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及创新之处
本节通过对目前与本课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梳理，总结了国内外针对新媒体传播语境下舆论审判叙事理论研究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之上，针对目前研究的不足，提出本课题研究的创新之处，以期对新媒体舆论审判叙事理论研究有所助益。
一 国外研究现状
（一）新媒体的定义、特征及发展历史
现代意义上的“新媒体”诞生于何时，学界一直没有定论。法国学者弗兰西斯·巴尔和杰拉尔·埃梅里合著的《新媒体》一书认为“新媒体”问世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东京信息大学教授桂敬一在《多媒体时代与大众传播》中提出“80年代初出现新媒体热”的说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媒体中心主任约翰·帕夫利克教授的《新媒体技术》一书在“回顾历史”的章节里加上了一个副标题——“千年之交的媒体”，这个时段有较大伸缩性（赵霄翔，2014: 77～78）。
至于“新媒体”这一概念的提出，则最早可以追溯到40多年前，由高尔德马克在1967年首次提出“新媒体”（New Media）一词。随后，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罗斯托在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提交的报告书中也多次提到New Media这一概念。“新媒体”一词随后开始在美国流行，不久便扩展到全世界。也有人认为新媒体这一概念最早是马歇尔·麦克卢汉在1959年参加全美高等教育学会时提出的。麦克卢汉在这次大会上讲演的题目是《电子革命：新媒体的革命影响》，他认为新媒体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他所罗列的印刷术、电报、照片和广播都是传统媒体时代的“新媒体”。但麦克卢汉敏锐地发现，凭借电子技术，各种文化和各个媒介发展阶段的并存给人类提供了解放的手段，使我们能够从媒介的感知奴役中解放出来。麦克卢汉的观点给我们认识新媒体的本质提供了一种历史眼光和普遍联系的见解。20世纪70至80年代，最初被称为新媒体的是有线电视、通信卫星、电视录像机、选择性接收设备以及崭露头角的计算机中介传播等。计算机中介传播较之当时的其他新媒体互动性更强，且与今天的新媒体形式密切相关。70年代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涌现出一些对新媒体研究影响巨大的著名学者，如《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的作者丹尼尔·贝尔、首次提出“信息产业”概念的文明形态史学家梅棹忠夫、《技术化社会》的作者雅克·艾吕尔、《控制革命》的作者贝尼格以及提出“知识产业”概念的弗里茨·马克卢普等。总的来说，这些早期的研究成果偏重于宏观层面的阐发，缺少具体的实证研究（夏源，2012: 14～21）。
美国的新媒体艺术家维·曼诺维奇认为，新媒体将不再是任何一种特殊意义的媒体，而不过是一种与传统媒体形式不相关的一组数字信息，但这些信息可以根据需要以相应的媒体形式展示出来。美国《连线》杂志将新媒体定义为“所有人面对所有人的传播”。美国新媒体研究专家凡·克劳思贝认为，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宫承波等，2007: 12）。就公众对新媒体的一般理解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新媒体有过一个界定——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
关于新媒体的特征，维·曼诺维奇认为它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包括以数字的方式展示、模块化、自动化、可变、转编码性。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新媒体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超媒体性、交互性、超时空、个性化信息服务、虚拟多样性和融合性六个方面（钟惠朵朵，2015: 8～19）。斯蒂夫·琼斯在《新媒体百科全书》导言中写道：“对于新媒体的唯一完美定义无疑来自对历史、技术和社会的综合理解。”在《新媒体手册》（The Hand-book of New Media）一版序言中，编者提出一个理解新媒体的框架，认为新媒体意味着传播技术及其相关的社会背景，即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延伸我们传播能力的设备装置；使用这些设备进行的传播活动和实践；围绕上述设备和实践形成的社会组织与惯例。”通过对这些定义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定义聚焦于新媒体的媒体形态和技术特性；另一类定义则认为对新媒体的理解要超越对媒体技术形态的关注，研究媒体技术与人类行为及社会结构的交互影响（毕晓梅，2011: 114～118）。
从新媒体一词出现至今，很多学者都对其下了定义，但至今未有一个统一的、为大众公认的定义，这也导致了新媒体研究内容的宽泛与繁杂，笔者将在这些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新媒体进行一个统一的定义，以此确定本书研究对象的范围。
（二）新媒体传播中的公民言论自由与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
新媒体传播中最重要的是公民的言论自由与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中宣称：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与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另外，1948年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通过了具有国际公法性质的《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它包括3个公约，即第一公约《国际新闻采访及传递公约》、第二公约《国际新闻错误更正权公约》和第三公约《国际新闻自由公约》。
对于新闻自由的保护，各国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法。一是以宪法或宪法性文件的形式规定新闻自由。如美国1789年宪法修正案的前10条即人格法案，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新闻法规。该法案中规定：不得废止言论与出版自由，或限制人民集会、请愿、诉愿之自由。法国《人权宣言》的第11条被法国法学家们确认为是法国新闻法的一般原则。该条规定：思想与意见的自由交换，为人类最宝贵的权利，因此，每一个公民享有言论、著作和出版自由；但在法律限制内，须担负滥用此项自由的责任。英国作为典型的不成文宪法国家，有关新闻方面的内容主要以《官方保密法》《版权法》《诽谤法》等宪法性法律加以规定。原西德宪法第5条规定了新闻自由，宪法禁止采取任何形式的审查，禁止对以语言、文字或影像形式发表的言论采取事先或事后的审查。日本宪法第21条规定了有关新闻自由的条款：报纸除有害于公共利益和法律禁止的场合外，享有报道、评论的完全自由，其中包括对禁令批评的自由。二是制定新闻法作为规范新闻活动的基本法律。多数国家采取这样的新闻立法形式，如丹麦、埃及、原西德、原南斯拉夫、马来西亚、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1990年6月12日通过、1990年8月l日生效的《苏联出版和其他大众传媒法》是苏联历史上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成文的新闻法。此后，苏联新闻法又成为新诞生的俄罗斯联邦的大众传媒法的基础。1989年的越南《新闻法》在社会控制与表达自由之间比较倾向后者，而1999年和2008年的《新闻法》草案则不断强调加强对新闻活动的管理。三是以单项新闻法规作为新闻法的必要补充，如1983年的《波兰记者行为法》和《波兰记者法庭法》。四是在其他法律中规定有关新闻方面的内容。日本刑法第30条第1款和第2款，民法第709条、710条和723条规定了防止新闻诽谤的内容。日本少年法规定新闻单位要自觉做到未满20岁的犯罪少年的姓名、照片等不见报。1970年制定的日本新版权法规定了保障新闻机关和记者权益的内容。原西德《侮辱罪刑法》对报道与批评进行了限制。1976年通过的南斯拉夫刑法专门规定了对滥用新闻自由的制裁（王永江，1994: 32～33）。
在坚持新闻自由与信息自由传播的同时，一些国家、地区对传媒也进行了现实而有效的管理。美国主要是通过对传媒内容进行把关、协调传媒秩序和维护信息安全这三方面对传媒进行管理，通过制定《未成年人互联网保护法》《反垃圾邮件法案》《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案》《格汉姆-布莱利法》等法案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数据安全。除1974年的《隐私权法》外，美国联邦立法机构还先后针对各种具体涉及新媒体的活动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相关隐私权的法律，其中较典型的有1968年为规范电子监听设备合法使用活动的《全面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法》、1974年为防止学校向第三方披露学生个人信息致使学生隐私权被侵害的《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法》、1978年为保护个人银行信息隐私权不被泄露和滥用的《财务隐私权利法》、1980年为规范执法部门合法使用其因执法需要而收集整理的个人信息的《隐私保护法》、1986年为遏制监听电子通信的《电子通信隐私法》以及1988年禁止披露顾客租借或者购买何种录像带信息的《录像隐私保护法》。对于新媒体环境下隐私权的保护，美国主要采取的是政府在政策上做出指导，以新媒体行业自律为主、立法补充的保护模式。目前，美国新媒体行业所采用的自律手段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建设性的行业指引，它主要是指媒体行业组织为保护新媒体环境下的隐私权而制定的一定的行业指引原则，所有加入了该行业组织的成员都必须接受指引原则的指导。第二种行业自律手段是网络隐私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指由某个作为实体存在的网络隐私认证机构，通过对符合其监督和管理要求的新媒体机构如网站发放具有一定公众认可度的具有商誉性质的集体认证标志，以表明具备该认证标志的媒体机构是遵守所在业界的隐私权规范的，对机构可能接触到的顾客或使用者的个人数据隐私信息是负责任的。美国新媒体行业一般采用的第三种自律手段是技术措施，它对新媒体环境下个人信息隐私权的保护一直都是最有效的自律手段。
欧盟对于传媒的规制主要是根据1997年欧洲委员会发布的《通信、媒介与信息技术融合以及规制执行绿皮书》。1995年10月通过的《欧盟数据保护指令》是一部典型的保护个人数据信息隐私的法律。在随后的1996年9月，欧盟委员会又制定了《欧盟电子通信数据保护指令》，专门针对电信领域的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加以规定。除以上两部法律外，欧盟制定的网络时代的隐私权保护法规主要还包括1998年加强电子商务过程中隐私权保护的《私有数据保密法》、1999年通过的旨在强调网络服务商责任和培养网络用户自我保护意识的《关于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收集和传递个人数据的保护指令》、2001年颁布的旨在规范欧盟职能部门对个人信息和资料的收集和处理过程的《欧盟职能机构处理和传播个人数据的专门规章》等。
德国的互联网立法体系包括一部基本法、两部条款法和三部传媒法。基本法即德国宪法，其中“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通信与电信秘密”等基本权利的规定奠定了德国互联网立法的宪法基础。两部条款法即1997年的《信息与通信服务法》和2007年的《电子交易统一法》。《信息与通信服务法》是德国对信息时代到来的立法回应，该法包括三部新法，即《电信服务法》《电信服务数据保护法》《电子签名法》，并且对《刑法典》《违反秩序法》《危害青少年的文字作品传播法》《定价法》《定价条例》及相关行政法规做了修订。《电子交易统一法》则是德国为了应对日趋频繁的电子交易做出的立法努力。该法包括一部新法《电子媒体法》和三部法律的修正案，分别是《青少年保护法》《网络接口管制服务保护法》《电子签名法》，并废止了《电信服务法》和《电信服务数据保护法》。三部传媒法即《电子媒体法》《广播电视与电子媒体洲际协议》《青少年媒体保护洲际协议》。《电子媒体法》规定了下列几个方面的内容：电子媒体服务的相关概念、反垃圾邮件、服务提供者对于所提供的电子媒体服务中的违法内容的责任、电子媒体服务中的数据保护、数据提供、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豁免权等。该法对垃圾邮件规定从严：广告邮件在被打开之前就应当能够予以辨认，否则发件人将被处以罚款。《广播电视与电子媒体洲际协议》的亮点在于对互联网时代的广播电视进行了扩大解释、数字化平台提供商备案制度由审批变为许可、对广播电视节目的在线提供进行了修订。《青少年媒体保护洲际协议》则旨在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广播电视和电子媒体中妨碍其成长及受教育的内容的负面影响，保护儿童、青少年和未成年人免受广播电视和电子媒体中有损人性尊严或有损《德国刑法典》所保护法益的内容的侵害。
澳门的传播法包括8种传播法规，分别是：《出版法》《视听广播法》《公开映、演甄审法令》《广告活动法》《通讯保密及隐私保护法》《出版登记规章》《书刊法》《书刊的法定收藏制度》。其中，《出版法》规定了出版自由和资讯权。根据《出版法》规定，出版是体现自由表达思想的最佳途径，亦是所有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这种自由表达思想权利的行使，不受任何形式的检查、许可、存放、担保或预先承认资格等方面的限制。在刊物上进行讨论和批评是自由的，特别是对政治、社会、宗教学说、法律以及本地区管理机关和公共行政当局的行为及其人员的行为的评价。对出版自由的限制，只能援引《出版法》和一般法的规定，以达到保障人的身心完整性之目的。如果有违反出版自由限制的行为，则由法院负责审议和判决。《视听广播法》中规定了广播机构享有新闻自由，有权自由表达意见，独立自主地安排广播节目，不受任何公共或私人机构的检查或阻碍。广播机构播出的节目应体现真实、准确、不偏倚的原则，不得播送违反公民权利和自由、煽动犯罪或暴乱、淫亵、不良的节目，以及煽动攻击社会、宗教或少数群体的节目。澳门新闻报道的准则是真实、准确、不偏、公正，对于不实报道也规定了诸如滥用出版自由罪、对当局的冒犯或威胁、侵犯名誉罪、妨害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宁罪等罪名。
上述国外、境外对新闻、出版、传播的立法仍然是停留在对传统媒体的规制上，缺乏对新媒体传播的法律规制，但实践中新媒体传播引发的诸如舆论审判等负面影响亟待立法者与司法者共同对其进行有效的立法和司法规制。
（三）对舆论审判的规制
由新媒体引发的“舆论审判”，也称“媒介审判”，最早由美国提出，指新闻媒介通过报道、评论影响司法审判的现象。到目前为止，英美国家已经设计出一系列的制度来预防和规制舆论审判，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英国的制度设计主要包括对报道的限制和藐视法庭罪的设立。对报道的限制又包括秘密听审和对媒体报道的推迟两个方面。秘密听审的规定来自判例法，但由于其与公开审判的理念不相符，因此是一种较少出现的例外。对媒体报道的推迟，出现于英国1981年《藐视法庭法案》（CCA）的第4节和第11节中。在任何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中或者悬而未决或马上到来的诉讼程序中，当有必要采取措施以避免对确保司法公正造成实质风险的可能时，法院可以命令对相关诉讼程序或诉讼程序的一部分的报道在法院认为必要的一段时间内予以推迟（袁佳，2009: 23～30）。可以看到该规定包括五个要点：一是推迟规定是依据当时情势做出的；二是推迟的决定应以法院令的形式做出；三是媒体报道必须针对的是正在进行或悬而未决或马上到来的诉讼程序；四是媒体报道可能造成实质性风险；五是推迟的期限是有限的。
藐视法庭罪包括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和普通法下的藐视法庭罪。1981年《藐视法庭法案》规定了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为媒体的合法活动划定了范围。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的构成要件包括：第一，不要求媒体报道对司法活动的干扰具有主观故意；第二，公开行为包括任何口头、书面或其他形式的公开表达及交流。对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的抗辩理由包括：无罪过，即公开者证明其已经给予了所有合理注意，仍不知道或没有理由怀疑诉讼在公开行为之时已经开始或者其言论包含了藐视法庭的内容；媒体善意、公平的即时报道；善意的附带讨论。违反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会处以两年监禁或最高数额不受限制的罚金。普通法下的藐视法庭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是相关公开者对干扰某一审判具有故意；二是该公开行为对公平审判产生了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损害风险。
美国最初通过设立藐视法庭罪和实施1789年《司法法》来协调表达自由和司法尊严、司法权威之间的关系，且其惩罚范围极广。1831年的《宣明有关藐视法庭罪之法律的法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藐视法庭罪的惩罚范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41年“奈伊诉合众国”的案件中确立了“明显且即刻的危险”的标准使藐视法庭罪处罚舆论成为不可能（袁佳，2009:23～30）。自此，藐视法庭罪作为对抗媒体审判的手段失去了现实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以保护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来对抗舆论审判。
为避免舆论干扰以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所采取的措施有以下几点。①禁言令。法官签署一项命令，禁止当事人及其律师、潜在的证人、法庭工作人员及其他直接参与案件审理的人员向公众谈论敏感案件或敏感细节。②对媒体的事先限制。禁止媒体报道任何影响被告人受到公正审判的内容。③预先甄选陪审员。在挑选陪审员时，通过一定程序尽可能挑选未被舆论影响的、公正的陪审员。④陪审团指示。由法官指示陪审团不要受媒体报道和舆论的影响，以法庭呈现的证据作为判断的依据。⑤隔离陪审团。将陪审团成员与外界隔离开来，防止他们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⑥延期审理。推迟案件的审理时间以淡化媒体报道和舆论对陪审团的影响。⑦变更审判地点。将案件审判地点变更到一个未受媒体舆论严重影响或根本未受影响的地方进行审判。
另外，美国律师协会的《职业行为示范规则》禁止律师通过任何非法手段试图影响法官、陪审员及潜在的陪审员。在新媒体出现后，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委员会发布意见禁止州法官在新媒体上和律师成为朋友（如在脸书上“互为好友”）。该委员会认为，如果在新媒体上，法官接受律师的“互为好友”的请求，可能给他人造成一种律师对法官有特殊影响的印象。律师不得利用社交媒体单方发布案件信息，是律师职业道德中律师不得与法官进行单方面交流的应有之义。比如美国律师协会明确规定：律师要谨慎发表庭外言论。律师的庭外言论，有可能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但更有可能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因此律师谨慎发表庭外言论是美国律师协会的《职业行为示范规则》所规定的律师对法院的义务之一。此外美国《职业行为示范规则》还以禁止律师发表庭外言论影响独立公正审理为目的，专门设置了基本的禁止性规定：律师明知或应知其言论将可能严重影响诉讼的，则不得发表。律师对下列信息通常不得公开：当事人的性格、信誉、犯罪记录等；刑事调查中的嫌疑人、证人及其身份等；在刑事案件中可能导致羁押的行为；任何供述的内容，被告的陈述或者拒绝供述等情形；任何质证、鉴定的结果或过程，或者未能质证、鉴定的情形，或者任何物证的性质及特征等；被告人或者嫌疑人的有罪或无罪的言论；等等。但是这一《职业行为示范规则》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之一是庭外言论的范围不明确，致使律师无法遵从，纪律部门也难以执行。
美国内华达州最高法院认为，言论自由和禁止律师发表极有可能严重损害庭审的言论之间并不矛盾。禁止律师发表庭外言论的标准是该言论有“产生重大偏见的高度可能”，这足以限制其言论自由的权利。与律师的个人的言论自由相比，独立审判具有更为重要的社会价值。律师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他人的权利、审判的独立以及司法的公正等。通常认为，律师如果公布如下的内容，会存在造成“重大偏见的高度可能”：被告人的性格、信用及名声等；被告人是否有罪；任何证人的身份、可信度及可能的证词；被告的任何供述的内容、任何物证的信息；任何调査行为及其结果，包括各种鉴定结果任何证据材料。因此，在美国，如果一方当事人及其律师发现对方律师通过新媒体发布庭外言论，存在造成“重大偏见的高度可能”的，则可以向法院申请禁言令。
律师违规发表庭外言论，是违背美国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规范的行为，美国法院及律师纪律与惩戒委员会均有权对律师加以处罚。但是在大部分情形下，均是由律师纪律与惩戒委员会对律师加以惩戒，如果律师对惩戒不服，可由法院来裁判。美国律师的惩戒制度包括：取消律师资格、暂停执业、公开训诫、不公开训诫等（胡田野，2014: 3～9）。
日本对是否引进藐视法庭罪一直存有争议，目前秉持的是“实体不批判，程序可批判”的基本原则。此外，日本制定了《传播法》对传播行为进行限制，其立法目的在于保障传播不偏不倚、真实自律，以确保传播之表现自由。日本还通过诽谤罪和民事侵权等法律手段来规制舆论审判。
德国采取的对策是“资讯拒绝给予”制度。一方面规定各政府机关（包括司法机关）都有提供资讯给媒体的义务；另一方面，上述机关也可以在“未定的程序”中拒绝提供资讯给媒体。若媒体不服，可依行政救济的渠道提起行政诉讼（李瑾，2007: 39～40）。
法国对“媒介审判”行为的规制主要体现在刑法典中。《法国新刑法典》在第一部分第四卷第三编第四章设立了妨害司法活动罪，其中第434-16条规定，在法院最终确定裁判判决之前，发表旨在施加压力的评论，以期影响证人拟做之声明，或者影响预审法庭或判决法庭之决定的，以妨碍司法活动罪论处（李瑾，2007: 39～40）。
上述国家对舆论审判的法律规制主要是通过刑法入罪来实现的，同样的，这些现有的规制措施是针对传统媒体的特点提出的，对于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审判的法治乱象具有滞后性。
（四）新媒体叙事理论
叙事学研究理论起始于西方，叙事的载体可以是口头或书面语言材料，也可以是画面、手势等。西方现代叙事学作为关于叙述文本的理论，由强调语言内在结构的叙事逻辑，继而延展到从构成文本整体的叙事者、所叙故事和叙事行为等内在各要素的关联上对叙事文本进行技术分析，抽象出覆盖各种叙事文体的模式。
学科意义上的“叙事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当时充当了这门新学科的孵化器。早期叙事学被称为结构主义叙事学或经典叙事学，其雄心之一在于倚仗语言学模式总结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叙事语法。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典叙事学显得有些难以为继，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结构主义的衰落和叙事语法研究自身存在的弊端。而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型走了一个先“反弹”后“回归”的钟摆式过程。20世纪90年代之后，叙事学由冷寂又复归热闹，呈现海纳百川的新迹象。“认知论转向”和“跨学科趋势”是后经典叙事学的两大标志性特征。认知论转向表明叙事语法研究开始让位于叙事语义研究。跨学科趋势是指除了小说叙事、影视叙事、戏剧叙事、历史叙事和新闻叙事之外，现在有法律叙事、教育叙事、医学叙事和社会学叙事等（傅延修，2014: 1～24）。
对于新媒体叙事，玛丽 -劳拉·瑞安认为这是一种文本和媒介增生，是以同一世界为目标的多个不同的文本，尤其是不同媒介的文本。但是相对于媒介使用，玛丽-劳拉·瑞安呼吁人们更多地关注世界与故事（瑞安，2013）。
从上述国外研究成果的列举可以看出，目前国外对新媒体的研究虽然不少，但对新媒体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此外，对新媒体传播语境下言论的规制以及对舆论审判规制仍然是以传统媒体为基础的，并没有专门针对新媒体的规制方法或手段。对于新媒体语境下舆论审判的叙事理论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目前主要是关于法律与叙事、媒体与叙事的研究，将三者结合进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 国内研究现状
（一）新媒体的定义
对于新媒体的定义，新闻传媒界有如下说法。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黎瑞刚说：“所谓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对于我们平时见到的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最常见的就是数字媒体。”科技日报社汤东宁副社长认为：“新媒体主要是指以网络为主体的传播平台。”上海东方宽频总经理张大钟对新媒体的定义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阳光文化集团首席执行官吴征说：“相对于旧媒体，新媒体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消解力量——消解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通信）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的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等等。”（廖祥忠，2008: 121～125）
学术界对新媒体的概念也没有统一的定义。熊澄宇、廖毅文认为，所谓新传媒，或称数字媒体、网络媒体，是建立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互联网基础之上，发挥传播功能的媒介总和。它除具有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体的功能外，还具有交互、即时、延展和融合的新特征。互联网用户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提供和发布者。包括数字化、互联网、发布平台、编辑制作系统、信息集成界面、传播通道和接收终端等要素的网络媒体，已经不仅仅属于大众媒体的范畴，而是全方位立体化地融合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方式，以有别于传统媒体的功能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熊澄宇、廖毅文，2003: 52～53）。
蒋宏、徐剑等认为新媒体这一概念可以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就其内涵而言，新媒体是指20世纪后期在世界科学技术发生巨大进步的背景下，在社会信息传播领域出现的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能使传播信息大大扩展、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传播方式大大丰富的，与传统媒体迥然相异的新型媒体。就其外延而言，新媒体主要包括光纤电缆通信网、都市型双向传播有限电视网、图文电视、电子计算机通信网、大型电脑数据通信系统、通信卫星和卫星直播电视系统、高清晰度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多媒体信息的互动平台、多媒体技术以及利用数字技术播放的广播网等（蒋宏、徐剑等，2006: 16）。
匡文波把“数字化”和“互动性”作为界定新媒体的主要标准。他认为对于新媒体这一概念，要从四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新媒体”是一个通俗的说法，严谨的表述是“数字化互动式新媒体”。从技术上看，“新媒体”是数字化的；从传播特征上来看，“新媒体”具有高度互动性。第二，“新媒体”是指“今日之新”。“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内容会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而有所发展，从人类传播史的角度而言应是一个时代范畴，特指“今日之新”而非“昨日之新”或“明日之新”。第三，“新媒体”的“新”以国际标准为依据。一些在国人看来是“新”的媒体形式，在发达国家早就有了，不能称为新媒体，如车载移动电视。第四，“新媒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利用数字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匡文波，2008: 66～69）。
宫承波等人从技术上对新媒体的概念做了更详细的说明，将新媒体界定为依托数字技术、互联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技术的新型媒体形式、软硬件或信息服务方式，如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虚拟社区、博客、播客、搜索引擎、简易聚合（RSS）等（宫承波等，2007: 12）。
廖祥忠认为，新媒体的定义应该从其本质特征中来，而其本质特征应该从媒体互动的新方式、媒体技术的新融合、媒体产品的互相依赖与交叠等众多因素中去寻找。在当今时代，我们倾向于将“新媒体”理解为“以数字媒体为核心的新媒体”，它是通过数字化交互性的固定或即时移动的多媒体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廖祥忠，2008: 121～125）。
目前国内学界对新媒体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上述学者的定义中也有共通之处，对新媒体做一个统一的定义，对于其后续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二）新媒体传播的特点及影响
匡文波认为新媒体传播具有明显的“蝴蝶效应”。新媒体具有互动性、开放性、主动性、跨地域性、草根性等传播特点，过去媒体被政府控制，公众要表达自己的言论非常困难。随着互联网、手机媒体的迅速普及，一篇博文、一条微博，甚至一句简单的留言，都可能被网络迅速转载。新媒体是危机的放大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新媒体随便地发表评论，使得危机传播的风险性成倍地放大。在新媒体传播中，一个微小的信息，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被称为社会“龙卷风”或“飓风”。匡文波建议对新媒体突发事件建立预警机制，同时在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要以疏通为主，后期则要进行及时的补救（匡文波，2009: 72～75）。
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也造成了新的道德问题，数字技术对受众的个人隐私保护及网络安全带来巨大挑战，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由于新媒体更加深入人们的生活，大众的个人信息、生活习惯、各类账号密码都将被转化成数字形式的存在。传统的隐私与安全问题在新媒体平台得以延伸，并且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成为影响和制约全球新媒体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透明，如果隐私保护问题的解决不能跟上技术发展的节奏，必将给新媒体发展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此外，新媒体还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网络谣言、社会恐慌、网络水军、网络舆论暴力、网络群体性事件、手机传播失范、青少年网瘾、网络帝国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网络煽情等。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加强新媒体的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措施：一是完善网络治理模式，二是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和管理，三是建立网络舆情预警系统。
新媒体的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于其负面影响，我们要积极采取措施进行预防和治理，由此才能使科技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发展。
（三）新媒体叙事理论研究
对于新媒体叙事理论研究，陈斯华认为媒介功能成为网络媒体叙事内容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呈现出思想文化的哲理性结构和媒介技术功能的技巧性结构，即“道”与“技”互动共构的文本叙事特征。评点通过“跟帖”的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这不仅在于开拓了公共空间，而且也在于将多媒体元素设置为阅读路标，不断培育新的阅读者和“跟帖”者，点醒阅读者的“跟帖”和“转帖”的精神兴奋点，培养浓郁的交互阅读趣味，并且使人把交互阅读趣味化为精神生命的欲望。“信息—评点—阅读—评点”循环往复以致交互无限。这样，信息作为叙事之元被黏附于动态的、“跟帖”式的评点中，从而实现作为网络媒体叙事学的一般性意义，即从信息文本个体差异的特征中，抽象出控制叙事和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体系（陈斯华，2010: 124～126）。
毛瑞芳认为叙事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媒介，随着媒介的不断演进，新媒体与新技术催生了叙事模式新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超文本叙事、超媒体叙事和开放式叙事。超文本叙事是不同于传统媒体线性叙事模式的一种非线性叙事模式，它的兴起是基于数字技术的发展。超文本是互联网上独具特色的信息存在方式，它是用链接的方式将各种文本组织起来，连成一体，从而突破了传统文本的线性组织方式，使网上的文本变成一种网状结构。这种结构有利有弊，一方面，它扩大了媒介作为社会镜像的作用，信息发布渠道和平台越来越多，信息量随之大增，满足了受众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超文本叙事导致了信息碎片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信息中真实、有力、持续的部分，另外“复制粘贴”和“转发”等信息共享模式使信息大量重复，原创性大打折扣。超媒体叙事是指充分运用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叙事模式，并运用多种终端和平台运作的一种叙事模式。而传统媒体叙事主要以文字为主，有时配上照片或图片。超媒体叙事更加注重画面性和故事性，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图片和视频都可以加工制作，有些媒体刻意作假进行宣传，或者断章取义进行报道，都有可能使超媒体平台成为谣言滋生的温床。传统媒体叙事主要由编辑完成，受众无法参与其中，另外传统媒体反馈过程较慢，基本是单向传播。而新媒体具有一个开放的空间，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受众参与程度很高，互动性很强。因此，新媒体叙事是一种开放式叙事模式。这种开放式叙事模式极大地拓宽了信息反馈渠道，有利于各种声音的表达和传播，但是媒体和编辑素养参差不齐，造成信息鱼龙混杂，甚至形成话语暴力（毛瑞芳，2014: 120～121）。
郑恩、邓然和龚瑶从类型学社会话语角度对新媒体事件进行逻辑归类和场域透视。以类型学社会话语分析视角来透视新媒体舆情的发生场域，可以发现“舆情素材”（新媒体事件）背后体现了某些“隐性”动力，如官方意志、爱国主义、公民性力量和戏谑、狂欢的后互联网精神。由此，以国家（民族）话语、公共性话语、民粹主义话语和文化话语来归纳四类新媒体事件，这些话语共同构成了新媒体舆情的主要表达内容。新媒体事件的国家话语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以官方意志发起的重大事件、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突发政治性和社会性事件、国际敌对势力或西方偏见。公共性话语主要包括：制度性不合理的探讨与争辩，推动制度创新与社会变迁；舆论监督官员腐败或违法行为；基于“社会不公”与“阶层对立”的共同想象；道德公器的思辨审观。民粹主义话语主要包括：戏谑和围观的娱乐主义倾向、基于非公共性的人肉搜索、网络暴民与网络审判、以民族主义为大旗的“爱国”民粹主义。文化话语主要包括：以传统媒体为发展机制的文化名人或文化现象、以网络原创或热点议题走红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名人、偶发性现实事件引发的文化反思或讨论、以文化名人博客或日志为信息源引发的公众热议。由于话语修辞的模糊性，话语类型并非“泾渭分明”，新媒体牵涉的多重话语反映了话语类型的交集。交际性事件体现出事件的多义性和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强舆情的热度（郑恩、邓然、龚瑶，2011: 47～49）。
对于身份的叙事建构，孙为认为，人际交互是个体社会化的途径，媒介在这一社会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媒介成为人际交互的中介，使个体能够进行身份建构、情感交流与人际交往；另一方面，媒介还加速了这一社会化进程，在个体获得信息、发表评论、与他人交流思想上拓展了个体社会化的维度。当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依托于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为人际交互提供了新的语境与条件。以远程方式存在的互联网用户得以既在此处又在彼处，以多种身份接触其他个体。人际交互的主体不一定是统一的、独立的个人，而是非中心化的、分布于网络的精神碎片。新媒体中个体身份的叙事建构是人际交互的前提，表现为叙述者与受众的身份整合、用户与角色的交互，以及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等人际交互。人际交互可能在多重维度展开：一是用户与角色的交互；二是作者与读者的交互；三是用户之间的交互；四是作品中角色之间的交互。这些多维度的人际交互成为交互式媒体叙事作品的创作与接受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网络虚拟世界给个体提供了变换角色的可能，通过化身为不同角色进入虚拟社区交往的行为，个体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体验不同角色地位与行为模式的机会。尽管这种体验是一种“扮演”，虚拟角色的价值观与信念也将成为个体角色丛的一部分，并进而影响个体现实世界的社会身份。现代人的自我认知需要通过媒介，叙事在人类身份的体验与建构中扮演媒介角色。身份的叙事建构是一种以媒介为中介的反思性建构，人们借助不同媒介传递生活叙事与历史叙事，自我建构在不同媒介和艺术中发生。这种叙事建构可以是一种由自我叙事与他人叙事共同建构的身份隐喻。从叙事与身份的关系来看，人们可以在关于其生活的自传性叙事（如个人博客）中建构其身份，在这种个人叙事中的身份是动态的。个人主页是精心建构的个人形象，网址与主页对于后现代身份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叙事与语境的关系来看，通过对叙事文本的分析，就可以发现在某一语境中其身份的建构过程。人们通过与自我身份意识相关的描述或解释，或者通过对具体语境中的具体事情的描述来理性地建构、维系、增强或保护其身份意识。身份的叙事建构是动态的、变化的，用户由于参与作品而与作者的视域融合，将自己的个体特质、生活经验融入叙事，借助生活故事和虚构叙事阐明自身，读者或观众在他人的生活叙事中阐明自身，在与这些叙事相认同中实现自我的身份认证（孙为，2013: 30～39）。
20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媒体变革和精神变革导致人文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线性为特征的传统身份向以非线性为特征的数码身份转变。一方面，上述变革引发了对身份危机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身份重组的新契机，网络虚拟空间提供了塑造不同角色的便利与进行虚拟交互的空间，人们在拥有了建构新数码身份能力的同时也在寻求与虚拟空间中终端身份的交互方式。网络空间的替身生活使肉体感觉像牢狱，推动体面的堕落，坠入黑暗的、混乱不堪的实在。在肉体的生活之坑来看，虚拟的生活好像才是有德行的生活。当用户习惯于将虚拟世界的化身当作自己时，将与其内心世界失去联系，通过中介建构的日益多样化的身份也不再是体验与反思的单个点，而更像连贯在一起的一个异质网络。新媒体革命为身体创造了模糊化、空洞化、流动化的多元数码新身份。身份的模糊化主要是身体与身份相分离引起的，媒体的应用造成了身体与身份的分离。网络时代身份的模糊化将导致新的身份危机，个体不再是被一个界定清晰的自我所限定的，而是分裂的、颠倒的，消散于社会空间中。身份的模糊化还使得网络安全性问题变得相当突出。在互联网上身份变成了一种空虚的构造，因为在表（再）现身份的符号系统后面不存在任何东西。身份建构在超媒体的影响下正在经历着一些变化。在虚拟世界里，真实与虚拟身份的分界线含混不清，个人与公众之间的边界趋于消失，现实交往与虚拟交往同时存在。多用户交互式叙事常见于网络论坛中对于热点话题的讨论，原创者（楼主）提供某一事件的描述，通常这一事件会被认为是真实的，并具有公众话题性。跟帖者（其中又分为无意识的参与者、恶搞的跟风者和真正的讨伐者）在阅读后发表意见，为该事件提供新的线索与细节，挖掘事件的真相，新的线索与真相又成为后来跟帖者阅读的内容，因而成为一种多用户叙事，如“南京烟草局局长事件”“重庆春熙路发现小月月”等。这些网络上流行的交互式叙事文本经常成为群体性事件，如“网络围观”“网络观光团”“网络暴行”等皆属于用户群体的参与性行为（孙为，2013: 30～39）。
目前国内新媒体叙事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叙事方式的革新，对于利用新媒体进行叙事的特点及技巧的研究非常少，新媒体传播语境下的舆论审判需要我们对新媒体传播语境下的叙事结构特征、人物描写特征、对庭审事实的构建进行深入的研究。
（四）新媒体引发的网络舆情
魏超认为，近年来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不仅使网络传播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使网络舆情的形态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一方面，在自由交互的网络环境中，网络舆情的产生、积聚、爆发以及对现实空间产生影响和引导社会舆论的过程中，网民发挥出来的影响力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传播的互动性不断增强，传统的社会舆论形成方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传统媒体难以引导舆情发展并形成舆论，舆论在网络空间中愈加分散，网络传播的空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无序、混乱的状态。由于网络传播空间中还没有形成所有网民都能够接受并遵守的传播规则，信息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难以被控制，致使网络负面舆情愈演愈烈、热点频发，涉及面越来越宽。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众多热点舆情事件，大多是由新媒体引发的，部分由传统媒体进行报道、新媒体积极转载和讨论后又增强了这些热点舆情事件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这些新出现的传播现象在实践层面上证明了新媒体在引导网络舆情、影响现实社会生活以及重塑网络传播空间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新媒体技术发展给网络舆情信息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首先，网络传播信息量的巨幅增加使网络舆情信息工作者的信息采集工作量骤增，也使网络舆情的监控难度不断增加；其次，网络舆情分析难度大大提高，往往只能进行动态描述，很难对具有规律性的内容展开深入研究；再次，舆情预警时间缩短，旧的舆情还没有应对，新的舆情已经出现；最后，舆情应对日益复杂（魏超，2014: 30～35）。
步超在《“微博”冲击：新媒体技术条件下网络舆情管理制度的法律构建》一文中提及舆情管理制度的法律化。他认为首先要创新舆情管理理念，从对传播的管理转变为对议题的处置，即放弃在理念上倚重传播管控的思想，向着及时妥善处置舆情议题，从而在根本上缓解公众焦虑、化解舆情风险的思路上转变；其次要制定舆情应对办法，为舆情监测与引导“正定名分”；最后要保证网民表达权，规范言论自由的行使，公布某些具有重要参考性价值的“正确舆论导向处罚个案”，使网络主体能相对清晰地理解政府机关的管制政策，了解政策发展方向，规避政策风险（步超，2012: 3～22）。
王骚、孙成龙在《网络中个人媒体治理问题研究》一文中提出对个人媒体的政府监管存在以下困境：首先是理论上的困境，包括公私领域的矛盾性结合、公众的个性化表达和把关人的缺失；其次是现实困境，包括个体自由与网络秩序的平衡、网络创新与监管力度的失衡、法律控制作用捉襟见肘、多头管理后的盲区以及“全能政府”对公众主体地位的挤迫。对此，他们建议构建“三位一体”的网络个人媒体治理模式。首先，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结构管制以代替内容管制；其次，以公众为主体进行全民把关人式的内容监督；最后，由运营商进行技术控制（王骚、孙成龙，2012：25～42）。
新媒体引发的网络舆情是舆论审判的来源，目前国内学者关注这一现象并从舆情控制与引导等方面提出了诸多的舆情管理措施，这对于我们研究舆论审判的法律规制是有借鉴意义的。
（五）舆论审判产生的原因
从汉语语源的角度考察，“舆”在春秋末期已经出现，本意是指车轮，后引申为车子，“舆人”则是指造车之人，按照当时的划分，人分为十等，舆人为第六等，后泛指差夫、走卒、手工业者等下层民众。“舆论”是“舆人之论”一词的略称，就是指下层百姓的议论。现代意义的“舆论”源自西方，1762年，卢梭首先将拉丁文字体系中的“公众”和“意见”两个词语联系在一起，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使用了“舆论”的概念——在他看来，舆论是“公众的意见”。他认为，舆论“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钟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者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造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俗、习惯，而尤其是舆论”。对舆论的确切含义，目前学界影响比较大的是刘建明先生提出的定义，“狭义概念是指某一种舆论而言，即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对舆论的研究，大多是在狭义的前提下运用这一概念的”（刘建明，1993）。舆论具有同质性、集合性和表面性。
魏永征将“媒介审判”界定为：“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魏永征，2002）
苏力认为舆论审判在某种程度上表明：①尽管大多数法律人强调“形式正义”或“程序正义”，一遇到实际问题，和普通民众一样，都更看重“实质正义”或“结果公正”; ②他们同样是“先定后审”，根据结果可否接受来判断司法或程序是否有错，而不是相反。司法的最终正当性在于民意，但现实的民意常常不稳定、不持久，而稳定性无论如何都是法律或法治的美德之一，尽管不能过分，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国家，民主和法治互不可缺，民主不仅需要法治的保障，而且需要法治的约束，特别是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要防止流水的民意左右法律（苏力，2009: 93～111）。
王人博、朱健认为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存在冲突，其主要根源是媒体报道与司法活动的性质迥异，一是媒体和法院对于事实的认定不同；二是媒体的时效性要求与司法的运行规律冲突；三是媒体报道的倾向性与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冲突（王人博、朱健，2007: 82～87）。
刘练军从民粹主义司法分析了舆论审判产生的原因。民粹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三。一是已经成为及将来有可能成为司法腐败受害者的普通民众心中有不满、胸中有不平，他们需要发泄、渴望诉求。当缺乏正常的干预和发泄渠道或此等渠道不通畅甚至被关闭时，针对司法审判的民粹主义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二是维稳政策大大制约了民粹主义在传统政治领域的发挥空间。三是那些涉及民生保障、弱势群体权益保护或公权力腐败等议题的司法案件又必然会引起社会民众的自觉关注，这使得司法要避免民粹主义浪潮的席卷就像要阻止人们私下议论此类案件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舆论审判是民粹司法的基本存在形态，民粹司法导致专业性的法律规范和法律程序被普罗大众即时性的非理性与盲从性稀释和遮蔽，法官难以继续在案件裁判过程中扮演主导者和决断者的角色，大众化的舆论审判取代了职业化的法官审判。寄希望于司法但又不信任司法，是民粹主义的矛盾性格和先天缺陷。社会精英引导普罗大众对司法案件制造社会舆论审判态势，由此形成民粹司法。社会精英，尤其是其中的法律人，一方面利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对司法案件形成精英性的舆论审判，另一方面又引领普罗大众制造民意性的舆论审判，我国特有的“民粹主义司法”就是这么来的。民粹主义能成功入侵司法领域形成罕见的民粹主义司法现象，还与长期以来司法在我国是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机构之一、适度地满足民粹主义的要求同样是司法的基本治理策略之一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民粹主义司法是作为政府的一种治理策略而存在的。长期以来，我国最高院对审判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就是“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所谓社会效果，官方说法是指“通过审判活动来实现法律的秩序、公正、效益等基本价值的效果”，但实际上是要求案件判决必须做到“案结、事了、人和”。2009～2012年，最高院在其工作报告中均重申要加强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司法要追求审判的社会效果，就必然面临被民粹主义舆论绑架的危险，中立性、被动性、效力性等司法应然品性必将遭到侵蚀甚至被司法主动抛弃。2006年黄静案结案后，广东三级法院率先规定法官“判后答疑制度”，此等制度后来推广至全国。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出了死刑“三点论”，即适用死刑三依据：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第三条就是民粹主义司法的表现（刘练军，2003: 15～29）。
彭伟清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出发，结合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考察了转型社会中个体到民众的心理变迁，从个体心理和网民群体心理分析网络民粹主义的社会心理动因和表现特征，提出网络民粹主义是生命遭受挫折的群体性情绪和现实诉求的表达，它出于对平等、正义、公平等平民化理想的极度渴望而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反叛、抗拒和狂躁。对事件的司法审判常常在舆论中被转性为社会道德和道义的求解，而其中潜在的判断就是“精英权威的原罪和平民阶级的天然正义”。二元对立成为网络民粹主义典型的群体思维特征——民众与精英的对立、普通平民与富裕阶层的对立、大众与政府官员的对立（彭伟清，2014）。
上述学者主要是从言论自由、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以及民粹主义司法等方面分析了舆论审判产生的原因。国内目前将心理学与民粹主义相结合来分析的舆论审判的文章非常少，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挖掘。
（六）庭审叙事研究综述
法庭上案件事实的展现即规则约束下叙述故事的过程，过程中有主观的虚构也有客观的演绎。法律故事通过叙事的结构呈现，采用修辞的手法展现的是相互独立的案件事实，同时允许听众给予怀疑（布鲁纳，2006：9～34）。
陈珊珊认为裁判事实构建的过程是法律故事由碎片化逐渐串联成文本化的过程，案件事实的建构围绕一定的修辞叙事模型而展开，在这个模型中，结合论证的主题、故事、法理、情景、说服对象等情节化要素，通过修辞方法把破碎的证据与事实串联起来加以论辩并进行诠释从而达到构建事实的目标（陈珊珊，2016: 152～154）。
陈松松在《中国刑事庭审中的问话结构与叙事构建》一文中借助拉波夫的叙事结构理论和辛克莱尔与库尔特哈德的层级理论，采用描述性与解释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四场中国刑事审判询问阶段中的叙事构建和策略使用（陈松松，2008）。
黄春芳在《法庭话语中的“叙事”》一文中也依据拉波夫的叙事分析模式分析了法庭话语中的“叙事”，并用实例论述了英美法庭审判对抗体系下法庭话语中律师对证人证言的控制。拉波夫的叙事分析模式总结出完整叙事包括以下6个组成部分：点题，点明整个叙事事件；指向，确定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和当时的情景；进展，指故事中时间实际的发生、事态的进展；评议；结局；回应。英美法系中，陪审团审判原则上讲是按照拉波夫的叙事模式而构建的。开场陈述对案情及背景做介绍；对证人的询问陈述犯罪事件；终结辩论对案情做评议总结；然后，审判在陪审团的审议过程中达到高潮，陪审团做出判决而进入结局阶段；最后以判刑或无罪释放而进入回应阶段。法庭话语属于机构话语，其特征之一就是受法庭这一机构的制约和限制。法庭话语有很多不同于日常话语的方面，法庭话语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说话人进行的真正谈话，因为法庭审判过程中的每一句话都是为陪审团和法官设计的，陪审团成员和法官才是法庭会话的真正接受者。在英美法庭审判的对抗中，采用的是问与答的形式，对法庭话语中的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的研究发现，证人被阻止讲述故事，律师控制了证人或受害者的叙事。律师事实上是主要的叙事者，有关的主题都是由他提出的。叙事的意义会因为叙事的方式及结构的变化而富有新的意涵。法官和陪审团成员会根据律师的叙述而推导出叙事的可信性、客观性、因果性，从而得出结论（黄春芳，2007: 63～67）。
张鲁芳的《法庭陈词的叙事构建及其对裁决的影响》一文从法庭陈词的叙事构建角度入手，从叙事角色的分配、叙事结构以及叙事角度的选择等方面探讨了法庭陈词的叙事构建技巧（张鲁芳，2012）。
王清颖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草根新闻的叙事研究》一文中从草根新闻的叙事特征、叙事话语、叙事阅读、叙事危机四个层面对突发公共事件草根新闻的叙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草根新闻具有新闻报道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作为一种新兴的叙事手段，它包括了叙述者、叙述内容、叙述接受者和叙事方式这四个要素。草根叙事作为一种特殊的新型叙事，它所涉及的叙事对象和内容都是真实的突发公共事件，但是它不像传统主流媒体那样叙述新闻事实，而是用掺杂着个人化和情绪化的语言来叙述事实。草根新闻的叙事符号具有特殊性，不但有文字符号，而且有更为丰富的图片和音频符号，它既表现出时间的流动性，又表现出空间的交替性。草根新闻通过叙述语言的风格、叙述者、叙述时间和叙事中的聚焦完成了事实构建。目前网民积极参与草根新闻已不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纯粹的话语表达层面，而已经开始由虚拟世界的言说向现实世界真实意义递进，让其成为一种新型的媒介（王清颖，2010）。
另外一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视角研究了新媒体叙事对司法活动的影响。如张建以心理学“需要、动机、行为理论”为方法对“刘涌案”司法过程的各个阶段媒体舆论和法官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从而找出引发“媒介审判”负面影响的各种主观因素。“媒介审判影响司法审判”这一现象，是一个媒体舆论与法官意志互动的过程，直接包含了媒体舆论和法官两方面的行为。一方依靠强大的民意力量，试图影响司法审判，至少能够使媒体舆论的主流意见在裁判结果中得到体现；另一方在外界巨大压力之下，坚守不住内心的法律信仰，背离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使得审判结果迎合了媒体舆论的意志。媒体舆论和法官各自行为的背后隐藏着双方截然不同的心理需求和外界诱因（张健，2008）。
刘洪志认为，人格和刺激都会影响法官的判决。人格会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因而会对法官所做的最后判决产生重大影响。刺激是法官做出判决的决定因素之一，无论这种刺激的内容为何，也无论这种刺激的力度如何，它都不可磨灭地影响法官的最终决断。刺激作用于法官的过程，实际上是法官法律认知的过程。有时候也可以把刺激理解为法庭上的社会情景，从而考虑一系列的社会心理学效应对法官决定产生的影响。媒体报道的心理学效应带来的认知偏差也会对审判造成影响。如首因效应、光环效应、启发式认知推理和构建心理图式带来的偏差都会对法官的判决造成影响（刘洪志，2012: 95～100）。但是刘洪志在文章中并未指出人格和刺激会对庭审被告或被告人的形象构建产生影响。
余素青在《法庭审判中事实构建的叙事理论研究》一文中认为：在一系列侵犯或违法事件发生后，受到侵害的一方或公诉人会向法庭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对所造成的损失或所犯的罪行做出赔偿或给予法律制裁。诉讼就是从被侵犯人或公诉人对事件的叙事开始的。在庭审中，原被告/控辩双方通过证据对客观发生的事件进行认知，在法庭上运用语言来叙述案件“事实”；法官在兼听双方的叙述和论辩的基础上认定法律事实、被告/被告人的悔罪表现以及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的悔罪态度等，并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形成心证并做出裁判。判决书也是以叙事的形式表达的。
司法工作的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因此，法官裁判的根据是裁判事实。事实作为小前提，法律作为大前提，经过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得出判决结论。法庭上事实的构建可能会受到立法问题、证据问题、裁判问题、语境制约、虚假叙事、记忆缺失、媒体舆论、道德与情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裁判事实不同于客观事实，但裁判事实的客观性是我们永远的追求。
庭审叙事作为叙事的一种，有其一般叙事特征，如都是对过去事件的重构、具有基本叙事框架及其选择性等。但其作为一种特殊领域的叙事有结构形式上的独特性，表现在多角色交叉性和结构的层级性上；庭审叙事当然具有非文学叙事特征，以及它本身所特有的对立统一性、法律与逻辑的关联性等特征。
法庭审判中的叙事形式及层级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本身连贯的复杂性，因此庭审叙事的连贯性也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庭审叙事首先是时间性连贯的，叙述者都是根据事件发生及发展的时间顺序来叙述的。因为诉讼是由于一系列的事件对某人造成伤害或侵犯后，该被害人因此而寻求法律补救方法的一种手段，所以庭审叙事的因果连贯也很明显。在庭审的举证质证阶段，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对其的陈述都是围绕该事件或行为是否构成侵害或侵犯这一主题而展开的，法庭言语活动中的话题是庭审要解决的法律争端，因此主题连贯也是庭审连贯的一个重要方面。语篇之所以是语篇，因为除了衔接和连贯外，它还具有意图性和信息性，因此如果把法庭审判的叙述看作一个语篇的整体，根据话题的可及性和预设的可及性，我们就可以在多层次的凌乱的法庭叙述和论辩中找到语篇信息的连贯性。最后，从整个庭审来看，法官和控辩双方的话题都是围绕着对故事图式中的“何时、何地、何人（施事）、因何、用何方式、对何人（受事）、做了什么、产生何果”八个识别构成故事的单元、这些单元的顺序以及特别容易出现在单元之间的各种连接进行的。因此，可以说庭审的叙事连贯是在故事图式的基础上展开的，而这个故事图式是个序列的连续体，因而是连贯的。
我们还想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因此分析了法庭事实构建中叙事的有效性，主要有法规的一致性、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连贯性、叙述的策略性、论证的逻辑性、主题的明确性和语言的精简性等。当然，它们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
最后，还对判决书中的事实构建的叙事、叙事可接受性、叙事交流以及判决书体现公正的一些策略进行了分析。就我国的判决书而言，它有规定的文书样式，必须先叙述原被告/控辩双方的意见，再叙述法院对证据和事实的认定，说明法律的适用和判决的理由，以及最后的判决结果。判决书的受述者除了原告或被告之外，还有公诉人、辩护人、法警、旁听人员以及公众等，因此判决书的可接受性尤为重要。法院作为裁判的国家机构，做出的判决书有其庄重性和权威性，这是由叙事策略来实现的（余素青，2013）。
目前国内从新媒体叙事角度研究舆论审判的文章并不多且不成体系，通过叙事学视角研究舆论审判，可以挖掘出舆论对审判各方主体造成的影响，从而为解决舆论审判乱象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治理对策。
（七）评价理论视域下的舆论审判研究综述
关于司法活动中的评价系统的研究文章数量不多。王振华在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情态系统的基础上，分析辛普森一案中的法庭交叉质询，从语言学角度找出法庭交叉质询所揭示的人际关系。在辩论中，肯定、客观地说话使说话者拥有优势，在交际中起着主导作用，会收到良好的效果。模棱两可、主观性强的话语使说话者处于劣势，无法控制交际局势，甚至可能导致交际失败（王振华，2004: 51～60）。
王振华在其另一篇文章中运用系统功能语法的三个元功能理论和语言评价理论，对比分析了法定自首和一起强奸杀人案中所谓的“自首”。分析发现，该案中“自首”不完全符合法定自首的要件，因此不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自首。由此指出，在司法领域里运用语言学分析可以进一步保证司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王振华，2006: 1～10）。
袁传有和胡锦芬将评价理论和顺应论有机结合，建立了一个介入资源顺应分析模式，用来分析律师代理词中介入资源的使用规律并解释律师如何动态地选择介入资源以顺应语境，最终实现交际目的。研究发现，代理词中使用较多的介入资源有否定、反驳、背书、接纳、承认等资源。而这些介入资源是律师为了顺应法官和听众的接受心理、律师自己的心理动机、法庭言语规范、庭审各方权力关系而做出的语言选择。其中，反驳、接纳、背书、承认多是对心理世界的顺应，否定、接纳、背书多是对社交世界的顺应。但在交际中，律师不会只考虑顺应一种因素，而往往是三种因素共同起作用。此外，在交际中律师所选择的语言顺应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交际的进展、事态的发展以及交际双方关系的变化随时做出动态的调整（袁传有、胡锦芬，2011: 87～94）。
刘银姣运用新韩礼德学派评价理论，结合典型网络事件的微博文本，深入考察了微博文本中当事人身份范畴的动态建构，探讨了其背后的评价主体、评价动机与选择。系统功能学派语言学家Geoffrey Tompson指出，评价是所有语篇意义的核心问题，是说话者对事物（如人、事件、行为、观点等）的看法，通常有好坏之分，也有强弱之别（Tompson, 1996）。它是说话人或写作者对其正在讨论的实体或命题，是所表达的态度、立场、观点或感觉的概括性术语，这种态度可能涉及确定性、义务、优点或任何其他价值。评价语言不仅传递信息，还是身份和立场的标记，是建构身份的一种手段。
微博舆论场当事人的身份范畴，是由各个微博文本建构出来的。每个微博文本背后，都是一个具体的认知主体，或是新闻媒体法人微博，或是网红意见领袖，或是普通网民。每个人作为评价者，基于不同立场、动机、感情和诉求，以具体的微博文本为手段，构建各自评价系统中认为“应当如此”的“当事人”。
态度系统涉及微博作者评价立场。对于处在社会事件语境里的当事人，微博作者自由发声，接力式地参与转发和评论。他们动态地选取含有显性或隐性评价意义的语言资源，或表达正面评价（赞美和褒奖），或表达负面评价（批评和谴责）。在网民彼此态度的互动磋商中，当事人的身份范畴被塑造和建构出来。极差系统涉及评价的强弱程度。态度既可以按程度分级，也可以按典型性分级。网民根据身份构建的需要，选用高值、中值、低值等词语、语法手段，在量的维度上对评价进行定位。介入系统设计评价的源头，也就是谁的态度的问题。微博文本中源头众多，互文性强，立场态度的介入方式灵活多样，异常复杂。在身份范畴建构过程中，不同评价源头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微博用户有三种类型：官方微博、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前两类微博用户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其微博被转发和评论数量较大，是传播的重要节点，在当事人身份范畴建构过程中处于重要地位。
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身份范畴通过评价语言去维护塑造和动态建构；另一方面，身份范畴的确立，为微博传播者叙述和评价奠定了基调，身份范畴化本身也是评价。从文本理解的角度来看，洞察身份范畴背后的动机，以及传播者的身份化范畴策略，有助于正确解读文本中的立场和评价意义。在微博舆论热点事件中，微博作者的心理动机和价值观念不同，对当事人身份范畴的建构也就不同。当事人身份范畴的选择，是评价者立场、态度、诉求的选择，其背后隐藏着评价者的深层原因（刘银姣，2014: 74～76）。
刘波亚从理论上透视网络民意表达背后的评价论意蕴。社会评价活动包括民众评价活动和权威评价活动。网络民意表达本质上是网络群体以无机方式表达意志的一种民众评价活动。网络民意表达可能被权威机构和某些网络意见领袖误导，而不能真正地代表网络群体的利益和需要，由此导致网络民意表达的悖论。要解决网络民意表达中的悖论必须弘扬个体的言论自由。网络民意表达促成的网络公共领域与中国当代市民社会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
众多个体通过某种中介在公共场合评价共同关注的话题，彼此进行双向或多向互动，这是民众评议活动中显现社会群体主体作用的现实形式。民众评价活动总在一定层次或一个方面上反映民众的所作所为和思想状况。网络民意表达是以网络为载体的对社会存在的认知，主要体现着网络群体的利益和需求，反映了网络群体和社会上具有典型性的社会事件之间的价值联系。其本质是网络群体以无机方式表达意愿意志的一种民众评价活动（刘波亚，2014）。
目前国内将评价理论与舆论或网络民意表达结合进行研究的文章非常少，将评价理论应用于舆论审判研究的几乎没有，而评价理论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视角，将会给舆论审判研究带来与众不同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本书将结合评价理论，对舆论审判现象进行研究，以弥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八）新媒体传播语境下舆论审判对司法活动的影响
在杨佳案、邓玉娇案、李某某一案和药家鑫案等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律师利用新媒体发布案件信息引发的舆论审判对最后判决结果的影响。事实上，有很多律师将微博等社交平台作为自己的个人“通讯社”，为自己代理的案件服务。胡田野认为，律师通过新媒体进行信息公开，其动机有很多种：一种动机是律师希望借助媒体形成对自己当事人有利的社会舆论；另一种动机就是律师想借此机会提高自己或者律所的社会影响力。新媒体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工具具有两面性，既可能有助于司法也可能不利于司法。案件信息的公开对于司法公正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律师的个人社交平台对司法可能是有益的。律师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可以挑剔判决中存在的错误以及提出一些不同观点从而促进法院提高判决的质量。法院也可以通过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快速公布案件信息，实现审判公开从而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但是，由于个人社交平台具有单方面提供资讯的特点，律师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发布的信息也有可能是片面的，并且对方没有机会及时进行反驳，由此可能影响裁判的公正。另外，律师通过新媒体公开未决案件的情况存在以下四个风险。
第一，与保密义务相关的风险。律师职业道德要求律师在代理时不得公开保密信息，除非得到了当事人的授权。当事人的授权，也仅仅是为了律师能够完成代理工作。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某些案件的信息不得公开，如与未成年人案件相关的信息等。但是，一些律师通过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发表庭外言论，将当事人的隐私信息张贴在博客、微博上广为传播，如李某某案件中律师将辩护词事前公开，透露了受害人的工作单位等信息，则可能要承担未尽保密义务的风险。
第二，与“不当影响”相关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律师的庭外言论是有指向的，其目标受众是司法人员，但这样可能会构成不当影响。我国《律师执业行为规范》（2009年）第十四条规定律师不得有“妨碍国家司法、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律师利用新媒体发布案件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形成“虚假民意”，意图影响判决，应当属于该款所指的禁止行为之一。
第三，给诉讼对方当事人造成不公平的风险。律师在新媒体上旨在影响审判的单方面信息发布，向法官提供单方面的从而有缺陷的信息不仅仅可能影响法官的公平性，更主要的是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知情权和及时反应的权利。因此律师通过微博、博客等公布正在审理中案件的信息或者发表评论是应当被禁止的。
第四，司法公信力很可能受到损害的风险。在药家鑫一案中，张显通过微博发布事后被证实为虚假的信息致使药家处于非常不利的社会舆论中，法院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做出了判决，但是不少人对该案判决是否受到舆论影响心存疑虑。至于在彭宇案中，舆论先认定法院错判，后又认为彭宇真的撞了人；还有张金柱案、刘涌案等中律师与媒体“勾肩搭背”的情形均有出现，而公众对法院的判决是否属于独立的判决也心存疑虑。公众的这种疑虑就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因此，胡田野（2014: 3～9）认为对于新媒体时代中的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除了对传统媒体的规制外，还要对律师使用新媒体发布庭外言论的行为本身进行规制。一种可能的办法是：禁止代理案件的律师就其代理的未决案件，在新媒体上发表意在影响司法判决的相关内容；律师或者专家证人不能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在网络上进行评论，试图影响法官的判断。不过，禁止律师通过网络单方面影响法官判断的规则，有可能被逃避，如律师可以通过他人冒名发表倾向性意见。因此法律应自觉禁止一切试图影响审判独立与公正的网络言论。但是我国缺乏互联网的相关法律和制度。胡田野建议，应制定、完善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相配套的互联网信息安全监管法律法规，对通过网络影响法院独立审判的言论予以管制。
规范律师的庭外言论，并不应以牺牲公众的知情权为代价。因此以下三方面的法律和制度需要加强：一是加强司法信息的公开，满足大众的知情权；二是规范传统媒体的自律，划定新闻报道的边界；三是修改律师职业道德的规范，明确规定律师庭外言论的边界。首先，加强司法信息的公开，满足大众的知情权。规制律师的庭外言论，并不是要搞秘密审判，而是防止舆论审判的发生。因此公众的知情权仍要尊重。法院需依据案件性质与公众对案件的期待适时恰当地将一些案件信息公布给新闻媒体。要构建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之间的信息互动的良好平台。新闻媒体应当维护司法权威，促进法治进步；而法院也应信任新闻媒体，做到定期沟通。其次，规范传统媒体的自律，划定新闻报道的边界。我国目前不仅仅缺乏对网络言论的管制，也缺乏对传统媒体如何进行司法报道的行为规定。没有新闻媒体法，致使媒体缺乏对司法案件报道边界的认识和约束。因此，须加强这一领域的立法。最后，对律师职业道德的规定进行修改，明确律师庭外言论的边界。目前我国《律师法》《律师职业道德及职业纪律》等，对律师不得任意发表庭外言论的义务规定不是很清楚。我国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对此有所欠缺。由于我国互联网的高度发达，网民众多，博客等新媒体方便迅捷，律师不当发表庭外言论的情形时有发生，因此，对我国《律师法》《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等做相应的修改具有很强的急迫性。无论是李某某案件，还是药家鑫案件，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的庭外言论的规制的依据都是捉襟见肘的（胡田野，2014: 3～9）。
当然，有些情形下是可以的，即存在律师使用新媒体工具的安全港。具体而言：第一，如果律师在新媒体工具上的言论，属于公众可以任意获取的信息，则属于安全港范畴，即公开记录中的信息；第二，如果他人言论对案件有不利影响，律师可以通过新媒体进行反驳；第三，律师在新媒体工具上可以讨论已经审结的案件；第四，律师通过新媒体工具发表学术观点，这应属于安全港的范围；第五，无论如何，律师在新媒体工具发表意见都应该遵守前述的关于新闻媒体报道案件的规制——因为新媒体工具也是新闻媒体且律师本人就是这一媒体的编辑。
舆论审判可能对司法独立造成严重的侵害，因此平衡公众的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而其中对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又是重中之重。
（九）我国对公民言论自由及新闻媒体新闻自由的规定
我国对于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以及媒体的新闻自由有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都过于原则性，且缺乏对传媒活动进行规制的专门立法。
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及法院的独立审判做了一些规定。如《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此外，《刑事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民事案件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2013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增加了一款关于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针对鉴定意见提出意见的规定，这一规定为语言学家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做证提供了依据。
1985年，中宣部、中央政法委联合发出的《关于当前在法制宣传方面应当注意的问题的通知》中第二条及第三条对媒体报道与司法独立等问题的关系做出了规定。第二条规定：对于正在侦查、起诉或审理的案件，以及尚未作出终审判决的案件，不要登报刊或上电视，个别必须见报的，要先报道破案、起诉或审理的消息，以后再报道审判结果，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抢先报道，更不得利用新闻媒介制造对司法机关施压的舆论。第三条规定：对报道案件的评价，要努力做到了解案件的全貌和问题的实质；对于涉及案件适用政策、法律有不同意见时，不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性意见。
1997年1月经第二次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新闻工作者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宣传纪律，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进行定性、定罪和案情的报道。
1993年《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分别规定，任何人不得扰乱法庭审判，新闻记者未经法庭许可，不得录音、录像、摄影，违反上述规定的，将根据情节给予口头警告、训诫、没收、责令退出、罚款、拘留等处罚。在其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中，明确指出，经法院准许，新闻媒体可以对法庭审理进行记录、录音、录像等。
2009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该规定明确要求我国的法院应当主动接受广大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对新闻媒体要求旁听案件审理、进行采访报道法院工作的，或是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的，法院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况为其提供便利。同时，该规定也明确指出：“新闻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违反法律规定的，将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我国新闻相关的立法，因为种种原因至今还未出台。1988年10月已经形成了新闻出版署、北京方面、上海方面三个新闻法文本，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新闻法（草案）》只是听取了各方意见，而始终没能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
除了新闻法之外，《出版法》也在1990年和1993年两次递交全国人大立法机关审议，但均未通过。因此，在传媒方面我国还没有任何的专门立法。
综观上述规定，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对于舆论审判的规制还存在很多缺陷：一是具有权威性的法律规定太过原则化，而具体规定的法律位阶过低，缺少权威性；二是没有制裁性规定，缺乏制裁保障；三是相关规定相对落后，跟不上时代需求。
从上述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对于舆论审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舆论审判的利弊、如何引导舆论以及舆论审判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另外我国对新媒体舆论影响审判的立法规制很不完善，通过叙事学、语言学的角度对舆论审判进行研究分析并据此提出规制舆论审判的法律措施也就是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价值所在。
三 研究的预期创新之处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首先在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本研究综合采用了比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调研法、案例分析法和阐释论述法。比较研究法就是对国内外新媒体事件的相关解决方案进行对比研究，这样可以扬长避短，并适当借鉴国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实证研究法、调研法和案例分析法就是运用收集的语料和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对典型案例进行调研和分析；阐释论述法就是运用传播学、宪法学、语言学、叙事学等相关理论对新媒体传播的法治秩序构建进行阐释和论述。
其次，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还在于研究内容和角度的创新。本研究是融合了新闻传播学、法学、语言学、叙事学等多学科、多视角、多层次进行研究。第一，对于舆论审判，本书突破了以往对于舆论审判的利弊、对司法独立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从新媒体叙事的角度，发现舆论对案件事实及涉案人物形象的构建，从而影响法院的判决；第二，是将新媒体叙事的理论研究应用于司法实践，从而让语言学理论能够为司法实践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