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80年代，新媒体进入中国，虽起步晚且起势较弱，但其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可以说，新媒体已经成为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随着新媒体舆论的巨大影响越来越清晰，新媒体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监督力量，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对司法审判的监督；但同时，新媒体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众在是非判断上的迷茫，包括对许多重大案件的舆论。因此，本研究将结合叙事学等理论集中探讨新媒体传播语境下的舆论审判，或称“新媒体审判”，可以理解为：在法院对被告做出有罪判决前后，互联网等新媒体通过传播报道，大肆制造一种被告有罪或无罪的认知，从而对其声誉或形象造成影响。

本研究首先在梳理国内外各界对新媒体现有理解、总结新媒体传播特点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新媒体”的定义，即基于数字技术产生的，以互动性为本质特征的，传播多元复合信息、形成特定效应的全天候、全覆盖大众传播媒介，也可称为数字化互动式复合媒体。然后通过分析新媒体与法律之间的“利弊纠缠”，建立新媒体时代我国法律关系主客体互动的模式。

那么新媒体传播语境下的舆论对于司法审判会有怎样的影响？笔者列举近几年社会争议较大的案件，包括药家鑫案、邓玉娇案、时建锋案、吴英案、李昌奎案、彭宇案等，结合案件事实和审判经过进行分析。不可否认，新媒体舆论在上述案件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有助于培育法治意识、实施社会监督、实现言论自由等。但同时也存在负面效应，如谣言充斥，破坏法律秩序；言论失当，引发名誉侵权；信息曝光，招致隐私泄露；乱象丛生，法律规制缺失；等等。

除了上述事实分析外，笔者还运用相关叙事学理论对新媒体审判进行了理论分析。一者，通过结合归因偏差相关理论分析药家鑫案等，结果表明无论是新媒体审判还是法庭审判，其叙事都会有意识地将某些类型的归因偏差作为辩护策略以影响公众的判断或法官的裁决。二者，通过结合评价理论集中分析药家鑫案，可以知道评价性语言是一种隐藏的说服推动力量，而这种力量主要源于它的三个功能，即表达观点的功能、维持关系的功能以及组织话语的功能。

在新媒体舆论影响力如此巨大的今天，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诸如《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规范新闻传播的法律法规，以及以《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为代表的重点规制新媒体舆论传播的规范性文件，但对于新媒体传播引发的舆论审判问题，在法律规制上仍有诸多亟待完善之处。具体而言，新媒体传播语境下的言论自由、信息自由与隐私权、侵犯名誉、藐视法庭、保密、审查、版权等问题之间的关系、界限还有待确定，相关的法律保障和法律规制也并不明确。

面对国内法律规制的不足，笔者通过介绍国外新媒体审判的相关法律规制及解决措施，探讨了我国可以从中收获的启示和值得借鉴之处。由于新媒体传播导致越来越多的法律问题，如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性等，大多数国家都在积极立法加以规制。我国也应该根据切实需求，加快实践的脚步。整体上，要进一步完善新闻立法，在为新闻自由提供法律保障的同时，加强对新闻自由的法律规制，防止权力滥用。同时，就媒介而言，网络是一种主要的新媒体，要具体完善网络立法，严惩发布不良信息、煽动民族仇恨、导致社会混乱者，保护人们在新媒体时代的良好信息环境。此外，国外的藐视法庭罪相关立法经验也值得借鉴，相关规定既可以用于规范司法人员、律师、案件当事人，也可以用于当今广泛存在的新媒体传播平台，与前述新闻立法、网络立法共同发挥作用。

当今中国正致力于法律制度建设，而新媒体舆论的广泛存在和巨大影响力对于法律制度建设而言有利有弊。要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与新媒体舆论的积极作用，就有必要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法律体系等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以构建新媒体传播语境下的法治秩序。这需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贯彻新的法律制度建设方法、扩充建设法治队伍、提升有权机关在新媒体时代的影响力等。新媒体相关立法尚待补充与完善，同时司法审判过程要以司法公正为根本原则严格控制舆论的肆意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