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背景与动因

一 研究理论背景

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已有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传导机制的讨论。其探讨主要从狭义角度把金融完全视同于货币流通，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并且思想相对零散，只是从促进商品交易的功能展开分析。随后出现的金融发展理论才开始系统地探讨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AK范式认为，金融通过影响储蓄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及信贷乘数等来影响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以Levine等为代表的金融功能论，认为金融市场和中介通过其动员储蓄、配置资源、实施公司控制、润滑商品与服务等各种功能来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之后出现了以La Porta、Lopez - de - silanes、Shleifer &Vishny（LLSV, 1998）等为代表的金融法权理论，该理论从法律、制度等角度对金融进行了深入分析。以上的理论研究基本肯定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作用，进一步深化了对金融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认识。然而，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具体传导机制的研究虽然已经较为丰富，但尚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国内外学术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金融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在经济体系中发挥交易媒介、动员储蓄、配置资本、分散风险、监督公司治理等作用（熊彼特，1933），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金融和经济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资源向资本转化的过程。金融发展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其在区域资本形成中具有极特殊的聚合功能，而且表现为它能有效解决货币、资本分布不平衡问题，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寻找两者良性的互动关系，可以更好地提高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水平。熊鹏和王飞（2008）认为，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与制度改革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间的内生传导渠道，其中最主要的传导渠道是物质资本积累，另外银行比金融市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李富强等（2009）则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与层次提升，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发展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金融发展水平不高或者金融体系不完善等因素将会限制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因此，从理论上深入研究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在当今经济开放条件下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显性影响成为一种可行的途径。

随着金融业的开放，金融机构之间的市场竞争也日益加剧，这一方面将有利于金融作为中介部门改变原有低效率，降低运营风险、提高服务质量，从而提高整个金融行业效率，利用相应的信息优势、监督优势将资金导向那些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巨大的项目或企业，从而达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得区域经济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达到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升区域综合实力与竞争力的目的；另一方面，在光鲜亮丽的金融盈利数据背后，金融中介部门同质化竞争日趋严重，国内金融市场在还不能很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呈现日益脱媒化的体外发展趋势。金融中介追逐短期利益导致的“乱收手续费”“高息揽储”等现象，以及金融市场热衷于“题材”炒作，“盲目投资”行为等，都无一不说明金融活动效率衡量和评价存在简单化、单一性的方向问题，未深刻考虑金融活动效率的提升基于与所服务的实体产业的紧密关联，金融只有首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才能够带动区域经济更好发展。

二 研究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金融业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GDP增长了近15倍（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人均GDP增长了近12倍（国家统计局，2013）。与此同时，银行、证券、保险也进入高速发展期。从各国的现实经验来看，经济快速增长一般都伴随金融的高水平发展。而且只有基于金融的有力支持，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世界银行报告小组（2001）认为，良好的金融体系能够提供容易获取且可靠的信息，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有利于合理分配资源与促进经济增长。自1970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掀起了大力发展金融业的浪潮，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各国政府对金融影响经济有了新的认识，Federici和Carioll（2009）认为，在金融国际化的背景下，相对成熟的金融体系有助于一国避免或降低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姚先国和武義（2010）则认为，中国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金融发展模式是不稳定的，金融市场功能滞后于实体经济发展导致系统性风险。但金融资源通过何种渠道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如何更好地支持经济发展，这个问题逐渐成为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重要议题。

1978年以来，我国采用非均衡经济发展策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目前已到了亟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阶段。与此同时，我国还处于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阶段，深入研究和准确理解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有助于决策者有效利用金融体系来推动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还可以大幅降低相关行业活动成本。另外，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各地区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因此，除了在国家层面上展开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外，还应该从区域角度将其纳入分析框架中，深入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这样就可以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和条件，研究不同区域内两者具体的传导机制，形成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同时，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动荡，在经济发展遭受重大影响的国际背景和对外开放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中国金融活动和政策制定越来越趋向国际，一个适合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体系在有效抵御虚拟经济带来的金融资源过度开发的同时，也可以给予欠发达地区的主导产业和实体经济发展足够的金融服务支持，从而实现区域间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特别是政府对金融资源的管理更多应以“疏导”而不是“禁止”的管理思维进行统筹安排，这样的金融发展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才更具可持续意义。

三 研究动因

从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本质来看，在决定经济发展的因素中，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被认为是主要决定因素，而金融活动效率对资本和技术进步有重要的先导或滞后效应。技术进步的作用又主要体现为对所在区域的产业传导能力，产业内协调程度和产业间相互带动状态的良性程度。

本书试图基于金融结构理论从产业传导机理主线出发对金融效率理论进行拓展，尝试建立金融活动效率模型。考察自主决策性日益增强的金融业如何针对区域内所选择的产业发展模式有针对性地创造和分配金融资源，实现区域产业经济更快更好发展。考察金融集聚演变现有的两种形式即国际金融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对所在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特别是其对中部地区的借鉴意义。当然，一个基于产业传导理论的金融业活动效率评价模型对处于“中部塌陷”的区域发展来说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