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凭借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软件服务外包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一条以产业链为横坐标、价值增值为纵坐标，两端高中间低的全球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贯穿软件研发、编码和营销服务三种业务形态，由分布在全球的软件生产企业即发包方和承接方两种角色来完成。其中，发达国家主导企业（通常为发包方）往往掌握研发和营销服务主动权，占据价值链高端，发展中国家软件服务外包企业（通常为承接方）由于承接能力有限，往往从中间的编码测试等低端业务嵌入价值链。

软件服务外包属于服务外包的高端业务范畴，是指企业为了专注其核心竞争力业务活动、降低软件项目成本，在价值链管理基础上，将其原来由自身提供的具有基础性和共性的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方式发包、分包或转包给企业外部专门服务提供商（本土或者境外的），利用服务商所具备的人力、信息等资源优势提高本企业资源配置的效率，以此降低生产成本并且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软件服务外包具有零污染、低消耗、知识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等特点，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正逐步成为推动现代服务业向高水平靠拢、促进服务产业结构优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突破口。

软件服务外包发轫于实践领域，其兴起和发展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层次普及与商业性推广应用，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业务外包的选择范围和可行性。在市场竞争的推动下，外包由过去仅发生在制造领域简单的贴牌生产，逐渐涉及服务与信息部门如软件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甚至高等教育等非营利部门，并且出现了以软件服务外包为热点，从发达国家向更具低成本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调整与转移的趋势。据悉，作为建立在全球化视野与信息技术平台上的竞争手段与经营模式，财富1000强中95%以上的企业已经制定并实施了软件服务外包战略。起初，跨国公司内部的跨国性服务业务为软件服务外包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启示。近年来，跨国公司从“多元化”向“归核化”战略调整，正在释放出庞大的软件服务外包业务市场。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消息称，近几年，国际软件服务外包市场已达近万亿美元/年的规模并且年增速高达30%以上，目前全球软件产值1/2以上是通过对外发包方式完成的。国际外包中心则预测，未来5—10年，全球IT外包市场每年仍将以不低于30%—40%的速度增长，同时全球软件服务外包的业务范围还将不断延伸升级。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已经成为维持全球经济稳定繁荣的“绿色发动机”，它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并将在地区、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同层面打下深刻的烙印，预计今后全球软件服务外包行业前景将十分广阔。

软件服务外包全球主要发包方是美国、西欧和日本：美国是软件服务外包的最大供方，约占全球IT和业务流程外包的70%；欧洲客户需求的90%由英国、德国和比荷卢三国经济联盟所占据，其中英国的份额最大，占60%以上。软件服务外包主要承接方有加拿大、墨西哥、爱尔兰、捷克、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巴西等国家，其中，印度是亚洲乃至全球IT服务外包中心，借助软件服务外包创造了“印度经济奇迹”；爱尔兰是欧洲的IT服务外包中心，因承接IT服务外包而成为“欧洲硅谷”。纵观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全球发展历程，众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从中获益匪浅，并由此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

我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于2003年前后开始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发展软件服务外包成为从根本上优化对外经济结构、转变贸易增长方式与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从2006年起，国家先后提出建设20个外包产业基地城市，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作为先行者，因经济要素和区位优势率先开展业务承接并得到快速发展。以2006年10月16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实施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的通知》为里程碑，将我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正式提升到国家层面，明确了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转型的战略意图，软件服务外包从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09年1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批复了商务部会同有关部委共同制定的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截至目前，国家相关部委先后扶持认定了21个服务外包产业示范城市，我国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已达6000余家，成为除印度以外世界第二大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基地，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开始呈现高速增长的强劲势头，年产值即将突破400亿美元，增长率数倍于同期国家GDP增速。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体现在产业链完整、业务需求充足、市场认可度高、接包能力强等方面，并且率先在承接软件服务外包领域获得了显著的收益与成功。然而，一线城市受到土地、成本、人才等资源的瓶颈制约，承接成本逐年提高、交付能力逐渐饱和、产业发展增速趋缓，众多企业在此前形成的优势效应日渐退缩，不得不另外谋划业务发展与投资增长的空间和机会。而且一线城市投资热点多、高层项目多，对发展软件服务外包的热情与关注度相对较弱。与此同时，一线城市的产业发展已具备了辐射周边腹地、带动次级区域承接软件服务外包业务的成熟经验和条件。

大连、无锡、武汉等二线城市作为后来者，与一线城市之间存在发展阶段与水平的差异。相比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发展基础差，市场渠道窄，沟通渠道少，接包多处在低层次、小项目、小额度业务形态。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二线城市经济规模和总量以及经济活动强度在显著增长与提高，已初步具备了承接软件服务外包产业转移的要素禀赋，接包的基础条件和交付能力在不断发展进步，在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政策、资源、技术与成本等各方面都表现出强有力的竞争优势。从长远看，二线城市在发展软件服务外包领域更具投资价值，许多跨国企业也着手在我国二线城市部署设立研发中心或离岸交付中心。

产业价值链的提出起源于IT行业，起源于经济全球化浪潮。由于国际分工和产业的国际转移愈演愈烈，使得国家、地区、城市之间的经济界限越来越模糊，区域经济逐渐融入全球范围的生产过程之中。与其他产业一样，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也有一条内在的产业价值链，它将产业生命周期中不同层次、不同价值水平的业务串联在一起。为了提高竞争优势，许多企业都将产业链中游附加值较低的软件代工业务分化给在规模、技术上均处于领先地位的专业软件开发商，而保留上下游附加值较高的创新研发、营销服务等核心力量。产业价值链以附加值的高低来看待不同产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力，其理论已成为许多业者或学者进行产业和企业分析的重要依据与基础。它的价值在于，一是有助于了解当代全球产业链中附加价值的分布状况；二是有助于了解国家、产业乃至企业之间的竞争态势。

凭借廉价劳动力资源，以软件代工方式从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价值链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被认为是我国软件服务外包企业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获取分工收益、实现技术进步的一条捷径。然而这条捷径存在很大风险，该价值链通常由主导企业以“俘获型治理模式”进行管理和控制，在该模式下，承接方一方面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长期从事编码测试等业务而陷入“结构封锁”陷阱；另一方面由于专用性资产投资带来的较大转换成本而陷入“虚假升级”窘境。从长远看，承接方必须进行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发展。但由于主导企业的阻止和控制，以及市场失灵、路径依赖等问题都会使承接方在价值链提升、产业升级过程中遇到各种壁垒和阻碍，而且对资产专用性转换成本的顾忌也将左右承接方升级策略。对承接方来说，资产专用性配置过低不容易获得接包机会，配置过高转型升级代价太大又会影响升级意愿。因此，承接方要想在软件服务外包领域取得大的发展，必须针对企业发展实际和市场现状找到突破俘获型治理模式的路径与对策。

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高速发展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认真探讨的话题，包括如何透彻理解软件服务外包的经济性质和意义？如何深入审视我国承接国际软件服务外包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如何正确认识我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如何分析和评价我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国家竞争力？如何针对区域特点制定分层次、划梯队的产业发展规划？如何系统考察当代国际制造业与外包服务业互动协调发展的途径？如何借全球经济一体化契机促进我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等等。因此，分析与构建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价值链，分析我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国家竞争力，分析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升级能力，分析企业资产投入对升级能力的影响，分析软件服务外包产业转移的机会与策略，比较城市间特别是二线城市产业发展的特点，寻找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