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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健康性评价
2.2.1 基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解构
李万等明确提出应参考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范式。根据演化经济学,人类的创新活动究其实质是较为特殊的一种生命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创新服从于生物学规律,用生物学隐喻可以更深刻地揭示创新的过程。创新的过程被揭示为物种、种群乃至群落对环境变迁、扰动形成的应答过程。组成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是物种(如企业、大学、科研院所、政府等),物种联结形成了各种群落,物种和群落在共生竞合的相互作用中动态演化,并形成系统整体演化。公共政策可通过加强物种的联系来促进创新。
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学隐喻如表2.1所示。
表2.1 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学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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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李万、常静、王敏杰等:《创新3.0与创新生态系统》, 《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12期,第1761~1770页。
根据Moore构建商业生态系统时采用的仿生学原理,以及李万等的研究思路,本书将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的特征解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对应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主要是一些基础创新者和应用创新者,例如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对应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为其他企业和民众;对应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为法院、中介机构等;对应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环境,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环境为城市的居住环境和人文环境。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特点包括多样性、平衡性和自我恢复能力,而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则因为涉及人的因素,比如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有别于纯自然的生态系统。例如,自然生态系统强调系统的平衡性,这种平衡性是物种动态和谐的一种表现,在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中,这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竞合性与和谐性。竞合性指的是创新主体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竞争与合作形成良性的和谐状态。而另外一种和谐性,指的是创新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和谐性,这种和谐既包括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性,也包括了人与人之间人文环境的和谐性,例如对于外来人口的包容性以及创新系统的开放性。对于自然生态系统十分重要的自我恢复能力,是指生态系统受到扰动以后能够通过自我恢复功能达到平衡状态的能力,但对于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而言,这一特点更多地体现为成长性。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一直有人的参与,系统受到扰动以后,不是恢复到以往的平衡状态,而是一直保持开放成长的状态。关于这一点,熊彼特非常明确地指出,创新就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创新的目的不是恢复以前的状态,而是达到更高水平的平衡,其直接的表现是整个生态系统的演化成长。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于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而言,是离不开政府这个“创新系统中的平台”的,政府肩负着提供基础设施、增加驱动力、制定创新规则等多方面的责任。这一点,是自然生态系统与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最根本的差异(如表2.2所示)。
表2.2 基于自然生态系统解构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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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健康性评价
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性评价中,使用最多、影响也最广泛的研究模型是Costanza提出的由活力(vigor, V)、组织力(organization, O)和恢复力(resilience, R)构成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数(healthy index, HI),即VOR指数。
HI= V× O× R
HI为系统健康指数,也是可持续性的度量;V为系统活力,是系统功能、初级生产力和新陈代谢的主要指标;O为系统组织结构指数,体现的是系统组织的相对程度(数值范围为0~1),包括它的多样性和种群之间相关性;R为系统弹性指数,体现的是系统弹性的相对程度(数值范围为0~1)。
但是,上面的分析也指出,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毕竟不同于纯自然的生态系统,因此在构建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模型时应充分考虑这种差异性。本书认为,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健康性应包括驱动力、组织力和创新资源潜力三个方面。
2.2.3 驱动力
经济增长不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简单堆积,而需要生产性企业家通过创新把各种投入结合起来。因此,有利于生产性企业家创新的制度环境是创新的重要前提。从历史上的创新活动来看,有些国家曾经在某一时间段出现过创新活动的高峰,但都没有形成一个持续的创新过程,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后,资本主义的繁荣才见证了可持续的创新活动,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化行为。
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最具原创性的经济学家之一威廉·鲍莫尔对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他在《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自由市场创新机器》一书中论证道,在寡头垄断的自由市场环境下(而非教科书中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创新将不可避免,经济增长将自动得到保证,这种观点继承了约瑟夫·熊彼特的有关思想。鲍莫尔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领先性增长,需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易于创设和发展企业;第二,生产性企业家能够得到良好回报;第三,非生产性活动受到抑制;第四,迫使市场竞争的赢家继续保持创新势头。因此,竞争压力驱动的创新活动是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
那么创新的原动力究竟从何而来?熊彼特在早期提出创新理论基本思想时即指出:创新的原动力来自企业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和企业家精神。这一思想至今仍然是创新动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大体上,我们可以将创新的驱动力分为两类。
一类是外部动力因素。企业外部动力因素主要包括市场需求、市场竞争、科学技术和政府支持等。各种外部动力要素对于企业自主创新活动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首先,市场需求是自主创新最根本的拉动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自主创新,意味着创新的收益有了某种程度的保障,这无疑会减少创新的盲目性,增加创新的积极性。其次,市场竞争是迫使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外部压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面临的竞争压力很大,并危及其市场地位时,企业就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来增强其产品乃至企业的竞争力。再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促使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外部推动力。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周期较长,可是一旦成功,将会对企业自主创新活动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典型的例子是研究周期长达13年的尼龙的问世给化工企业带来的新契机。最后,政府支持是对自主创新影响最大的外部动力。政府的研究资助、税收优惠和购买行为等对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类是内部动力因素。企业内部动力因素主要包括企业利益、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和企业创新能力。随着创新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内部因素对于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企业家和企业员工的持续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来自创新效益的驱动力,导致了企业对利润持续增长和自身持续发展的强烈而持久的追求,这就形成了企业持续创新的根本动力。
因此,选择政府驱动力、市场竞争驱动力、企业家精神和科技发展驱动力这四个指标作为城市创新驱动力的评价指标是合理的。
2.2.4 组织力
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性评价中,组织力采用的指标差异较大,有研究者将组织结构、恢复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作为组织力的衡量指标,其中,组织结构中的主要指标是生物多样性。而在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中,驱动力包括内部(企业家精神)和外部(政府、市场竞争、科技发展)两个方面,组织力是如何通过系统组织的功能性配置,将系统内外部的驱动力进行调适和放大的呢?在生物群落中,生物多样性与平衡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动态平衡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因此,可以推断,在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主体的多样性是组织力的重要来源。例如,企业是一个城市生态系统中的主要生产者,而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同样也是这一系统中的创新主体,两类单位不同的是,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的创新活动往往偏向于基础性创新,而企业往往偏向于应用性创新。除了这两类创新主体之外,创新的主体还包括一部分个人,他们凭借个人兴趣持有、发明专利,只是这部分群体比例小,影响不大,通常被忽略不计。在企业、高校、科研院校之外,一些创新活动必需的中介机构,如投资基金、律师行、猎头、技术交易中介等,也都是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平衡性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当生态系统受到外界冲击和干扰后,有自动修复的能力,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功能。第二,生态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在数量上和结构上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在食物链能量流动和传递机制约束下,这种物种和种群之间的平衡关系既有和谐相处的意思,也有在竞争中达到动态均衡的意思。
在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中,各个创新主体的核心是“人”,创新的目的不是将整个系统按照以往的标准和水平进行修复,而是获取创新红利和获得整个系统的成长性。或者说,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组织恢复功能,不是为了恢复至同一水平,而是为了在更高水平进行重建,在创新主体数量上和系统的创新产出上表现为系统的成长性。另外,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同的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力是脆弱的,受到扰动以后,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至系统的初始状态。但是,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成长性是建立在系统的开放性之上的,也就是说,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不仅不担心外部的侵扰,反而更需要在创新主体交流、创新活动合作、创新平台构建等方面融入其他系统更多的知识、信息(即系统能量)。一个闭塞的地区可能会长年安详宁静,但也不可能获得与外部同步发展的资源与能力。因此,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越开放,越能够通过系统的学习能力实现系统的成长性和更高层次的动态平衡。而这种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一方面意味着创新生态系统内部各创新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和谐相处,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各创新主体之间既合作又竞争,达到和谐相处的状态。总之,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组织力应该包含多样性、开放性、成长性和竞合性四个方面的考虑,其中,竞合性既指创新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和谐性,也指主体之间竞争合作的和谐性。
2.2.5 创新资源潜力
驱动力指标表明,城市创新生态系统需要来自内外部的创新动力。但是,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问题仅通过驱动力还不足以解决,还需要考虑在系统内外部的驱动力之外,有没有一些可以持续挖掘和使用的创新潜力。与创新驱动力相比,创新资源潜力主要来自科技资源潜力、创新基础设施资源潜力、创新人力资源潜力和创新资本资源潜力四个方面。这一变量是考察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健康性的重要因素,这一变量反映的是当一个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获得足够大的驱动力之后,经过系统的组织力调适与放大,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创新优势;但是,如果创新资源潜力不足或受到某些限制,那么,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将会受到很大影响。换言之,这一系统的健康性存在某些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与讨论,驱动力、组织力、创新资源潜力是影响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健康性的主要因素。本书提出创新生态系统健康性评价研究框架如图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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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健康性评价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