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研究意义

本书拟将政治传播看作国家与社会的沟通方式，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意志贯彻，从而探讨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如何通过政治传播增强国家谋求社会支持的能力，以弥补政治调整过程中的权威不足。从现实意义来看，本书拟探讨这一思路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即探讨中国在政治发展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传播正在扮演以及应该扮演的角色，更期待政治传播也成为促进中国政治发展与转型的推动力之一；从理论意义来看，这一思路试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与“政治传播研究”之间做一个理论上的联结。

一 现实意义：政治发展路径下的当代中国政治传播

就世界范围来看，政治传播呈现出“全球趋同化”(Global Convergence) 的趋势，具体来说，政治传播的专业性的规范和守则正在全球范围内被分享和实践。更进一步说，这些被采用做法都最先发生、发展于美国，以至于一些学者直接将政治传播的“趋同化”描述为政治传播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与政治传播“趋同化”趋势并行的，是学者对政治传播形态“多样性”(Diversity) 的关注。尽管诸多规范正在趋同，但是各个国家政治传播的形态又根植于该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因而各个国家政治传播的具体形态并不完全一致——以上学者的总结对本研究不无裨益。

政治传播的“趋同化”研究向我们展示了某种具备鲜明特征的政治传播模式 (Pattern) ：在这种模式当中，政治传播主要应用于政治竞选领域，它依赖于专业的顾问团队，运用商业化媒体的逻辑，力图影响民意，从而为政治候选人谋取选票。这个过程的直接结果，是确立某届执政者，执政者由选票产生，因而具有合法性；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代议制民主的运作过程，因而，它不仅仅产生了当局执政者的合法性，而且为这种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此，我们能够清晰认识到，政治传播模式实际上是一个更广泛的政治模式的反映——如果说全球的政治传播模式正在“美国化”，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全球的政治模式正在“美国化”。“美国式政治竞选方式被采用，可能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更普遍的过程，这一过程改变了许多社会，而这种改变很难归因于一个单一的原因，并且这种改变远超出政治和传播的范畴。……我们将这种更一般的过程称为‘现代化’( Modernization)。”“美国化”的政治运作是“现代化”政治运作的集中体现。这并不是说“美国化”是全球政治发展的方向，而是说，在某种特定条件下 (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媒介环境、地理等条件) 产生的美国政体运作，以及为了维持这种政体运作而运用的政治传播始终走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前沿。美国的政治传播，就像世界政治传播的一个奢华的“橱窗”，骄傲地向世界展示着它们最先进的政治竞选技术——不论如何，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技术。

政治传播的“多样性”研究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本土化”的推进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当前中国的政治传播与正在全球趋同化的政治传播模式有着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最明显的一点是，竞选和民意调查并不是中国政治传播运作中的主要成分。如果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在狭义范围内理解政治传播，中国根本没有政治传播——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中国当然有政治传播，而且政治传播与中国政治系统的运作息息相关。中国政治传播的调整与转型已经历经一段时间。如果说，“美国化”的政治传播模式被采用反映着“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中国政治传播多年来的调整和转型，实际上也反映着一个更广泛也更一般化的政治模式调整与转型的过程，本书将这一过程称为“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政治发展”一词在许多文章中等同于“政治现代化”的含义，不过本书希望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在“政治现代化”逐渐“模式化”的今天，各国的政治发展路径，尤其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向现代政治转型之路，能否在“现代化模式”之外再保留一部分“模式之外”的空间？基于以上思路，本书将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之下，探讨中国政治传播的历程、特征和未来。

在中国，政治传播与政治系统的运作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命运与共的。当前中国政治系统在确立之初 (新中国成立之初)，其合法性的基础就是意识形态宣传。“社会主义价值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合法性的基础，作为合法性建构手段的宣传也就确立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战略。”不过，从当前的现状来看，这种政治传播方式的有效性正在下降。而且，这样的统治模式对系统更新造成了阻碍：因为政治统治与意识形态结合得过于紧密，但凡政治结构的调整，势必触及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造成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导致国家权威不足，又可能酿成社会秩序的动荡。改革的风险使得改革的步伐始终无法迈出关键的一步。

20世纪80年代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政治传播有了明显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 色彩：意识形态宣传被认为与务实的经济改革关联不大，中国政治传播的重心调整到执政绩效的传播上来，以此为当前政党治国的正当性提供支持。这样的调整在短期内颇有成效，但是，它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绩效能够持续增长，而且效率至上的经济改革更多将资源的天平倾向这个社会的精英人群和国家本身。公平和正义不足，成为当前中国社会重重矛盾的诱因。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执政思路的调整和媒介技术的发展，中国政治传播中出现的一个新趋势是：舆情和舆论工作在当前中国政治传播中被重视的程度日益加深。中国政治传播的这一特征，可以看作是对西方政治传播技术，尤其是民意测验技术和舆论影响技术的借鉴。同时，它也反映出中国公共空间内出现的新变革：媒介运作的市场化、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系统，公众舆论由此拥有了相对自主的影响力。明确表达且具备互动能力的公众舆论，成为当前中国执政者在政治考量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但是，对民意的强调是否就意味着未来中国政治传播转型甚至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呢？西方国家拥有成熟的民意测量技术，并且通过选举程序能够将民意制度化，即便如此，其中关于政治精英控制媒体、媒体自我审查、媒体操纵民意等问题也不胜枚举。当前中国还缺乏相对自由、多元的社会结构前提，政治、媒体与公众舆论之间的良性互动还没有形成，在这样的前提下，舆情和舆论能否以及怎样才能获得良性的发展？

从以上对当代中国政治传播历程的简单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政治传播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传播之外的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所带来的问题。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相对来说，政治发展却止步徘徊。当前中国社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政治发展的前途更有所期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治传播扮演了以及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政治传播如何转型，才能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步伐同向？这是本书着重关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书拟将政治传播看作国家谋求社会支持的方式，探讨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如何通过政治传播增强国家谋求社会支持的能力，以弥补政治结构调整过程中合法性的不足；更期待以此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好沟通，促进中国政治的发展与转型。

二 理论意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和“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联结

本书的理论意义是将“政治传播研究”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联系起来，试图在二者之间架起理论桥梁。

国家与社会 (State and Society) 关系是政治学领域亘古而复杂的话题，现在已成为政治学领域的学术范式之一。古典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关注二者的二元对立，认为国家与社会二者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强调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制约、限制、平衡甚至对抗，即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些原则更多是基于理想状态的理论假设。现代政治学理论在进一步深入“应然”思考的基础上，开始转向“实然”层面的探讨。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讨论中反映为：强调二者的合作和双赢，认为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合作互补、相互协同。可以说，当代国家与社会理论的讨论重心，在某种程度上，正在从二元对立向二者互动转移。这种理论转向也与当代西方的社会现实相呼应。在多元社会中，难以避免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冲突；在自由社会中，难以找到统一的共识，所谓“共识”只能以“交叠共识”的形态存在。因而，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构建一个良性互动关系，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西方社会亟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从当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绝大部分成果以中国为背景。或进入“应然”层面构建理想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如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构建的国家与社会的统一关系模式，刘军宁等人探讨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立模式，邓正来等人提倡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模式。或切入“实然”层面剖析当前国家与社会的现状，如徐勇、于建嵘、秦晖、郁建兴等学者对村民自治、基层民主、地方治理的研究，俞可平等人对公民社会实体资源即以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为主的第三部门的研究。但从机制层面讨论国家与社会沟通的著作几乎没有。

本书试图将政治传播纳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来，将政治传播视为国家与社会沟通的一种方式。政治传播研究的框架、方法都相当明确，可操作性较强，将其引入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能将国家与社会关系从宏观的“应然”层面的探讨，较大程度下沉至其互动与沟通机制的可操作性的探讨。尤其在解释政治系统的若干现象，如对政治精英的支持程度、政府能力的增减等方面都比较有效。因此，将政治传播研究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结合起来，可能将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实然性”研究，尤其是国家与社会的沟通机制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

将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纳入政治传播研究，对后者更是一种理论上的推进和突破。政治传播研究有多种研究路径：其一，从控制论视角出发，将政治系统视为政治传播的控制者，将媒介体系视为政治传播的控制机能，将受众视为政治传播的控制对象。虽然这种控制视角也强调了受众和媒介的反馈功能，但是却忽略了媒体和受众作为社会力量本身的自主能力，对整个政治传播过程内含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度。其二，将政治传播视为政治竞选领域中政府、媒体和公民之间的关系研究，这一般被视为西方政治传播研究中的狭义范畴。但是这种狭义的理解显然无法解释中国政治传播的现实。

本书将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引入政治传播研究，将政治传播视为国家谋求社会支持的一种方式，在强调国家与社会分离、分化的前提之下，在“自上而下”的传统政治思维中，寻找一种“自下而上”的思维取向，将政治传播的框架扩展为一个同时以国家和社会为支点的双向度的分析框架。这样既能推进国家的目标指向，也能考虑到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拓宽政治传播的理论范畴，并有助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本土化”的推进。

第二节 研究综述

一 政治传播研究的范畴

对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文献综述，在国内学界已经梳理得较为翔实，本书不再赘述。在此本书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明确政治传播研究领域。

政治传播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知识背景的学者对此均有涉及。以宽泛的视角来看，政治传播至少涉及以下三个领域：其一，政治学领域，其涉及内容颇为宽泛，主要包括治国技术、法律、历史学、心理学、哲学、民主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其二，传播学领域，其主要包括修辞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宣传研究等领域的研究。其三，专业领域，其主要包括新闻学、广告、投票、民意调查等方面的实践和研究。如果我们将问题简单化，将新闻学、广告纳入传播学范畴，投票和民意调查纳入政治学范畴，此时仅“政治”和“传播”就能产生多种交叉关系：

(一) 传播的政治论

“传播的政治论”(Poli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代表学者如大卫·贝尔 (David Bell) 和克劳斯·米勒 (Claus Mueller) 等。贝尔和米勒的基本观点是：传播在建立或扰乱社会秩序时是“政治的”，此时传播成为具有政治维度的力量、影响、权威、控制、协商、符号交易等。这种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传播政治学”研究有着相似的逻辑，这些理论大多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中汲取理论资源，这类研究将“政治”视为一种广泛存在于社会的约束力 (或者说“权力”)，这种理解将“政治”扩展到政治领域之外，实际上扩大了“政治”的概念。这种理论逻辑将传播视为政治的，我们不妨将其看作是“传播的政治论”。

(二) 政治的传播论

“政治”与“传播”的另一交叉领域来自卡尔·多伊奇 ( Karl Deutsch) 及其追随者构建的政治沟通理论。多伊奇建立的政治沟通理论将所有的政治活动都视为传播或控制的系统。政治沟通就像政治系统的神经系统，沟通使组织成为可能。多伊奇将传播视为政治系统的核心，用传播重新诠释政治系统的运作，甚至整个政治学的内容，这种视角虽然独特，却未免片面。政治沟通理论将政治视为传播的，我们不妨将其称为“政治的传播论”(Communication theory of Politics)。

(三) 政治传播的理论

还有一种研究取向既不将传播视为政治，也不将政治视为传播，而是将传播视为实现政治意图、目的、功能的方式、手段，代表学者如斯蒂芬·查菲 (Steven H. Chaffee)、理查德·费根 (Richard Fagen) 等。查菲和费根的研究从政治传播内涵的意图、功能、目的出发，分析了政治领导理论、政治社会化理论、公共政策制定理论等。这类研究可称为“政治传播的理论”(theory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现行的政治传播的理论研究都有明显的目标/功能取向。政治传播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 (Harold D. Lasswell) 认为精英取得价值的手段，其中之一是象征(主要是意识形态)。“任何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象征就是现行制度的意识形态”, “任何组织严密的生活方式都要按照自己设计的模式来塑造人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运用政治传播。可见，在拉斯韦尔看来，传播是达成政治意图的手段。以上学者的观点，也是这种视角下政治传播角色定位的基本共识。

由此可见，政治传播的学术源流和背景多元而复杂，但是如果我们将其看作是一个“多元的领域”，政治传播研究本身的界限就被模糊化了。“从实际应用的角度看，政治传播的范畴必须缩小。”因此，本书仅将第三种理解“政治传播的理论”视为本书所说的“政治传播”的理论范畴。在这里，尤其要注意“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 与“传播政治”(Communication Politics) 的区分。“传播政治”讨论的是“传播的政治论”，例如媒体对民主的影响等。当然政治传播研究也讨论民主问题，但是它讨论的是“政治传播”本身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传播媒介”与民主的关系。再者，政治传播的研究范畴并不仅仅是一种“关系”, “关系”研究强调关系两边的平等性，但政治传播的目的和功能导向更加强调“政治”的重要性。总之，“政治传播”与“传播政治”不可混淆。

将政治和传播交叉范围内的研究都划入政治传播研究，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造成了政治传播研究的“碎片化”，此时政治传播研究与其说是“多元化的”，不如说已经走入学科间相互“隔离”的境地。政治传播研究需要打破政治学、传播学的学科边界，不再各自从政治学或传播学，或者政治学与传播学交叉的视角来确定研究领域，而是应该做到二者的“视界融合”：

“从政治学角度把政治传播视为一种政治现象与政治行为；从传播学角度则把政治传播理解为传播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难看出，这种‘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分别对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体现了鲜明的‘学科本能’，即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政治传播’范畴介入了必要的合理的本质要素。但是，在我们看来，问题恰恰出在未能从政治学与传播学‘视界融合’的高度上来界定和把握政治传播这一范畴。”“对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首先要克服上述局限性，突破从‘政治’与‘传播’的关系上来界定的思考理路，分别解构‘政治’与‘传播’两个范畴，从‘政治’的本质中探求其传播的要素，从‘传播’的内容中探求政治的要素，二者有机结合构成元态的、具有独立而完整内涵的‘政治传播’范畴。”

政治传播研究范畴的“窄化”和“交融”，更有利于促进政治传播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产生，并且更有助于政治传播实践领域的专业化。

二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内容及演变

政治传播研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中国共产党历来有重视宣传的政治传统，关于宣传、思想政治教育、政治社会化、媒介的政治功能等研究已不鲜见。但是从政治传播的角度，重新俯瞰、审视整个中国政治传播历程的研究几乎没有。2014年，荆学民教授与笔者合作撰写的论文《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对中国政治传播相关的论文和2006—2012年度的科研项目作了统计和梳理，总结出当前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领域和重点，并指出当前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层次、研究重点、研究方略、研究取向等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对中国政治传播的研究作了历史阶段的梳理。

中国政治、社会与媒介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政治传播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本书将中国的政治传播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政治传播大多从属于一个强而稳定的政治制度与信念，即政治宣传阶段；第二阶段的政治传播更为专业化，同时更强调政治传播与政治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契合，从而实现政治传播从宣传到传播的转型；第三阶段的政治传播在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与后现代“反政治”的氛围中又扩展到一些新的领域，一方面它更强调公民通过媒介影响政治内容；另一方面也对政治传播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 政治宣传阶段

中国的政治宣传，不仅仅是权力武器和社会控制的方法，而且履行了国家建设过程中更广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功能，甚至是中国社会整合的重要方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国家创建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宣传机制。

1．宣传战略研究

政治传播，对其传播内容的追溯，来自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它具有某种“主体性”的内在特质。因此国家宣传与其国家定位相联系，或者说宣传战略与国家的政治战略相联系。

张燚在其博士论文中将国家战略定义为“政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它规定着政党在每个时期的行动计划、方针和政策”。我们将此视为中国国家的内战略。国家战略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因此国家的宣传战略和宣传机制也会随之而调整。在革命年代，在“革命立国”的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以“革命”为核心的宣传战略和“政党—军队型”宣传机制；在政权建设的时期，在“建构国家”的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宣传战略和“政党型”宣传机制；在改革开放时代，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以“有效性”为核心的宣传战略和“政党—国家型”宣传机制；在后改革开放时代，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以“正义性”为核心的宣传战略和“政党—社会型”宣传机制。

2．宣传策略与政治动员研究

宣传策略包括宣传的机制、过程、技巧等。例如，张燚将中国共产党宣传机制的变迁总结为革命年代的“政党—军队型”宣传机制到政权建设时期“政党型”宣传机制。

宣传策略研究与政治动员研究有相当程度的重合，但后者是针对某一特定议题的宣传动员行为，对政治动员的梳理能为我们更好地解释政治宣传的全过程。孔繁斌建构了政治动员的释义模型：它包括自上而下的“议题构建”与自下而上的“认同聚合”两个变量，前者又包括了“质料”(即共同体某个真实的公共问题) 和“形式”(即权力文化网络两个次变量)；后者通过权威、说服和交易三个次变量的不同权重与排序，在一般逻辑层面解释认同聚合的动因。

王绍光提出“动员”是中国公共议程设置的重要模式之一，一般包括五个阶段：“运动开始、发出文件”, “层层传达、普遍宣传”,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抓住典型、以点带面”，最后“统一思想、形成共识”。这一部分涉及许多历史事件中的政治动员研究，如许静的《“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一书主要对“大跃进”时期的政治传播进行了梳理，可隶属于政治动员的案例研究。侯松涛的博士论文《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可隶属于战时动员的案例研究。另外，还有许多的案例包含在“党史”、“党建”的研究领域里。

西方对中国的宣传 ( Propaganda) 一直有着较浓厚的研究兴趣，他们从思想改造、国家整合、政治教化等角度进行新中国成立后的宣传史探讨。

3．政治象征、符号、话语研究

宏大意识形态层次上的政治动员与宣传，在议题构建的环节中往往涉及具体的运作手法，因此政治宣传中第三类研究主要包括政治象征、政治符号化，以及“话语”的研究。

美国学者T. A．夏 (T. A. Hsia) 对“大跃进”政治运动中的语言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语言不是一个中立的传播工具，而是构成了一个“世界”，从中可以引发出社会和心理的转换，具体说来包括运动中大量的军事用语、反映民族历史文化的譬喻的运用等。美国学者杜赞奇的经典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论证了中国国家权力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诸如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 深入中国社会底层。许静在《“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一书中梳理了从“冒进”、“反‘冒进’”到“大跃进”的符号演进过程。

4．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研究

喻德基 (Friderick T. C. Yu) 是西方研究中国政治传播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共产党中国的大众说服》(Mass persuasion in Communist China,1964)中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对大众说服，尤其是群众性思想说服的运用。他认为中国的“大众传播”不仅仅包括一般西方公认的诸如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而且包括其他各种有中国特色的传播渠道和方式，如黑板报、墙报、大字报、街头剧、民间歌舞、诗词、宣传工作者的谈心以及其他各种用于思想改造的方法。因此采用一切形式进行宣传是中国群体说服的特征之一。作者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看作“党的传统”和“基本的工作方法”，认为这种宣传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但也是有限的，其有限性在于，无论多么精明地设计和运用说服，都“不可能改变条件而只能改变对条件的看法。”

宋黎明的博士论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机制研究》从传播渠道的角度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机制划分为组织结构传播、组织传播、媒体传播和其他传播形式四个主要部分，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定的规范、制度和形式将这些传播渠道建设成了党的传播机制。美国的朱谦博士 (Godwin Chu) 则把中国的传播方式划分为告知性传播、规范性传播、价值导向传播和情感传播，认为中国共产党实现社会转变的手段不是技术革命、不是暴力，而是对传播的运用。相对于当下的政治传播研究来说，传统的共产党政治传播研究机制更侧重于对党报党刊的政治传播研究意义的探讨。

以上研究都是在政治宣传框架下展开的。此外，在这个框架之内不乏对宣传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代表学者有林之达、向在仁、梁士纯、周振林等，代表性著作有《宣传科学研究纲要》、《宣传学概论》等，这些著作搭建了宣传学科所要研究的对象、目的、功能和分类等。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在宣传从学科体系内探索出路，如《新闻宣传文化论》从媒介文化的角度探讨党的政治工作功能与作用机制，《网络时代的宣传思想工作》论述了网络时代给宣传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但是传统的宣传思维在新的政治生态与传播生态中日益显现其局限性。

中国的宣传研究另一重要特征是十分重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96)，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中、下册) (198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著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83) 等都为中国宣传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这些文献汇编是中国宣传工作的实践梳理，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近代的政治宣传，其实践能力远大于理论成就。

另外，对于政治传播研究的传统资源来说，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是不可回避的一块。中国古代士人阶层和乡绅阶层，通过与帝王的政治沟通，以及对臣民的政治教化，实现中国政治文明千年的延续。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为当下政治传播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当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需要上升到全球视野中的政治文明这一高度时，对中国整体文明的认知将有助于我们厘清全球政治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相关问题。在这一部分，对政治传播研究有启发意义的著作包括《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研究：以监察、谏议与教化为中心》等。

(二) 政治传播从宣传到传播的转型阶段

政治传播从宣传到传播的转型，是近年来学界的热议话题。但这一转型的时间点在哪里一直未有定论。本书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澄清有几个可供参考的事件：其一，邵培仁的专著《政治传播学》在1991年出版，这是大陆范围内第一本以“政治传播”命名的学术著作，也是大陆范围内第一次有学者对政治传播作为一门“学科”的探索。第二、第三本专著都出版于2005年：周鸿铎的《政治传播学概论》和李元书的《政治系统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这个时间段是政治传播研究的逐渐积累的过程，推测转型的时间点当在2005年之前。其二，中国政治传播转型的内在特质是它从一种国家主导逐渐转向对社会诉求的关注，因此“公众舆论”的研究可作为其中一个有效的参照点。舆论与舆情研究的现实依据是中共领导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的“舆论监督”与“舆论导向”。据邵培仁的统计，从1993年到1998年，大陆学者在各种报刊上共表了604篇关于舆论的文章，但其中50%是关于舆论导向的，只有22%是关于舆论监督的。因此，这个时间点应该在1998年之后。再结合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来看，本书认为，政治传播的“从宣传到传播”的转型应该出现在21世纪初，这与西方学者将20世纪60年代作为第二代起点的划分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也与中国某些学者对中国政治传播历史阶段的划分有所出入。

总的来看，政治传播转型后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部分：

1．政治传播的战略转型

如前文所述，政治传播战略随着国家战略的调整而调整。张燚总结到执掌国家的战略，决定着以“正义性”为中心的宣传。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共产党由一味地坚守社会主义的价值转为关注社会主义的发展，宣传战略也随之调整为以“有效性”为核心；但是改革开放在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加剧了贫富分化，为了消除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上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作为新的国家战略，以实现国家的协调发展，由此宣传战略也随之调整为以“正义性”为核心。

我们也可以将国家战略与社会结构看作是政治传播的生态。潘祥辉提出了政治传播生态学，认为其存在相互依赖规律、相互竞争规律和相互适应规律三大规律，了解这些规律才能理解政治传播的复杂性，重建政治传播的生态平衡。潘祥辉的这一研究主要仍是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视角出发的。

2．政治传播的策略转型

中国政治传播在策略层次上逐渐专业化，主要体现在：其一，议题设置从宏大叙事转向更加具体而微的议题构建；其二，政治传播技术的发展。具体而言：

第一，中国的政治动员机制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孔繁斌将其总结为议题构建环节，从宏大历史目标或民族主义战略转向世俗性具体利益议题构建，在大众认同的聚合环节，从培育怨恨、进行教化的方式转向理性的认同机制，包括权威机制、说服机制与交易机制。王绍光认为，以“动员”设置公共议题的模式虽仍有运用，但逐渐式微，相对来说，“内参模式”逐渐成为常态。赵鼎新认为这种破坏性较小的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成为中国集体抗争方式的主流之后，将降低集体行动和消除革命发生的可能。另外，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对政治传播在基层民主、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的相关研究反映了中国乡村政治传播与沟通的变革，事实上也反映了群众动员与运动的转型。

第二，舆论与舆情研究的兴起。“舆论与舆论导向的研究源于大陆传播学者对过去数十年政治宣传效果不彰的反思和检讨。”国内舆论传播研究渐趋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是舆论研究，即以研究者敏锐的认知和系统的学术知识结构为依托，用批判或经验性概括的学术研究方法来认识和探讨舆论的研究派别。网络舆论研究的成果是丰盛和杂乱的，对这一研究派别的成果进行描述无疑有些困难，但可知它们主要集中于舆论引导研究、舆论监督研究和舆论本体研究。二是舆情研究，即依托舆论学和情报学，充分利用信息，尤其是网络信息的可识别性，采用内容挖掘等技术，对公众舆情进行定量化的捕捉和描述。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出现，也说明了我国的舆情研究已逐步走入成熟阶段。但是相对于舆论引导研究，舆论监督研究仍然较为薄弱，且后者更多聚焦于如何避免公众舆论的失范、违规行为的策略和规则。

3．政治修辞与政府新闻发言人研究

大众认同的理性化使得当下中国政治传播更加强调其说服性，以此提升传播效力，政治修辞研究也因此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也是政治传播“专业化”特性的体现。喻国明认为中国官员的语言体系在现阶段已经有了较大程度的改观，但是官员说什么，由制度本身、对官员的要求本身以及给予官员话语权的自由度来掌握。因此关键问题是，中国的话语体系需要给予官员更大的表达空间，才可能真正实现官员话语的个性化、自由化。国外对中国政治修辞的研究可供参考的有Mei Zhang的学位论文Economic re－form and official role models:rhetoric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Party press in post－Mao China (1999), D. Ray Heisey编著的Chinese perspectives in rhetoric and communication (2000) 等。总体来说，中国政治修辞研究还比较薄弱。

关于新闻发言人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汪兴明、李希光主编的《政府发言人15讲》、董关鹏的《新闻发言人全书》、郎劲松的《新闻发言人实务》、丁海晏、赵鸿燕的《新闻发言人与媒体》等，公开发表的文章有几百篇。综合这些著作和文章，大致关注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历史与现状；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新闻发言人的素质和职责；新闻发言人的技巧问题；新闻发言人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不过，中国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往往只是特定机构或机构负责人的发言代表，这与西方国家一般由机构负责人直接担任发言人角色不同。这些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新闻发言人特征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另外，与舆论研究面临的相同问题是，新闻发言人制度如何在受众互动沟通的前提下实现政府与民众间信息的良性循环，仍然需要学界进行反思与探讨。

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除了理论研究取得进展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在实践领域受到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被纳入政府相关人员的学习课程，如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等。

4．中国共产党传媒能力研究

当下的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机制研究开始侧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运用大众传播媒介能力的研究，而不再局限于党报党刊运用的研究。如彭婙、丁柏铨的《领导干部媒介素养考察报告》通过问卷调查，对南京市局级领导的大众传媒的接触、认知、使用、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何志武的《电视访谈的民主政治传播价值》以“高官访谈”讨论了电视访谈为民主政治搭建公共平台。另外一些对“两会报道”的经验提炼也可归属于这一研究范畴。

除了学界的探索，身处宣传一线工作时任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叶皓的文章《从宣传到传播：新时期宣传工作创新趋势》，从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手段等不同层面分析了所谓政府新闻学视域所关注的问题走向。《人民日报》评论部卢新宁、哈佛大学陆春玲发表的《从政治宣传到政治传播——“任仲平”文章〈改变历史的“北京时间”〉解析》，从“任仲平”文章获得中国新闻奖这一事件，肯定了党报评论自我超越与发展的勇气，认为此次事件将推动主流媒体对政论表达形态的革新和探索。以上两篇文章可看作中国官方对政治传播实践转型的一种肯定。

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经过各界的多方努力，所谓政治传播从“宣传到传播”的研究远未定型，新的学术探索仍在继续。

(三) 政治传播的新拓展阶段

政治传播的新拓展阶段并不是政治传播本身进入一种新的形态，而是反映了政治传播面临环境的变化及其应对策略的改变。政治传播的新拓展与其说受到世界后现代“反政治”趋势的影响 (如反精英的民粹主义、“离心多元化”思潮等)，毋宁说主要来自中国互联网，尤其是微博等这样“碎片化”且有较强“公共性”的互联网社交平台的直接刺激。因此，这一阶段在中国的浮现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情。如前文所述，政治传播的第二阶段的转型仍未完成，这也是中国当下政治传播研究所面临的复杂性——两个阶段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性体现在政治传播相关的研究领域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下中国现状的折射。

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当下的政治传播常与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危机事件等联系在一起。何舟、陈先红认为中国公共危机传播具有本土化的特征，是“双重话语空间互动模式”：官方模式包括封闭控制、单向宣教和双向互动三种；民间模式包括揭露模式、抵触模式和肯定补充模式三种。在官方与民间的“封闭控制VS揭露”互动模式中，政府危机公关呈现出散布、揭露、谴责等负面效果；在“单向宣教VS抵触”互动模式中，呈现出混乱、反驳、不信、冷漠等负面效果；在“双向互动VS肯定补充”互动模式中，则呈现肯定、赞扬、补充、参与等正面效果。邹建华认为有效舆论引导的关键在于领导的媒体危机感和媒体意识，纠正对媒体的认识误区，建立新闻发布机制和指定媒体应急预案等四个方面。危机事件中的政治传播是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研究热点，相关著作和论文也较多，尤其以关注。总体来看，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路呈现出多方面的转向：一方面，研究立场由相对单一的官方立场逐步走向官方、学界等多种立场；另一方面，研究心态由刺激—反应式的紧张趋于缓和，客观的学术研究态度得到广泛认可。

危机在中国几乎成为一种常态，显然对国家与政府的传播战略和策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挑战中隐藏着机遇，学者们从各个角度探讨了可能出现的影响。

从权力角度来说，新媒体的应用可能重组中国的权力结构。杨伯溆认为“互联网”(Internet) 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其是“技术平台的穿越 (Inter) 与平台使用者 (网民) 的结网 (Net) 行为的结合”, 它的出现可能重构中国社会资本的两极分化格局与社会关系。从民主的角度来说，有学者认为“去科层化”特征重构了政治系统内的权力关系，推动了中国政治的民主转型。也有学者认为“高度政治化”的互联网只是通过压力影响决策，算不上真正的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也承载不了民主的使命，在其他渠道不开放的情况下，网络参与潜伏着畸变的危险。

从民主拓展到自由，罗伯特·古丁 (Robert E. Goodin) 认为民主将转向阿伦特式的“参与式民主”，而“积极的自由”被认为理解平等和自由相容的最好方式，这种民主与自由的形式将进一步兴盛，成为未来政治的趋势。相应的，政治信息的传播也从自国家至社会的单向流通，转向国家与社会的双向沟通，进而更进一步探讨社会的影响力。王绍光提出的公共议程设置的“外压模式”即是这种变化的反映，即议程变化的动力来自于政府构架之外，并且以诉诸舆论、争取民意为方式迫使决策者接受新的议程。还有学者将当下新媒体中及其延伸至现实生活中的“群体性事件”纳入“新社会运动”的研究范畴。杨国斌将中国互联网中的维权行动定位为“公民运动”(citizen activism)，其体现的是包括公民、国家、企业、跨国行动者的多维互动。胡泳认为互联网等新的“共有媒体”能够促进中国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发展。

在以上的情形下，政府如何作为，如何走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都成为新的难题。李永刚在《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一书中区分了现有互联网监管体系的四种角色：充当主导者的中央政府、充当执行者的部门与地方政府、充当协作者的运营机构以及充当自律和相互监督者的网民，认为要多重角色的殊途同归，需要进入政治文化传统加以体察。但整体上，从以传播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角度提供足够高度并有实际指导意义的著作还较少。

三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领域与重点

本书针对2006—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以及教育部社科研究重大项目中与“政治传播”相关的科研项目进行分析，以期能从这个特殊的角度总结出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基本领域和研究重点。

据统计，2006年1月至2012年12月，与“政治传播”相关的项目课题共有196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9项，重点项目15项，一般项目129项；教育部社科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0项，基地重大项目13项。

从项目申报类别来看，“党史·党建”项目7项、“国际问题研究”项目2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项目44项、“政治学”项目24项、“传播与新闻学”项目119项。项目申报类别反映了申报单位的来源，因此它也能判别项目申报课题单位的学科背景。将“党史·党建”、“国际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纳入广义上的政治学背景，在2006—2011年国家级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统计出政治学背景来源为77次，传播学背景来源119次，相关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

从研究视角来看，本书将政治传播研究视角划分为政治、传播、文化三个视角。前两项相对容易理解，文化视角是指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或以文化为手段传播政治文明，如《中国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王异虹，中国科学院，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或以传播为手段影响政治文化，如《近代以来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蒋锐，山东大学，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相关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

从研究层次来看，本书将政治传播研究分为“战略层次”与“策略层次”。所谓战略层次的研究是指侧重于总体、价值层面的政治传播研究。首先，它具有一定的高度与全局意识，对社会局势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其次，它还是具有国家主体意识的研究，即是国家导向的。如《我国媒体参与构建国际舆论传播新格局的范式研究》(王庚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而策略层次的研究侧重于可执行性，如《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机制研究》(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其他是无法判别的类型。相关统计结果如图3所示。

在事前并没预定范围的前提下划分的主题，显然无法涵盖政治传播研究的所有内容，我们还需要相关理论的补充。

根据拉斯韦尔经典的“5W”模型，将传播过程总结为“Who (传播者) —Say what ( 讯息) —In which channel ( 媒介) —To whom ( 受众) —With what effect (效果)”。这一模型可以直接引入政治传播的过程研究中。但是它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是：重过程而忽视了内容研究。其他学者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能弥补这一缺陷，例如语言学家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 将内容性语言划分为指称语言、元语言与诗语言，三者分别对应语境/背景 (Context)、符码 (Code) 和信息 (Message)。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Context是当下的政治语境(“元语言”)，也即我们所说的“政治文化”、“社会共识”的一部分；Message是具体的政治信息的文本含义；而Code是履行政治传播“象征”与“符号”意义的部分。

我们可以将以上研究主题代入相关理论与模型当中。从过程维度来看，政治动员、宣传研究是对整个传播过程的研究；政治社会运动包括整个传播链条，但传播方向是从公众到政治传播主体的；政党传播侧重过程里政治传播主体环节的研究；新媒体研究是媒介环节的研究；舆情研究、危机传播更侧重于受众与效果环节的研究；政治沟通更侧重受众到传播主体的反馈。从内容维度来看，政治修辞包括政治信息的有效传递和象征手段的应用，至少涵盖符码与信息两个内容层次；意识形态研究更多侧重于政治象征的构建，同时一种政治价值观的社会化亦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它在内容上涵盖的是符码和元语言两个层次。

基于以上认知，本书对所有项目的主题进行分类，发现政治传播项目集中于以下特定主题，相关统计结果如图4所示。

与此同时，本书对近5年来政治传播相关项目的“关键词”做了一个发展趋势的分析，相关统计结果如图5所示。

通过相关理论与模型的介入，我们基本明确了各研究主题在整个政治传播研究领域中的定位；同时，通过对研究主题和关键词的频次分析，亦能确定政治传播研究的重点领域。由此，本书将政治传播研究的重点领域归纳如下：

四 国家与社会沟通视角下政治传播研究

专门从国家与社会沟通的角度来论述政治传播的文章还没有。但是在一些政治传播和政治沟通的研究文章中，暗含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线索，或者突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对于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性。

何舟 (Zhou He) 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两个明显对立但又互有交错的“双重话语空间”：一个是官方的话语空间，主要以官方大众传播媒体、文件和会议为载体；一个是非官方即民间话语空间，主要以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各种人际传播渠道为载体。何舟认为当前中国的政治传播正处于这样的双重话语空间之中，这也是当前中国政治传播区别于西方国家政治传播的特征之一。何舟的研究反映出当代中国政治传播面临的公众舆论的新特征，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不再一致，那么二者能否达成有效沟通则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传播凸显的焦点。何舟在另一篇论文中，分析了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中国官方与非官方话语互动的模式，对本书研究有所启发，但是它是对公共危机传播的研究，而并非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并且它侧重于民间和官方宏观互动模式的描述，而并没有涉及对二者沟通机制的探讨。

李金铨 (Chin－chuan Lee) 的研究突出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尤其是媒介市场化进程对中国政治传播的影响。李金铨认为，经济改革促使中国国家松开了对媒体的一部分控制，也促使其寻求新的媒体官僚化管理的方法。新技术时代的来临使得中国的信息控制更加困难。因而，中国的政治传播已经站在了变革的门槛上。从国家与社会沟通的视角审视李金铨的研究，他实际上描述了资本/市场/商业权力对中国政治传播的影响。但是李金铨的研究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 (资本、媒介) 的分离、对立之势，而并没有涉及二者的沟通问题。唐文方 (Wenfang Tang) 和仙托·艾扬格(Shanto Iyengar) 主编的《中国政治传播》一书，收录了《政治传播》杂志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组织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专题”中的相关论文，也反映了类似的视角。

胡位钧的研究采用政治沟通研究方法，对国家与社会论域中的政治整合问题给予了考察。他认为现代国家的出现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传统沟通与整合模式，现代国家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高度政治整合能力，完成了传统社会向作为国家治理空间的基层社会的改造，同时，也相应瓦解了以血缘、地域、身份、宗教、民俗等多元整合方式互动而成的多元复合整合结构，形成了以国家权力为内驱力的单一政治整合模式，即国家权力支配型的政治整合形式。胡位钧的研究最贴近于国家与社会沟通的概念范畴，但是在对“政治沟通”的界定上，他的研究更倾向于多伊奇的路径，与本书对组织外部的关注侧重并不一样。而且他着重考量的是社会整合问题，而并非政治传播。

刘小燕关于“政府传播”的研究，认为“公众意愿”是政府传播的题中应有之意，她区分了五种政府传播中的公众意愿回应模式——协商型 (交互式)、对撞型 ( 冲突式)、驱动型 ( 被动式)、牵引型 ( 主动式)、预案型 (非正式、自由式)，并讨论这五种模式的特征与实现形式。刘小燕的研究反映了中国学者现阶段在政府与公众的传播互动研究中较为典型的观点：将公众作为政府的“回应”对象，或者反馈机制。这种分析模式自有研究价值的凸显，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它并不涉及公众舆论自身的聚合过程，也不涉及是否存在自主性信息结构的讨论。

沈国麟的研究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了美国政府的媒体宣传。认为美国政府媒体宣传的背后反映了国家想要利用媒体来影响和控制社会，追求和维护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达到其对内和对外的政治目的。媒体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沟通方式和渠道，他认为控制媒体就是控制社会的沟通方式。这篇博士论文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上比较薄弱；其主要研究内容是宣传，而非政治传播；并且他是以美国为研究对象，而非中国。

新媒体研究尤其关注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在此，还可以区分两组关系：一是国家与新传播技术之间的关系；二是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庙堂之上的云霄，后者是草根之下的土壤。它们之间尽管有此霄壤之别，但却一贯相辅相成。”杜骏飞认为，这两组关系之上，最核心的原命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先验对立”。该观点与本书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定位颇为契合。不过，由杜骏飞作序的这本《互联网政治学》，是属于新媒体环境下“政治与传播”关系的研究 ( 即Communication Politics)，而非“政治传播”研究(Poltical Communication)。

第三节 概念界定

本书探讨的是“作为国家与社会沟通方式的政治传播”，涉及两个最基本的概念：“政治传播”、“国家与社会的沟通”。本小节主要梳理和界定这两个概念。

另外，本研究主要梳理的是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系统运作，因而有必要对“当代中国”的时间点做具体的规定：“当代中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本书所涉及的“当代中国”，限定于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历史，尤其着重于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至今的中国政治传播实践。

一 多元行动者的“政治传播”

作为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不同学科、知识背景的学者对政治传播的概念界定纷繁复杂。本书收集了一些政治传播研究中引用率较高或比较知名的界定，比如“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 曾被定义为：

(1)“正式的政府机构与公民投票行为之间的过程中介，政治影响力在此被动员和传递。”(“A process intervening between formal governing institutions and citizen votingbehavior. ”and“Political influences are mobilized and transmitted. ”)

(2)“政治机构与公民相互影响的一个中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影响力被动员和传递。”(“An intervening process by which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citizen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Political influences are mobilized and transmitted. ”)

(3)“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的信息和情报的流动。”

(4)“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 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

(5)“政治信息的流动”, “所谓政治传播就是政治系统的功能和结构导致的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处理过程，包括政治系统内部的信息沟通传递、交流和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信息沟通传递与交流。”

(6)“(政治沟通是) 政治信息通过一定的通道进行交换与传递的过程。”

(7)“政治传播者通过多渠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

(8)“被政治系统的功能所塑造，或对其产生影响的任何符号或信息的交换。”(“Any exchange of symbols or messages that to a significant extent have been shaped by, or have consequences for, the functioning of political system. ”)

(9)“与每种政治系统功能相关的具有政治意图的政治信息在政治系统各结构之间的传递与处理过程。”

(10)“政治过程中的传播角色。”(“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

(11)“传播活动对于政治系统的运作有着现实的和可能的影响。由于这一点，传播活动被认为是政治的传播活动。”(“Communicatory activity considered political by virtue of its consequences, actual and potential, that it has for the functioning of political system. ”)

(12)“传播 (活动) 规定人们在冲突条件下的行为，由于这一 (现实的和可能的) 影响，该活动被认为是政治的传播活动。”(“Communication (activity) considered political by virtue of its consequences(actual and potential) which regulate human conduct under conditions of conflicts. ”)

(13)“影响一个政治国家或者其他政治实体功能的显性的或隐性的传播。”(Communication which actual or potential“effects on the functioning of a political state or other political entity”. )

(14)“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Purposeful communication about politics. ”)

以上界定看似差异颇大，但仔细推敲仍可以从中归纳出政治传播概念界定中的一些关键词：

第一批关键词：关系、中介、媒介、公民等，以 (1)—(2) 这个概念界定为代表。这种观点将政治传播视为政治系统与公民互动的中介过程。通过政治传播，正式的政治组织与公民投票行为之间建立联系，从而传输政治影响力，获得选票。这一概念主要为美国等以政治竞选为主要应用领域的国家的学者广泛接纳，是被西方学者所接受的政治传播的狭义概念，不妨将其称为政治传播概念的“竞选论”。

第二批关键词：信息、交流、传递、过程等。这些关键词在 (3)—(7) 等概念界定中可见。这些概念具有鲜明的信息论特点。能注意到的是，中国学者尤其偏好使用这批关键词定义政治传播。这应该与中国政治宣传的影响相关。有学者认为，政治传播是政治信息的传递，相对地，政治宣传是政治意志的执行。政治传播弱化了政治意志的执行，即使有也比较隐蔽。这种观点将政治传播描述为客观的信息流动，弱化政治意图的影响，从而与政治宣传区别开来。再者，这样的概念较为宽泛，能够解释“关系论”中无法解释的中国政治传播实践。例如，在中国的政治传播中，组织内的政治传播——以会议、文件等为载体在组织内部层层传递政治信息，这并不涉及政府与媒介的关系，但它却是中国政治传播中的重要环节。因为它强调政治信息的传递过程，我们不妨将这种理解称为政治传播概念的“信息论”。

第三批关键词：功能、目标、意图等。这些关键词在(8)—(14)等概念界定中可见。这些概念界定具有较为明显的目标或功能主义倾向。可以注意到的是，这样的概念界定在西方学者中比较突出。我们不妨将这种思路称为“目标或功能主义倾向”的政治传播概念界定。

对政治传播研究，无论有多么大的争议，至少存在这样一个共识：在政治传播中内含“政治”和“传播”两项活动，前者涉及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后者涉及信息与符号的交换，当后者影响前者，就产生了政治传播。但是问题是：何为“政治”？何为“传播”？如何“影响”？这三个问题的模糊性导致“政治传播”的概念的模糊性。

“政治”(Politics) 的最初含义来源于古希腊语“Polis”，意为“城邦”，彼时城邦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人们进行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所有公共生活的单位。虽然现代政治学家对“政治”定义的表述在文字颇有差异，但其中仍有相当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将政治系统与合法强制联系在一起。例如戴维·伊斯顿 (David Easton) 谈到政治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哈罗德·拉斯韦尔谈到政治学是“对政治分配社会价值的阐述”，罗伯特·达尔 (Robert A. Dahl) 阐述的“权力、统治或权威”，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强调的“合法性”等。合法的强制力量是贯穿政治活动的主线，使之具有作为一个系统特有的重要性和凝聚性。只有当执政者拥有某种“公认”的权力，才可以在特定的领土范围内采用强制手段，并要求人们服从。

“传播”( Communication) 一词源自拉丁语“Communicare”，意为“共知、分享、使之共用”。对传播的定义，或从信息论的视角，将其视为“信息的传递”，或从符号和意义的视角，将其视为“通过相关符号进行的意义交流”。20世纪20年代，以无线电广播为代表的“大众媒介”促进了“大众传播”的发展，“Communication”有了以“大众传播”为指向的“传播”义。

明晰政治传播的两个构成词的含义之后，再来审视政治传播概念界定中的三种倾向。这三种倾向内含的是对“政治”与“传播”二者关系的不同理解。

第一种理解：政治传播概念的“竞选论”，将“政治”视为可竞争的资源，公民、政府、媒介对“政治”拥有同等的竞争权。这种关系的达成，要求政客、公众、媒体在政治传播中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地位。但是在中国，政治传播结构的自主性并不充分，政治传播中的行动者只拥有非常有限的自主能力，因而这种理解很难解释现阶段中国的政治传播。

第二种理解：政治传播概念的“信息论”，将“政治”视为传播的内容，因为具有强烈的信息论色彩，这里的传播内容基本上是指“政治信息”，也有学者为了弥补信息论的不足，加上了“政治符号”。这种理解的问题是，政治信息的流动，既包括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信息沟通传递与交流，也包括政治系统内部的信息沟通传递和交流。前文在论及政治传播研究综述时，曾经强调过，当前政治传播的研究领域必须“窄化”，一般主要指前者“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传播”，当然政治系统内部的传播也不能一律排除，只有当它带有政治目的、意图时，才能纳入政治传播的研究范畴，例如中国政治传播中的组织传播，如果这种信息仅仅是政治系统科层间流动的行政信息，则不必将其纳入政治传播研究范畴。

考虑到第一种理解主要是对政治竞选中的政治传播的研究，算是一种“窄化的政治传播”概念；而第二种理解将科层信息流动纳入研究内容，算是一种“宽泛化的政治传播”概念。本书倾向于取用第三种理解：目标或功能主义倾向的政治传播概念界定。

第三种理解：目标/功能主义倾向的政治传播概念界定，将“政治”视为“目的”、“功能”或“意图”。“使传播具有‘政治色彩’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消息的来源、形式，而在于它的内容与意图。”麦克奈尔(Brian McNair) 的这一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

在政治传播中，“政治”是来源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在被加入“反馈”这一要素之后，政治传播成为一个“循环”系统，因而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来源。当我们审查政治传播过程中流动的信息 (和符号)，它可能是直接从政治系统出来的，也可以是经过媒体把关、编辑、修改之后的信息，甚至还可能是被公众意见 (尤其是被民意测验定量化之后的公众意见) 所影响的。所以在进行政治传播的过程中，有政治家和其他政治行动者为达成目的而进行的传播活动的影响，也有非政治行动者 (例如选民、报纸评论员等) 对政治行动者进行的传播活动的影响，还有在媒介中涉及的以上政治行动者的新闻报道、评论及政治讨论的影响。即政治传播中的“政治”，既可以来源于政客，也可以来源于公众和媒介。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政治传播行动者”不等于“政治传播者”，政治传播行动者包括传播者和受众。虽然“政治传播”的内容来源比较复杂，但是就政治传播本身来说，政治传播的传播者仍然是政治系统内部的人或组织。

在政治传播中，“政治”是形式吗？显然答案也是否定的。与其说政治是形式，不如说传播是形式更贴近一些。

麦克奈尔的这一判断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在政治传播中，“政治”是内容吗？显然，“政治”是政治传播内容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并不足以涵括所有的内容。以当代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为例，“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运动”(1958—1960)、“爱国卫生运动”(即“除四害”) (1958)、“学习雷锋运动”(1963年始)、“开展对《水浒》评论的运动”(1975—1976)，甚至“文化大革命”(1966—1976) 等政治运动中都有政治传播，但是它们所传播的内容并不完全是政治的，事实上，以“文化”为传播内容是中国政治传播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当前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政治人物或机构时常会在社交网站上回复网友的留言，此时的信息交流内容并不完全是政治的，但是也属于政治传播的一种。

麦克奈尔的判断应该修改为：使传播具有“政治色彩”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消息的来源、形式，甚至内容，而在于它的意图，这种意图具体来说，是建立一种“合法的权力”。中国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指向是文化领域，但是内含的是政治意图，因而它们属于政治传播；政治人物或机构与网友的沟通，可能是日常话题，但是涉及政治形象的管理，也内涵政治意图，因而属于政治传播。

在此注意一组概念的区分。这组学者对政治传播的概念界定，关键词除了“目的”之外，还有“意图”和“功能”，尤其采用“功能”的说法非常突出。“目的”和“意图”是近义词，可以互换。但是“目的”(Goal) 和“功能”(Function) 意思虽然相近，但仍有区分，不能完全画等号。Goal是相对于统治者来说的，而Function是相对于政治系统来说的。统治者的目的和意图，与政治系统的功能要求可能并不等同。功能是指系统当中，与行为方式的目的与过程相关的影响，简单说就是产生特定影响的行为结果。政治系统的主要功能要求是谋求社会支持，获得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但是统治者的意图可能更加个人化一些。

那么政治传播的第二个构成词“传播”呢？按照第一种理解，传播是媒介，而媒介是政治传播互动环节中的一个。这种说法强调了媒介独立的权力地位，难以解释中国政治传播的现实。按照第二种解释，“传播”是过程。我们很难确定地得出这个结论，因为政治传播的过程，既是“传播”的过程，也是“政治”的过程。本书认为，在政治传播中，“政治”是意图，“传播”则是实现这种意图的手段、方式、方法，甚至工具，“传播”强调的是政治传播中的技术手段和专业主义 (Professionalism)。

总体来看，对于政治传播这种边界不清的研究领域，最简单的概念可能就是最好的概念。本书比较推崇麦克奈尔的概念界定，即政治传播就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Purposeful communication about politics) 。

其实概念界定的分析至此已经可以完结，但是中国学者可能会提出异议，因为如果采用这个概念，政治传播与政治宣传就无法区分了。笔者认为，政治传播与政治宣传的区分，不在于弱化意图的影响，强调信息的客观性。可以说，任何一种政体的政治传播都具有明显的意图，都不可能完全客观。甚至说，任何一种传播都不可能不含有意图，能够达到完全客观的程度的。“政治传播”，既然有一个“政治”的前缀，更是不能否认其明显的“政治”意图。

本书认为，政治传播与政治宣传之所以能够区分开来，关键在于政治目标的传播过程中，相关行动者是一元状态的，或者一种权力涵盖其他所有权力状态的，还是相互独立、自主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为了与政治宣传相区分，本书将政治传播界定为：为多元政治行动者所用的，用以达成其目标的传播方式。(The communication way is used by pluralist political actors to achieve their goals. ) 该定义有以下几个要点：

其一，在政治传播中，“政治”揭示其目标、意图或功能取向。政治传播不可能是客观的信息流动。政治传播中的所有行动者都希望产生一个有利于他们的目标得以实现的结果，因而各行动者，尤其是政府和政党 (也包括政治家、游说者、宣传者等) ——仅仅只会提供有利于他们自身的信息。他们不需要将真实的情况全盘托出，但是他们会为了产生一个具体结果而提供一些经过加工的正确信息。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区分政治传播与其他传播 (如“公共传播”等) 的本质特征。但是，这个特征不足以区分政治传播和政治宣传，二者都与政治目标的达成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传播保留了政治宣传的某种本质属性，政治传播根植于旧的政治劝服的基础之上。

同时，我们不能简单将目标仅仅理解为个体行动者的意图。因为政治传播不仅仅涉及个体行动者，如个体选民和某一个政党，而且产生某种宏观意义上的社会效果。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从微观意义上理解政治传播的目标，而同时也要从宏观意义上来理解它。政治传播不仅仅要达成政治传播者的意图，它还会在客观上达成政治系统本身的功能要求，其中政治行动者个人之外的系统更新 (如“政治发展”) 也是政治系统的功能要求。这并非政治行动者的主观意图，而是它们所有的行动产生的客观社会效果。这一点对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来说颇有启发。中国的政治传播在强调国家意图的达成的同时，也要强调其对政治系统的功能意义，它是国家(党—国家) 谋求社会支持，建立政治合法性，培育基本社会共识的重要方式。

其二，在当前世界各国的政治运作中，传播越来越重要，甚至开始改变政治本身。我们可以把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媒体屈从于政治，媒体履行着单纯的传播渠道功能。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第二个阶段的媒体成为社会多元权力结构中具有独立品格和利益的力量之一，履行着监督政治权力的职能 (即“看门狗”的职能)。以上媒体与权力的关系，强调的政治的不同组成部分 (政府、政党、公民等)的相互联系，大多数时候是“Mediated”的。而当前第三阶段的媒体与权力的关系，媒体的逻辑现在已经嵌入以上所有部分，并且改变了他们的运作方式，政治变成“媒介化”(Mediatized)，包括信息来源、内容选择、政治行动者、社会结构等在某种程度上，开始遵从“媒体逻辑”，而不是单纯的“政治逻辑”。尽管传播日益重要，可是它并不是政治传播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确实可以从传播技术的角度对政治传播与政治宣传做一个时间上的区分。从世界范围来看，政治宣传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运作曾经备受关注；而现代政治传播一般被认为出现于战后，而这个时间恰好是现代的传播技术、方式，尤其是现代大众传播技术和方式 (如电视辩论、竞选广告等) 开始应用于政治传播的时间。可以说，现代政治传播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可是，以此对政治传播与政治宣传做理论上的区分，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例如19世纪纳粹德国、20世纪民主德国都运用最先进的传播技术，甚至其政治竞选也与现代民主国家的竞选相差无几，可是我们很难认同这与我们现在所讲的“政治传播”是同一种“政治传播”。战时毕竟是特殊时期，战时的宣传更多是一种意志达成，而现代政治传播，包括政治竞选、民意调查、媒体传播等本身就是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的民主政治运作的一部分。因而，现代政治传播与政治宣传下文我们将论述到的是否为“政治传播为多元行动者所用”，而区分开来，关键在于非简单的传播技术的更新。

在政治传播中，“传播”仅仅是达成目标和功能的手段、方式、方法、技术。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一是渠道，即政治传播需要运用各种传播渠道达到公众，包括报纸、海报、电视广告、网站、社交媒体等；二是技术，即各种先进的传播技术的发展，如媒介传播技术、民意调查技术、政治营销技术等；三是人，即传播专家作用，包括咨询专家、广告专家、政治化妆师 (Spin doctors)、传播战略制定者等专业人才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凸显出来。由此可见，“传播”强调的是政治传播的专业化。

其三，政治传播为多元行动者所用。这是政治传播与政治宣传区分的关键所在。这里的多元行动者，既包括国家的组成部分，如政府、政治家，也包括社会的组成部分，如政党、利益集团、意见领袖、公众舆论等，即政治传播是国家与社会沟通与互动的过程，或者说，是多元的社会结构中，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公众舆论、媒介权力等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

政治宣传的过程只需要考虑传播者 (传播主体) 的意图达成，并不需要考虑受传者 (传播客体) 的回应。(1) 政治宣传的结构，可能是一元权力结构的。当社会还不存在多元结构分化的时候，此时政治意图在一个系统内得以贯彻，国家与社会共享相同的知识和逻辑，如传统的王权统治的建立即基于这样的思路，政治系统与教化系统合二为一。(2) 政治宣传的结构，还可能是多元权力结构的，但是一方涵盖其他所有权力，这种类型的宣传集中体现在现代社会结构分化之后，社会丧失自主性，为政治权力所操控的极权主义的宣传。

“多元行动者所用”，指的是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政治传播的过程，这种参与是基于独立地位和自主能力的互动，而并非政治宣传里的被动接受，或者被迫回应。

基于此概念界定，本书在政治传播的研究中拟借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不仅仅关注来自国家的政治意图的流动和贯彻，同时关注来自社会的支持和影响。考察在整个政治传播的系统运作过程中，多元行动者的相互作用。

二 “国家与社会的沟通”

本书并未收集到对“国家与社会的沟通”这一短语的专门概念描述，但从这个短语的构词来看，要解释清楚这一概念，至少需要先解释“国家”、“社会”与“沟通”这三个概念及其三者的关系。

国家 (State)，作为一个术语有两种流行的用法。“在广义上，国家是指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并基于一定领土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可以称为“国家社会”或“国家的社会”，用以区别于“无国家的社会”，例如原始游牧式的共同体。“在狭义上，国家指居于社会成员之上并与之相对应的一套政治机构，其含义接近‘政府’。”

传统政治学认为国家是由人口 (Population)、领土 (Territory) 和主权(Sovereignty) 三要素构成的。人口和领土通常被看作是国家的自然特征。人口是按照地域还是按照血缘组织起来，是区别国家与原始部落的重要标志。但是，这样的国家概念就涵盖了原始社会瓦解以来的所有的文明社会，因而这样的观点受到学者的普遍怀疑。

主权被传统政治学看作是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持国家主权论的人们普遍相信的是：国家总有一个不受约束的最终权力——主权。只是在主权归属于谁这个问题上，思想家们存在巨大的争议。自让·布丹 (Jean Bodin) 提出用以区分君主主权的国家主权之后，无数后继的学者还提出了人民主权、国家人格主权、议会主权、法律主权和政治主权等。自20世纪之后，“一元主义的主权论”受到了多元主义者的质疑，“主权至上论”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中被排斥。

因而，学者们认为仅根据以上特征界定国家概念是不够的，他们认为国家还应该具备其他特征：第一，分离化 (Differentiation)。指国家与其他社会成分的分离，具体包括：一是国家与宗教组织的分离，国家在“此岸”，是世俗的组织，宗教在“彼岸”，是超越的存在；二是国家与个人身份的分离，否定君主即国家；三是国家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分离，国家是具有自主能力的、专业从事公共事务的组织。分离化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别开来，从而形成公共权力的国家。第二，强制性 (Coercion) /暴力。国家制定的规章及其实施，需要依靠强制力来支持。第三，合法性(Legitimacy) /权威。国家的统治不仅需要暴力，而且要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这种合法性来自于法律程序、意识形态等。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到中央集权、国家的广泛目的性等特征，但这些观点并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同。

综上所述，本书的“国家”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取“国家”的狭义之意，专指政治机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用以区别于“作为社会的国家”。本书的“国家”还是一个“现代”概念，它以公共权力与社会、家庭、个人在观念上的分离为前提，只应用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在欧洲发展起来的那种政治实体。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专业学术范式之下，“国家”特指与社会相对应的纯政治领域内的政治机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

“社会”(Society)，来自拉丁语“Socius”。与“国家”一样，“社会”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在《政治学》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见到的每一个城邦 (城市) 各是一种类的社会团体”，这里的“社会团体”是指“二人以上群众所组成的‘团体’”。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理解，从语义上看，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对“社会”的一般理解在形态上差异并不大，但是从政治意义上看，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古代，社会都是群体本位的，彼时国家与社会相互交叠，直至近代文艺复兴之后，二者才得以区分开来。

本书所说的“社会”，是现代意义的“社会”，因而取现代政治学框架下对“社会”的解释，将其视为与国家相对应的概念——指国家界限之外的结构性领域，包括个人私域、经济领域和公共领域内的一切个人、群体和组织。

在西方思想家那里，社会是一个与国家既相互对立，又密不可分的概念，只是在不同学者那里，二者的关系存在很大争议。在霍布斯等国家主义主义者的看来，社会是一个相对于国家而言的无秩序、无规则的战争状态；在洛克等社会契约论者看来，社会是一种先于国家而存在的人类生活形式；而在卢梭等民主主义者看来，社会就是一种理想中的国家，二者和谐而统一。

不论存在何种争议，以上学者的论述都在同一个前提下展开，即认同现代社会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与国家呈二元分离和对立的态势。诺韦尔托·博比奥 ( Norberto Bobbio) 对二者的区别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宗教等冲突的发祥地，那国家就是通过调和、组织或压制的方式解决这些冲突的机构。”

综上所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二者能够沟通的前提。如若国家与社会呈现一元化权力结构，或者一方涵盖另一方，则无所谓沟通。因而这里所说的“国家”是与社会相分离的现代国家，而“社会”是结构领域分化后的“公民社会”。

“沟通”( Communication)，与“传播”的英文相同。关于Communication的含义，本书在对“政治传播”中“传播”的含义进行解释时已有所涉及，在此不再赘述。但是，在中文含义中，“沟通”与“传播”略有不同。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沟通”与“传播”相比，更强调信息链两端的政治角色之间平等性、双向性。

“国家与社会的沟通”(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单从信息论角度来定义，是指信息发送者 ( 国家或社会) 将信息内容以可交换或共同认可的表示方式编码，以某个通道来传递，信息接收者 ( 国家或社会) 对获得信息进行解码，转换为内在的信息，并进行反馈的过程。“沟通”强调信息链两端的政治角色之间平等性、双向性。也就是说，“国家与社会的沟通”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平等的、双向的交流，因而信息流向是平行的，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自上而下的。

不过，“沟通”并不仅仅是意味着物理形态的信息交换，还体现着当代政治学在“多元困境”(亦有人称之为“现代性困境”) 中的价值思考。亚里士多德道“人是政治的动物”。这里的“政治”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源于霍布斯所谓的“全人类共有的”“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另一种则将这句话与亚里士多德的另一个著名定义“人是能说会道的动物”联系起来，认为人是政治性的动物，但是这种政治性并非表现在嗜权好斗之上，而在于言辞与表达的能力，因为人们通过言语与行动参与政治。重要的并不在于“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两种解释孰是孰非，而在于隐藏在“解释”表象背后，其所试图表达的政治现实或政治理念——前者可以看作是“国家权力支配型政治”的现实或理念，而后者可以看作是“沟通型政治”的理想 (还未成为现实) 或理念。尽管国家权力是现代国家迄今所显现的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却远非政治生活的唯一内容。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意义上的政治生活和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意义上的协商政治则是这种政治理想的代表性论述。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社会的沟通”体现着在多元共识的社会中，对共识谋求从一种“排他性团结”到“包容性共识”的转变。如果说国家权力支配型政治以一元性、单向性、强制性为特征，那么，沟通型政治则是以多元性、双向性、协商性为旨归，旨在通过平等政治主体的自由言说所不断形成的多元共识，协调彼此行动、增进双方认同、最终达致政治共同体内在的理解与包容。

综上所述，虽然一再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对立态势，但是并不能以此排斥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双向互动。事实上，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互为背景，社会系统与政治系统的总和又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并成为二者同时存在的环境。因而，国家与社会的沟通也可被看作是一个更大系统内部的信息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