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韦伯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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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概况

国内外关于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国外研究不仅时间早,且较为深入,这主要体现在:一、将大量有关韦伯的一手资料编辑成册;二、研究涉及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的多个方面。我国关于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始于民国时期,然而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关于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

一 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学术界对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已有较长的历史,并编辑出版了有关韦伯的大量一手资料,其中包括1926年出版的《我的学徒生涯》Beatrice Webb, My Apprenticeship, London: Longmans, 1926.和1948年出版的《我们的伙伴关系》Barbara Drake and Margaret I. Cole, eds., Our Partnership by Beatrice Webb,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48.这两本韦伯夫人的自传体著作;日记方面包括1965年由奥斯丁编辑的《韦伯夫妇澳大利亚期间日记》A. G. Austin, ed., The Webb's Australian Diary, Melbourne: I. Pitman & Sons, 1965.、1974年哈默尔编辑的《韦伯夫妇在新西兰》D. A. Hamer, The Webbs in New Zealand, Wellington: Price Milburn, 1974.、1982至1985年间由诺曼和珍妮编辑出版的四卷本《比阿特丽斯·韦伯日记》Norman MacKenzie and Jeanne MacKenzie, eds., 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1873-1892), London: Virago Press Limited, 1982; Norman MacKenzie and Jeanne MacKenzie, eds., 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1892-1905), London: Virago Press Limited, 1983; Norman MacKenzie and Jeanne MacKenzie, eds., 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1905-1924), London: Virago Press Limited, 1984; Norman MacKenzie and Jeanne MacKenzie, eds., 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1924-1943), London: Virago Press Limited, 1985.;此外,还包括1973年由英国政治经济学图书馆出版的《韦伯夫妇著作目录》、1978年出版的三卷本《韦伯夫妇书信集》。Norman MacKenzie, ed., The Letters of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1873-1892),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Norman MacKenzie, ed., The Letters of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1892-19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Norman MacKenzie, ed., The Letters of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1912-194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国外学术界关于韦伯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关于韦伯的整体性研究著作,如汉密尔顿的《悉尼·韦伯与比阿特丽斯·韦伯》Mary Agnes Hamilton,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Biography,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 1932.、丽萨尼·拉迪斯的《比阿特丽斯与悉尼·韦伯:费边社会主义者》Lisanne Radice, Beatrice and Sidney Webb: Fabian Socialists, London: Macmillan, 1984.以及哈里森的《悉尼·韦伯与比阿特丽斯·韦伯的生活与时代》Royden J. Harri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三本著作均以时间为序,系统地论述了韦伯夫妇的思想和实践,其中哈里森的著作主要记述韦伯夫妇早期时段(1859~1903年)的历史,而汉密尔顿与丽萨尼的著作则是对韦伯夫妇一生大部分时间做了梳理。玛格丽特·柯尔于1949年编辑出版了《韦伯夫妇与他们的事业》Margaret Cole, ed., The Webbs and Their Work, London: Frederick Muller Ltd, 1949.,其中收录了韦伯同时代人,主要是和韦伯一起工作过的人对韦伯夫妇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文章;此外玛格丽特还写了《比阿特丽斯·韦伯》Margaret Cole, Beatrice Webb,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45.一书,按专题对韦伯夫妇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改革实践做了一个全面的评述。

第二类则是对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或社会实践等方面的专题性研究。其中包括:

(1)韦伯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研究。其中威拉德·沃尔夫在《从激进主义到社会主义》Willard Wolfe, From Radicalism to Social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一书第二部分第三节“韦伯:转向社会主义的实证主义道路”中,提出实证主义哲学在韦伯由自由激进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希尔在《悉尼·韦伯与公益:1887~1889》C. E. Hill, “Sidney Webb and the Common Good: 1887-1889,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14, No.4(1993), pp.591-622.一文中,通过对韦伯在加入费边社后发表的几篇文章,主要是1889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的文本分析,讨论了早期韦伯社会主义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布莱恩·克劳利在《自我、个人与社会:哈耶克和韦伯夫妇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Brian Crowley, The Sel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Liberalism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F. A. Hayek and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一书中提出韦伯是受密尔的影响成为一个功利的社会主义计划者,并试图建立一种以“物质需求”为基础的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分配模式。在该书中,克劳利使用了“自由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形容韦伯的政治思想,并提出韦伯和哈耶克在认可一个客观的标准有利于指导人们构建公共政策和集体目标方面具有相似性。麦克则在《费边社员与功利主义》Mary Peter Mack, “The Fabians and Utilitarian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16, No.1(Jan., 1955), pp.76-88.一文中论述了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与边沁功利主义的关系,她认为韦伯的功利主义只是一个笼统的叙述,用以替换当时的个人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和行政虚无主义。同时她还提出以韦伯为代表的费边主义和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在诸如气质、创立者的个人经济状况指韦伯和边沁。以及实际政策的目标与方法上有很多相似性,因此韦伯虽然不承认,但他确实是边沁的继承者。此外,彼得·贝尔哈兹在《劳工的乌托邦:布尔什维主义、费边主义与社会民主》Peter Beilharz, Labour's Utopias: Bolshevism, Fabian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1992, p.52.一书第三章第一节也讨论了韦伯社会主义观念的形成。然而他是基于乌托邦的角度来讨论韦伯早期的社会主义观念,他认为韦伯与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虽然倾向于拒绝观念中的乌托邦元素,并称呼自己为实干家(practical man),但其思想中仍拥有许多乌托邦的观点。大卫·里奇则在《费边社会主义:作为剥削观念的租金理论》David M. Ricci: “Fabian Socialism: A Theory of Rent as Exploitation,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9., No.1.(Nov., 1969), p.105.中对费边社,实际上主要是韦伯的租金理论做了整体性论述。他提出,韦伯拒绝接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剩余价值观,并对剥削的概念做了截然不同的区分,从而形成了一个激进的租金理论,而该理论使费边社体现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即通过议会民主的方式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马克·贝维尔在《悉尼·韦伯:功利主义、实证主义以及社会民主》Mark Bevir, “Sidney Webb: Utilitarianism, Positiv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74, No.2(Jun., 2002), pp.217-252.中详细论述了功利主义、实证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在韦伯社会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2)韦伯福利思想研究。其中较早的是詹姆斯·赛斯所写的《贫困问题:少数派报告的诉求》James Seth, The Problem of Destitution: A Plea for the Minority Rep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Vol.22, No.1(Oct., 1911), pp.39-50.。在该文中,赛斯通过比较《少数派报告》和《多数派报告》的不同,对韦伯夫妇在《少数派报告》中提出的社会福利思想和具体改革方案进行了论述,他提出虽然两份报告在对以往济贫法体系做出批判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就如何建构新体系则有着明显的区别。此外何塞·哈里斯在《韦伯夫妇》Paul Barker, ed. Founders of the Welfare State, Aldershot: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6.一文中对韦伯夫妇的社会福利思想和福利建构理论做了概括性论述,并提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韦伯认为只要是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政策必会得到有理性的所有人的认可,由此韦伯在构建政策时并没有能够考虑现实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阻碍。2011年,迈克尔·沃德出版了一本名为《比阿特丽斯·韦伯:对更公平社会的探求》Michael Ward, Beatrice Webb: Her Quest for a Fairer Society, London: The Smith Institute, 2011.的小册子,在《少数派报告》百年之后,沃德对韦伯夫妇在《少数派报告》中提出的社会福利观念和具体的改革方案重新做了诠释。

(3)韦伯的政治思想研究。康芒斯在《韦伯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John R. Commons, “The Webbs'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1, No.1(Mar., 1921), pp.82-90.一文中,提出韦伯夫妇在所著的《英国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一书中提出的政府建构模式,虽然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该书在对当时英国政治体制的分析和批判方面仍属一本不可多得的杰作。约翰·霍尔在《政治知识分子的角色与影响:托尼与韦伯之比较》John A. Hall, “The Roles and Influence of Political Intellectuals: Tawney vs Sidney Webb,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8, No.3(Sep., 1977), pp.351-362.一文中提出在处理与工人运动及其组织的关系方面,韦伯和托尼是两个不同的典型。他认为,韦伯源于比阿特丽斯的影响,其知识分子身份是与社会分离开来的,与托尼强调每一个人的重要性和事实上的平等不同,韦伯更关注社会有机体的健康和效率,关注机会平等。凯文·摩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与英国左翼:韦伯夫妇与苏维埃共产主义》Kevin Morgan, Bolshevism and the British Left: The Webbs and Soviet Communism,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Limited, 2006.一书,则介绍了韦伯夫妇晚期对苏维埃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对韦伯夫妇在晚期转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做了新的解释,并对韦伯与比阿特丽斯分别进行论述,提出韦伯对中央集权和专家政治的支持和比阿特丽斯对社会道德更高追求的探索,使他们转向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而杰克·梅里兹则在《工联与费边社会主义》Jack Melitz, “The Trade Unions and Fabian Socialism,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12, No.4(Jul., 1959), p.560.一文中对韦伯的产业民主思想,主要是其对工会的态度做了剖析,他通过分析韦伯反对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原因,提出虽然后来韦伯有条件地接受了工联,但却削弱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基础。

(4)社会研究方面。玛格丽特·柯尔在《韦伯夫妇与社会理论》Margaret Cole, “The Webbs and Social Theor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2, No.2(Jun., 1961), pp.93-105.一文中提出,韦伯夫妇没有社会理论这一观点是极不合理的,韦伯夫妇虽然确实对抽象理论和原则的讨论缺乏兴趣和耐心,但是如果他们没有社会理论的支撑,对社会应该是什么样或社会将怎样发展没有清晰的观念,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完成他们已经完成的工作的。赛米在《韦伯夫妇对社会学的贡献》T. S. Simey, “The Contribution of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to Soci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2, No.2(Jun., 1961), pp.106-123.一文中肯定了韦伯夫妇在社会学领域所做的贡献,她提出虽然韦伯夫妇并没有对人类行为做更现代的解释,也未能像专业的社会学家那些思考,且他们使用的语言是通俗的英语,但出于韦伯夫妇对社会机构所做的科学研究,应该给予他们在英国社会学专业领域一个位置。盖伊·洛奇(Guy Lodge)在《比阿特丽斯·韦伯与悉尼·韦伯》一文中则从理论的角度,提出韦伯对社会机构和组织的研究,使人们开始关注行政组织架构的重要性,并发展和创造了一个新的强调社会政策和公共管理的经济学派。Ellie Levenson, Guy Lodge and Greg Rosen, eds., Fabian Thinkers, London: Bell & Bain, 2004.此外,杰拉德·库特还在《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0》〔英〕杰拉德·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0》,乔吉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一书中对作为历史经济学家的韦伯夫妇的经济学思想做了分析,并提出在经济学研究中,除了双方都重视历史研究外,韦伯对演绎经济学也看得很重。

(5)教育改革实践研究方面。爱德华·布伦南在名为《悉尼·韦伯和伦敦技术教育委员会》Edward J. T. Brennan, “Sidney Webb and the London Technical Education Board: Pattern for the Future, ”The Vocational Aspect of Education, Vol.11, No.23(Sep., 1959), pp.85-96;Edward J. T. Brennan, “Sidney Webb and the London Technical Education Board: The Board at Work, ”The Vocational Aspect of Education, Vol.12, No.24(Mar., 1960), pp.27-43;Edward J. T. Brennan, “Sidney Webb and the London Technical Education Board: The Education Act of 1902, ”The Vocational Aspect of Education, Vol.13, No.27(Sep., 1961), pp.146-171; Edward J. T. Brennan, “Sidney Webb and the London Technical Education Board:The London Education Act of 1903, ”The Vocational Aspect of Education, Vol.14, No.28(Mar., 1962), pp.56-76.的四篇系列文章中,对韦伯在伦敦郡议会技术教育委员会任职期间在伦敦教育领域的改革实践,以及对1902及1903年两部教育法通过所做的努力做了详细的论述,并肯定了韦伯在这两部教育法改革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不弱于莫兰特和巴尔福。此外,达格利什的《一场渗透和说服的战役:韦伯夫妇与1903年教育法》以及贾基斯的《韦伯夫妇对教育的影响》A. V. Judges, “The Educational Influence of the Webb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Vol.10, No.1(Nov., 1961), pp.33-48.,也对韦伯夫妇在教育领域所做的贡献做了论述。

(6)其他问题研究。马克斯·比尔在《英国社会主义史》〔德〕马克斯·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下卷,何新舜译,商务印书馆,1959。下卷第14章第2节“从欧文和马克思到韦伯”中对韦伯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租金理论以及民主渐进的改革方式做了概括性的论述,并将之与欧文和马克思做了比较分析。G. D. H.柯尔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三卷上册第4章第2节“费边社会主义——韦伯夫妇,萧伯纳和华莱士”则简要论述了韦伯的产业民主思想及公有化观念。〔英〕 G. D. 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三卷上册,何瑞丰译,商务印书馆,1981。玛丽·墨菲在《回忆韦伯:1859-1947》Mary E. Murphy, “In Memoriam: Sidney Webb, 1859-1947,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53, No.4(Jan., 1948), pp.295-296.一文中,对韦伯的一生,包括其思想和实践两个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做了简要的回顾。彼得·贝尔哈兹和克里斯·尼兰则在《韦伯夫妇、费边主义与女权运动》Peter Beilharz and Chris Nyland, The Webbs, Fabianism and Feminism, Aldershot: Ashgate, 1998.一书中,对韦伯夫妇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妇女权利观念做了详细的论述。此外,玛格丽特·柯尔的《费边社史》〔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杜安夏、杜小敬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以及诺曼和珍妮所写的《早期的费边社员》Norman and Jeanne Mackenzie, The First Fabians, London: Quartet Books, 1979.,从费边社的角度论述了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对费边社的影响。

二 国内研究概况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关于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则较为薄弱。整体性研究方面,曹婉莉所著的《韦伯夫妇研究》曹婉莉:《韦伯夫妇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对韦伯夫妇的生平、社会主义思想、社会福利思想、社会学研究以及改革实践进行了整体性论述。而专题方面,民国时期,尹树生在《韦伯夫妇的合作理论》尹树生:《韦伯夫妇的合作理论》,《合作评论》1945年第5卷第1期。一文中,对韦伯夫妇在《工业民主》以及《消费者合作化运动》中的合作理论做了介绍与分析,并提出韦伯的消费合作理论是建立在民主主义这一坚固的基础之上,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以消费者为本位的社会主义社会。此外,1936年的《人物月刊》和1948年的《观察》杂志,发表了两篇有关韦伯夫人著作的书评,对韦伯夫人的两本著作《我的学徒生涯》《我俩的伴侣生活》做了简要的介绍。《书评:韦伯夫人:我的学徒生涯(英文本)》,《人物月刊》1936年第1卷第1期;《书评:韦伯夫人:我俩的伴侣生活》,《观察》1948年第5卷第8期。最近,国内对韦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社会福利思想方面,诸如耿伟的《试论韦伯夫妇对英国福利国家的影响》耿伟:《试论韦伯夫妇对英国福利国家的影响》,《才智》2012年第12期。、曹婉莉、杨和平的《韦伯夫妇的福利济贫思想》曹婉莉、杨和平:《韦伯夫妇的福利济贫思想》,《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曹婉莉的《韦伯夫妇济贫观对我国济贫的启示》曹婉莉:《韦伯夫妇济贫观对我国济贫的启示》,《老区建设》2007年第12期。以及武振华和耿伟的两篇硕士论文《韦伯福利思想研究》武振华:《韦伯福利思想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试论韦伯夫妇的济贫思想》耿伟:《试论韦伯夫妇的济贫思想》,苏州科技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都简要论述了韦伯夫妇的社会福利思想。关于韦伯社会改革方面,则有曹婉莉的《论韦伯夫妇的社会改良思想及其实践》曹婉莉:《论韦伯夫妇的社会改良思想及其实践》,《求索》2011年第8期。,该文论述了韦伯夫妇以渗透活动为主要方式对英国政治、教育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徐学谦的《韦伯夫妇社会改良思想与实践》徐学谦:《韦伯夫妇社会改良思想与实践》,《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年第1期。一文简单介绍了韦伯夫妇的产业民主理论以及他们对英国教育、福利等方面的贡献。吴宝爱的硕士学位论文《韦伯夫妇的改良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也从社会改良思想的角度论述了韦伯夫妇的社会主义思想。此外,钱乘旦所著的《从韦伯到汤普森——英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简介》钱乘旦:《从韦伯到汤普森——英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简介》,《世界历史》1984年第6期。,介绍了韦伯夫妇的产业民主思想,并提出韦伯夫妇是工运史学科创始人的观点。余敏的《谈工会的策略——读韦伯夫妇〈产业民主〉有感》余敏:《谈工会的策略——读韦伯夫妇〈产业民主〉有感》,《生产力研究》2012年第8期。,则简单介绍了韦伯夫妇对工会限制人数和共同规范两种策略的看法。而余久兴的硕士学位论文《试论韦伯夫妇的社会研究》余久兴:《试论韦伯夫妇的社会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则从社会学研究角度阐述了韦伯夫妇的社会主义思想。

国内关于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薄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缺乏整体性研究著作,仅有一本曹婉莉所著的《韦伯夫妇研究》对韦伯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做了整体性论述。其次,专题方面的研究大多只涉及韦伯的社会福利思想和社会改良思想两个方面,且都显得较为单薄,对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的其他重要领域,诸如韦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租金理论、政治思想、教育改革等方面都很少提及。最后,也是较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国内关于韦伯的研究,大都是基于对韦伯夫妇二人的共同研究,而较少有将韦伯夫妇两人分开进行单独论述的文章和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