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海洋战略研究
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标志着“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已被纳入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中,“海洋强国”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种战略定位,表明海洋建设上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而且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以和平发展为主轴,绝非“排他性”的霸权主义。
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海洋强国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不仅是一个陆上大国,也是世界上一个海洋大国,海岸线总长达3.2万千米,其中大陆海岸线1.8万千米。中国管辖的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千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面临着诸多问题,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要成为一个海上大国和海军强国至少还需要再等30年,我们应客观冷静地看待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品质与水准。
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内涵包括海洋经济、海洋生态、海洋科技、海洋权益四个方面,在发展海洋事业的同时,更应该珍惜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洋权益。但是,目前中国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海洋科技与环境保护水准等方面仍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在中国崛起进程中,必须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式,积极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维护海洋权益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前提。中国必须尽快提高海洋维权能力,坚决维护本国海洋权益,同时推进互利友好合作,与有海上领土争议的相关国家展开谈判,管控分歧,共同开发海洋资源。在与东盟各国就南海问题进行磋商的同时,不断强化对南沙群岛的岛屿和岩礁的实际支配。在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基础上,争取运用和平方法解决海洋问题争议,争取海洋利益相对最大化,以实现保护海洋环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确保国家海洋安全,把中国建设成为与中国的国情与现实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海洋国家,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强国战略。
中国实现“海洋强国”战略必须切实做好海上力量建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利于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态势下,在推进经济交流和外交的同时增强海军力量,主动拓展海外利益,切实保护好中国的海洋权益,从而在21世纪中叶走出亚洲,走向世界,到21世纪下半叶或22世纪初,实现“海洋强国”战略,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一节 中国海洋地缘安全战略的建构
从整体战略和地缘战略相结合的角度考虑中国的海洋地缘安全问题,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是必须纳入战略视野的两个近海安全区域。如果两个半岛的国家与中国敌对或者与敌对的区域外强国结盟,那么中国的近海安全状况将直接退回到甲午海战之后的状态——北方京畿地区和南方对外经贸交流口岸直接暴露在域外海权强国的威胁之下。这两个地区是中国海洋地缘安全战略最起码的陆地地缘战略基础。只有具备这两大陆地地缘战略基础,中国才能向海洋方向进一步拓展。台湾和南海是中国近海安全条件下实现远洋战略海上地理政治的支点。然而,这两大海上地理支点却因区域外大国的战略利益和复杂的周边关系而难以在短期内发挥战略效能。海上地理支点的复杂性要求中国妥善发展与南海周边国家,妥善处理两岸关系。此外,中国海洋地缘安全战略的建构还不能忽略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对亚太地区宏观战略的主导地位。协调中美关系也是中国海洋地缘安全战略推进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寻求恰当的战略原则
东亚西太平洋地区是一块汇集了世界多个重要战略力量的地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该地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一直与亚太战略格局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是当今主导亚太战略格局的国家。美国的战略优势来自其科技、经济对亚太各国的结构性牵引力,以及其军事、外交方面对亚太关键国家的结构性约束力。在东亚西太平洋这样一个已经成型的战略空间中谋求海洋强国的发展,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新崛起的海洋国家。
尽管美国的战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将主导整个亚洲格局,但是随着中国、日本和印度三个大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以及未来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间关系的重新组合,亚洲战略格局多极化的趋势同样不可避免。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优势长盛不衰的局面也终将发生变化。
实力是国际战略的基础。尽管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五大力量中心的观点,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全球战略责任。然而,随着印度和日本在未来战略发展过程中力量的壮大,美国未来通过间接和迂回战略主导亚洲的过程将与20世纪后半期美国主导亚太战略格局的状况有所不同。印度国力、军力的增长和海军战略对印度洋第三层次战略区域控制意图的加强,以及日本渴望实现军事和政治大国的战略意图对美中日战略平衡的冲击,最终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日本、印度、中国,以及它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战略组合。这种演变中宏观国际战略背景是中国海洋战略强国的舞台,也是中国寻求战略发展的机遇基础。
战略转化过程往往孕育着战略机遇。当前,中国海权实现的最大压力来自美日同盟。美日同盟对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对该地区的有效控制,亦即坚决排除任何威胁其战略利益的可能。一个非同盟性质的地区大国是美国东亚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利益的最大威胁。从当前的国际政治现实角度考察,中国被美国视为最大的潜在战略挑战者,而日本则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
美日同盟和中国崛起之间的战略平衡是美国确保其亚太战略利益的重要基础。这一战略基础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第一种可能是日本保持与中国相似的速度不断强大,并有效抵消中国发展对亚太战略平衡的影响。第二种可能是日本无法保持不断强大的进程,美国不得不在经济、军事安全、外交等方面不断加强对日本的扶植,进而保持相对于中国的战略平衡。然而,无论第一种发展方向,还是第二种,美国与日本的战略关系都将面临彻底瓦解的危机。
对于第一种发展方向而言,作为一个可以独立抗衡中国,甚至超越中国的亚洲大国的发展过程中,日本作为地区大国对亚洲的战略利益诉求将最终对凌驾于日本之上的战略盟友——美国产生巨大的排斥力。对于第二种发展方向而言,一旦日本无法成为平衡中国的力量,中国却随着经济结构性调整而顺利度过社会、政治转型期,美国将不得不进行更大的战略投入才能维持美日同盟相对于中国的战略平衡。然而,随着日本相对于中国的战略失衡,美国将不得不考虑以日益庞大的战略投入来保持美日同盟优势的战略价值。因为,在那个时候,与一个已经完成了经济、社会、政治全面转型的中国发展一种新的关系将成为一个不错的战略选择。
从目前的状况考察,日本政治右倾化已经大势所趋。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和发展军事力量已经成为未来日本战略发展的主要方向。日本的战略发展方向偏离经济轨道已成定局。在这种态势下,日本经济对亚洲和世界的影响力将呈现日益下降的趋势。日本的战略方向与中国走向海洋强国的战略发展方向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美国近年来在亚洲加强军力部署的措施增加了日本抗衡中国的战略决心,但是同时也增加了美国陷入中日冲突的潜在危险。只要中国有足够强的战略意志,敢于与日本进行彻底的战略对抗,日本必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而美国也必将面临极大的战略被动。当然,如果中国根本没有强大的战略意志,那么结果自然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与美国和日本的战略机遇中存在中国这个不能够自主的变数不同,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唯一的变数就是自己。中国能否在未来的战略角逐中取得胜利,根本就只取决于自己。
中国是亚洲大国。中国东南方广阔的海岸线和南方一直延伸到曾母暗沙的海上主权权利使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成为影响整个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地缘战略格局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除老挝之外的东盟九国都是濒海国家或者海岛国家。这些国家密集地分布在西太平洋地区,彼此海疆、专属经济区,甚至海岸线不是重叠,就是相连。在这一地区,通过马六甲等海峡进入南海,再经过台湾海峡通往韩国和日本的航线是几乎所有上述国家经济发展和战略安全的生命线。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尽管经历了泡沫经济的崩溃,东亚各国仍然保持着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在发展和繁荣之际,东亚地区各国也开始面对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如何面对上述关系到每一个国家战略利益的关键地区?是像殖民主义者那样,将这些地区的排他性绝对占有权作为战略目标,凭借武力实现对这些战略要地的控制,还是像低级政客一样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彼此敌视,甚至“不惜战斗到最后一人”,还是寻求合作,找到共同得益的发展方向?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以对外侵略为荣的民族。虽然中国不乏东亚最强大国家的历史,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像近代以来崛起的一些国家那样,以侵略战争作为立国之本。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国家,也是当前这个地区最具有经济活力和发展劲头的国家。中国文化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有着长久的影响。一旦中国正确地确定了自己的战略方针,那么中国的战略选择将成为影响未来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国际战略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海洋强国战略是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当代中国整体战略发展的总方向确立于邓小平领导的年代。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对外政策的目的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经济搞上去”是中国当前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中国是一支和平的力量,这一点很重要。”
在确立和平发展的宏观战略方向的基础上,邓小平对中外海上领土争端发表了独特的见解。他指出,“南沙群岛,历来的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些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共同得利。不用打仗,也不用好多轮谈判”。
邓小平“韬光养晦、和平发展”的战略为中国的整体战略发展指明了方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为中国与相关国家解决海上争端找到了出路。中国以和平为战略目的,以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宗旨解决海权争端的原则,为中国的海权战略和海军战略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虽然当今世界海洋开发的热潮将海洋战略的外延演化得极其庞杂,把经济、能源、海洋生物、地质、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统统划到了海洋战略的范畴之内,但对于现实国际政治而言,海军战略和以此为基础的地缘战略依旧是战略的核心。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与其海军战略的运用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同美国海军在全世界部署,并对世界各战略要地执行高强度的威慑战略所体现的是美国称霸全球的海洋霸权战略一样,中国以和平与发展为战略基础制定的海军战略同样具有其特殊的内涵。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战略发展要求提出了“近海防御战略”。根据刘华清将军的总结,新时期海军战略的主要内容为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海军战略是近海防御战略,属于区域防御型战略。当代世界海军的基本类型,可以概括为远洋进攻型战略、区域防御型(或者区域进攻型)战略及沿岸防御型战略。美国和苏联执行的是远洋进攻型战略;英、法、德、意、日等国基本上执行的是区域防御型战略。近海防御不是沿岸防御,属于区域防御类型。
第二,中国海军战略的性质是防御性的。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决定的,是海军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所决定的。中国海军的防御性质是不会改变的。“即使将来海军实现了现代化,‘海军战略’的防御性质也不会改变。”
第三,海军的作战区域,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主要将是第一岛链和沿该岛链的外延海区域,以及岛链以内的东海、黄海和南海海区。这一海区既包括《国际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归中国管辖的全部海域,也包括南海诸岛等中国固有领土。随着海军力量的扩大,中国的作战海区也会相应地向外延伸。但是这种延伸是“战役战术上采取的敌进我进的指导思想。即敌人向我沿海区进攻,我也向敌后发起进攻”。
第四,中国海军战略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海洋权益,应付海上局部战争,遏止和防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来自海洋的侵略,维护亚太地区和平。
第五,海军战略的任务,可以区分为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两方面的任务。和平时期的战略任务主要:一是实现和维护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家统一,保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二是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服务;三是作为一支海上威慑力量,遏止敌人可能来自海上的侵略;四是应付发生在海上的局部战争;五是支援和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战争时期的任务:一是独立或协同陆、空军作战,有效抵御敌人来自海洋方向的进攻;二是保卫己方海上交通运输线;三是在战略统率部的统一指挥下,参加战略核反击战。
参阅中国海军近海防御战略的内容,我们不难总结出其非进攻性的战略特征。中国的海军战略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没有任何干涉别国或者威胁他国的战略意图。中国近海防御战略将海军的战略运用严格地限制在国际法赋予的合法的区域范围之内。中国对中国主权之外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不感兴趣,中国海军也不会为中国领土主权范围之外的任何地区和任何非法的海洋权益而采取不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法原则的行动。超越这一战略范围的海军行动不是战略性质的,而是战役战术性质的。其前提是敌人的主动挑衅与进攻。
中国的海军战略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海外扩张过程中所执行的海军攻势战略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的海军战略是为了维护合法的海洋权益,有效地防御来自海上的侵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海军战略则是为了向海外扩张,夺取世界各地的战略利益。
2012年9月25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正式交付海军使用,歼-15、歼-16、歼-22战机、H-10型隐形轰炸机等相继研发成功和投入使用。中国海空军力量进入一个井喷式发展阶段。随着中国海空力量的发展,中国在“近海防御”(Near Sea Defence)的基础海军战略基础上又提出了“远洋防卫”(Far Seas Operations)战略。“近海防御”强调的是主权范围内的国防安全。“远洋防卫”强调的是作为海洋强国对全世界的责任和义务。中国的海军战略都与侵略、霸权无关。因为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这个众多战略力量汇聚的地方,除非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拥有绝对的优势,否则,任何妄图实现区域内霸权的政策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客观现实表明,固守霸权战略将诱发彼此的斗争而引来区域外强国对该地区各国的“分而治之”、彼此削弱,最终沦为区域外大国的俘虏。
鉴于东亚地区特殊的战略格局,中国将全部海军战略重点严格限制在自己合法的主权范围之内的近海防御战略是明智的。因为它从战略上避免了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可能。中国的海军必然走向远洋,甚至全世界。但是,这种军事力量的远航只会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它所生存的亚洲和整个世界所承担的责任。
二、海洋强国战略的地缘政治支点
根据对外战略和海军战略,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是一种在实现战略安全的基础上,以合作为手段,以和平为目的的战略。依照这一战略定位,中国实现海上战略安全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将上述战略原则正确地运用到海上国防安全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尤其是相关地缘政治的战略设计之中。
虽然当今世界海上打击力量,尤其是航空母舰续航能力和作战能力的提高,在相当程度上减弱了海军对陆地的依赖性,但是陆地作为海上力量发挥重要作用的基地仍然非常重要。无论是海洋国家还是濒海国家,海域周边拥有相对良好的地理条件,将不仅有利于海上安全防御,而且也有利于向远洋方向进一步推进。中国海域周边最主要的地缘政治特点是“第一岛链”对中国周边海海域几乎全封闭的包围态势。
从国际关系角度考察,该地区战略格局受冷战影响,形成以美国为核心,以日本、韩国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包围的阵势。冷战结束后,随着中美关系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这条地缘战略链条有所松弛。但是,由于主导亚太战略格局的美日同盟体系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假想敌,“第一岛链”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仍然具有特定的遏制效果。
战略结构是力量组合。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组合取决于区域内各国的战略倾向。目前,美国的战略利益在于主导对亚太战略格局。日本在战略上依附于美国。然而,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依旧希望保持亚洲第一的位置。俄罗斯中短期内无法抽出足够的力量涉足亚太事务,但是它的潜力毋庸置疑。东盟推行“大国平衡战略”,是中国、日本、美国的主要战略竞技场。
中国东海有中韩苏岩礁和海域划界问题,以及中日钓鱼岛和东海划界争端。中国南海有中菲、中越、中马海上领土主权和主权权利争议。在中国的东海和南海之间有台湾问题。这些海洋争端在地理结构上形成了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地区对中国的半包围态势。中国海洋强国的现实战略环境并不乐观。
从近海安全的层面考察,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是中国近海安全的最大隐患。当前,东北亚地区正形成以朝韩关系为中心、以中美日俄大国战略协调为外围、内外矛盾相互牵制的格局。美日同盟与中国战略关系的发展、朝鲜核危机和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俄日关系的发展均有可能对这种既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由于朝鲜半岛局势突变将直接带动整个东北亚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甚至打破美中日三国现有的战略平衡关系,因此中国不得不考虑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旦统一后的朝鲜半岛所产生的国家是一个与中国政治、军事对立的国家,中国将如何应对?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中国的东北三省将面临直接的战略压力。这种战略压力的外在表现是中国的渤海、黄海直接面临国防安全的威胁。这种战略压力的后果是中国不得不将海洋安全防御的重点首先集中在近海安全防御的层次。中国远洋战略发展将因近海安全的压力而彻底失去意义。朝鲜半岛是对中国近海战略安全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一个地缘政治支点。
东盟国家在地理上形成对中国南海3/4以上主权海域的包围态势。中国经南海出马六甲海峡的战略通道处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有效影响能力范围之内。由于多数东盟国家倾向于中立,而越南和菲律宾则倾向于同美日发展良好的关系,中国南海东侧和南侧一线的近海安全状况同样令人担忧。目前,美国与越南的关系日益改善。美国通过支持缅甸昂山素季而获得了影响缅甸未来政局的切入点。相反,中国虽然经过陆地划界和北部湾划界改善了中越关系,但是越南在南海争端中咄咄逼人的态度及其与日本和印度大力合作的政策正将中越关系的发展推向一个极具不确定性的状态。此外,中国多年来发展起来的与老挝、柬埔寨、缅甸的关系也正遭受着来自各方受西方影响的国内政治势力的侵蚀。中南半岛的政治倾向性决定着中国未来南海地区一个完整的侧翼的战略态度是倾向于合作还是对立。毫无疑问,中南半岛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在地缘政治上的另一支点。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需要承担国际责任。远洋战略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不可或缺的内容。由于台湾地区不仅是中国领土范围内唯一与外洋直接沟通的岛屿,而且处于连接东南亚、东北亚地区的战略中点,因此,对于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而言,台湾地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地缘政治支点。
南海北部是台湾海峡,南部是马六甲海峡。由于这两个海峡及其中间的南海航线是东北亚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海上贸易和能源运输的必经之路,而中国、日本、韩国的经济对该地区航线的依存度分别高达85.7%、90.6%、87.3%,因此,南海无论如何都应当拥有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地缘政治支点的地位。
三、海洋强国战略的起始点
由于朝鲜半岛、中南半岛、中国台湾地区、南海等四个中国实现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地缘支点汇集了美国、日本、俄罗斯,东南亚10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区域内外国家不同的战略利益,以及彼此间的矛盾,因此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实现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在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的过程中,中国必须避开不必要的战略阻力和压力,选择正确的战略突破口。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是中国继续崛起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不仅是一个人口、国土面积、经济总量都相当庞大的国家,而且还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因此,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必然直接影响东亚、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从东亚角度考察,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将影响中国与东盟各个国家的关系、中日关系、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从亚太战略格局角度考察,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将最终改变中美关系,并影响美中俄战略关系的平衡。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然而,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与它所能够影响的东亚、亚太等战略格局的关系却不一定是一个渐进发展过程。如果中国海洋强国发展起始点决策失误,或者缺乏长远战略眼光,那么中国很可能会在国家综合实力和海洋战略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面临与霸权国家直接对抗的压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将很可能面临与东盟国家关系尚未理顺却不得不面对极端恶化的中日关系,以及美日同盟战略压力的困境。尽管当前的中俄关系能够为中国面对这些挑战提供一定的地缘政治支持,但是中国东面、南面一线战略压力的急剧增加会使中国对中俄关系的依赖度迅速增加。考虑到新疆、西藏的稳定,以及印度的南海“东向”政策,中国在制定海洋强国战略和决策具体问题的时候,要切实关注这些战略、政策、决策与海域周边环境、大周边战略环境之间的必然联系,避免失误、失策、失当。
目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新的战略调整期。中国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针对对象。中菲、中越南海矛盾的持续紧张,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尖锐化,先后成为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抓手。中国在应对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过程中,不但面临着来自菲律宾、越南、日本等国的直接挑战,而且面临着与美国亚太战略的间接碰撞。2013年,日本政治全面右倾化和军事力量迅速扩张,中日关系急剧恶化。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与美日同盟的关系已经处于准敌对的状态。
长期以来,中国依靠对外经贸关系而维持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中国与日本关系、中国与美国关系的政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功能。海上领土主权争端所引起的政治与安全对立已经彻底击溃了中国通过经贸关系与这些国家建立起来的所谓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与菲律宾、越南、日本的矛盾和对立关系为美国以“巧实力”实施“再平衡”亚洲战略提供了便利,同时也迅速拔高了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战略挑战高度。在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刚刚启动的时候,周边国家的警惕和敌意,以及国际舆论对中国“强势海洋政策”“不愿遵守国际法原则”等炒作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压力场。在这个压力场下,中国要么选择妥协、退让,要么选择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全面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考察问题不难发现,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由美国掌控的战略被动境地。
全面右倾化的日本及其钓鱼岛政策形成了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特殊遏制。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执政期间不惜以民族主义情绪炒作南海争端的政策严重削弱了中菲关系。越南能源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对南海资源的依赖极其坚决维护南海既得利益的政策与中国南海维权政策矛盾重重。2012年以来,台湾岛内绿营政治势力对执政当局两岸政策的批评和刻意扭曲对两岸关系发展所产生的阻力越来越大。2014年绿营政客扭曲《两岸贸易服务协议》,发动学生运动,丑化马英九执政团队的形象,恶意炒作两岸关系的做法为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日本、菲律宾、越南及中国台湾地区分别位于中国海域由北向南三大地理位置关键点上。三大关键点均存在不同压力的条件下,中国海洋强国的发展不仅需要高强度的战略突破,而且需要战略突破过程的优化。选择哪里实现战略突破将考验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决策层的战略意志,如何在战略突破中优化过程将考验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决策层的智慧。考验的结果将决定中国未来20年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大周边战略环境,以及国家经济、社会、政治整体结构性优化能否突破现有的“瓶颈”。
日本、菲律宾、越南均与中国存在海上领土和海域划界争端。三国是近年来主动挑衅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最主要的国家。日本挑衅中国的政策来源于国内政治全面右倾化的趋势和作为海洋国家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天然的敌对心态。菲律宾对中国的挑衅来源于菲律宾能源和军队利益集团对南海政策的推动及阿基诺三世对美国南海政策和中菲关系的理解。越南的挑衅来源于国内发展战略对海洋资源的依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理解,以及利用美国南海政策谋利的投机心理。日本对中国海洋强国的敌视是战略性的、长久性的。菲律宾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影响是局部的、死板的、名声在外的。越南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当代影响是策略的、隐蔽的、务实的。
从传统战争的理念考察,面对日本对中国钓鱼岛主权长达百年的侵犯,中国有理由发动战争。面对菲律宾对中国南海主权和权利的侵犯,中国也有理由发动战争。然而,从现代战争的角度考察,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必须面对首先向世界驳斥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的种种伪证,在中菲战争中必须提供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小国动武的能够为全世界所接受的理由。现代战争的复杂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人心的得失。面对一城一地的攻守,中国日益崛起的海空力量和精英决策层的强国梦或许没有太大问题。但是,面对世界舆论,中国却很可能困难重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长期被国际舆论所塑造,中国成功影响国际舆论哪怕只是中国自己的国际舆论却少之又少的事实表明,中国彻底赢得一场现代战争的挑战并不小。
如何面对一场现代战争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因为这场战争一旦开始就要有一个彻底的、一劳永逸的结果,而绝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争议再搁置”。中国对战争的准备不能建立在“为捍卫每一寸国土不惜牺牲生命”的脆弱的、自我感动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整个精英决策层以“复兴中国”为“生命归宿”的强大的集体意志基础上,建立在中国对现代战争、中国国际战略与国际秩序、中国海洋权力与周边环境、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国际规则等一系列问题深刻理解和巧妙运用的基础上。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起始点不排斥战争,但是,单纯攻城略地式的战争却不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起始点。
四、海洋强国战略的推进
海洋强国战略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军事和地缘政治有关。东亚西太平洋地区是一个在相对狭小且多国林立的地区。中国在这一地区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必然引起周边国家的关注。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必须高度关注战略推进过程与周边战略环境的关系。
目前,由于东盟国家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更多强调对话、协调,而不是实质性的结盟,南海问题导致中国与东盟整体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并不大。南海问题的可协调性与多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经济关系的发展为中国以东盟共同安全为依托,低层次突破海洋强国地缘政治困境提供了条件。
当今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从本质上来说,经济相互依赖与政治信任、安全合作有着特定的联系。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升级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变革将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带来重大影响。过去低层次、同质性的经贸关系将被以科技、技术为基础的结构性经济联系所取代。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将对二者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有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更加稳固的经济合作、政治互信、安全互助等关系。以经济关系的结构性发展为基础,中国将获得通过和平、合作方式推动南海问题彻底解决的机遇。
以合作、和平的方式解决南海问题将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发展创造出一种有效的范式。这一范式将不仅化解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将为南海地区新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的发展奠定基础。南海地区是一个容纳整个东亚各国海上战略通道的区域。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南海地区和平、合作新秩序的过程势必会对日本、韩国产生重大影响。南海国际新秩序的和平、合作的特性决定了它不排外的属性。在日本、韩国能够接受南海新秩序和东亚新秩序的情况下,南海模式将很可能被重复和放大成为整个东亚、亚太关系的新模式。
当然,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发展,以及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的结构性升级为前提的南海和平、合作模式的假设能够成立,还需要增加一个特殊的条件,那就是这种新的南海秩序要与美日同盟主导亚太战略格局相互适应。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不是一种挑战传统霸权的战略,而是一种以发展为核心目标的战略。但是,中国发展而引起的地区秩序变化却很可能引起来自美国的敌意,甚至来自美日同盟的联合打压。如何在战略发展过程中避免、化解美国的敌意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战略课题。
近年来,中国海空军力的发展一直为外界所关注。美国介入南海地区事务,国际舆论强调南海地区航行自由问题,菲律宾、越南积极加强军备等行为,或多或少都与中国日益强大的海军力量和海军战略的发展有关。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种责任不仅是对外的,而且也是对内的。停止海军建设,对13亿中国人民是不负责任的,也不能打消各国的疑惑。只有建立了强大的海空军力量而把它真正运用到和平、发展中,才能真正与区域内、外各国建立新的战略合作关系,进而发展成真正的战略合作关系。
如果军备建设和海空力量的发展是构建南海地区新秩序的必要条件之一的话,那么通过多途径合作建立起中国与中南半岛地区各国稳固的战略关系则是中国南海战略的另一个必要条件。中国南海呈“U”形向南深入,被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夹在中间。在菲律宾和越南南海政策都倾向于与美国合作的情况下,中国根本不可能在南海地区有所作为。南海地区新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中南半岛这个侧翼的支持。
越南地形狭长,几乎占据南海西侧的2/3。越南与中国在20世纪有过一次战争和两次战役。越南对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因此,尽管越南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有关系,但是中越关系并不稳定。越南西侧与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家相邻。从南海地区新秩序的建设角度考察,中国应当与老挝、柬埔寨等国发展长久、稳定的关系。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关系的整体发展将为中国与越南关系的改善创造更好的条件。当然,这种国家间关系的改善不是建立在粗放的资源开发,以及只重视上层关系、忽视中下层民众感受的政策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