严重，而在城市郊区表现得相对好一些。比如，对于乡镇政府，在城市郊区的农民，有45.9%的人对于乡镇政府持有高信任度，在近镇郊区的农民，有41.5%的人对于乡镇政府持有高信任度，在偏远农村的农民，有37.5%的人对于乡镇政府持有高信任度。再比如，对于县级政府，在城市郊区的农民，有54.5%的人对于县级政府持有高信任度，在近镇郊区的农民，有50.2%的人对于县级政府持有高信任度，在偏远农村的农民，有47.1%的人对于县级政府持有高信任度。但是，近镇郊区与偏远农村的农民，对于中央政府都非常信任，这种信任的程度，要超过城市郊区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