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第一节 海权的本质与发展

“谁控制了海洋，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就能控制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可以控制世界本身。”

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海军便走入了历史的舞台。人类最早利用水运的原因便是重视其便利性，以降低商业成本。但随着人类利用海洋的范围不断扩大，各国在贸易航行和海外殖民的利益矛盾也随之产生，海上冲突也无可避免。因此各国也纷纷加强自己的海军力量，逐渐形成了国际军备竞赛。早在古希腊时期，海洋学者狄米斯托克利就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控制海洋”的概念便深植于人心，因此海权似乎与制海权画上等号，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但海权与制海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念，制海权的意义就是控制海洋，其目的为不让敌方有利用海洋的机会，它只是构成使用海权的条件之一，而其本身意涵并不相等于海权，最多只能算是海权的一部分，国家发展海权的最主要目的是要把海洋当成一种政策工具来使用。故从字面上定义，海洋战略可定义为：“国家如何使用其海权（海上权力）以增进或确保其国家利益的方法”。由此可见，海洋战略并不只讨论军事层面的问题，更是属于国家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他因素。

一、海权的特色

一国在发展海权与海权理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与地缘战略、地理位置产生关系。在地缘战略的发展中，地略学只偏重在地理概念，但其结果不然。地略学虽然是建构在地理的概念架构之上，但其讨论的广度及应用的深度却又远远凌驾在地理学之上。“所谓地略者，也就是国家战略之地理研究。”除了地略学之外，也有地缘政治学的类似翻译名词出现（英文为：geopolitics）。地缘实质上是地理环境关系的简称，是地理的因果关系、地理的边际关系和地理的战略关系三者的结合简称。地缘政治主要内涵为：“如何运用地缘要素与政治活动间的关系，来解决问题。”地缘政治学为基于空间视野的国际关系研究，其主要分析手段是分析政治地图，世界政治的各组成部分被视为空间客体，在相互作用的同时则构成空间现象。这些因素也关系到海权的发展。

一国海权的拓展，以及先天港口位置与周边国家地缘战略的互动，都是海权在发展上不可避免的先天地缘条件。这便构成海权发展时的助力或是阻力。此一因素，也会影响到该国人民在传统上发展产业的选择，对于海洋发展利用的不同态度。因此，地缘战略与天然地理位置的发展，会成为影响一国发展海权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一国对外贸易基础。全球化时代下各国的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也飞快发展。而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上则打破了距离的障碍且互通有无。尤其在经济层面上，借由跨国界的货物、技术、资本，乃至服务业务的全球性流通的扩速增长，致使国家经济间的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让人深感世界是平的。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地理因素势必有所改变，这影响到许多以传统地略为基础的古典战略学说，但并不代表海权在全球化架构下将失去其过去的作用，反而是全球化的特性与海权概念结合之后，其运作与应用之新模式，会赋予海权新的意涵与精神。在全球化的时代，谁找到了新的海洋富强之道，谁就掌握了未来世界。

“海权”一词，为马汉称其所自创，但该词在古希腊时期即已为修息提底（Thucydides）所使用。尽管马汉发表此言论的动机，系在意使读者“强迫注意”（to compel attention），不过在其著作中并未明确界定“海权”的意涵。虽然马汉曾指出海权不是抽象名词而是具体事实，但他也没有明显说出“海洋管辖”（Command of the Sea）及“制海”（Sea Control）的区别。马汉对于“海权”的概念，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层次之上：

第一，经由优势海军所获得的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

第二，生产、航运、殖民地的结合。

其中前者属于“海洋控制”，依赖制海权、海外扩张、攻势作为诸手段，而其重心则在一支强大海军的建构；后者为“海洋使用”，其要素则有殖民地（市场、基地）、航业（海运）及商业（生产）。这里就产出了对于“海权”的狭义与广义之定义。“海洋控制”即为界定于军事面上的海权意涵；“海洋利用”则是由国家总体战略的层次来诠释海权；由前者保障后者之运行，而后者融合所产生出来的综合效力又反馈回来支持前者。这种模式为马汉身处年代的大英帝国所奉行，并获得极大的成效，因而成为当代的一种世界政治风潮。唯马汉并未对海权给予一种不受时空环境条件影响、放诸四海皆准的定义，这也代表了海权是有可能随着时间、国情、地理条件而因国而异的战略。因此我们可得知对于海权的运用，并不是海军的独门生意。海军由于具有武力的特性，成为国家争夺制海权的最佳工具。但海权不是只有海军，虽然国家在拓张海权时需要海军来达到控制海洋的目的。

另外，苏联海军高希可夫上将（Admiral S. G. Gorshkov）则认为海权是：“综合控制海洋的方法和保障国家利益的方法加以合理的归纳，即构成国家海权，海权系决定一个国家其本身利益，而在军事与经济方面利用海洋的能力。”有“苏联马汉”之称的苏联高希可夫上将，赋予了海权新的意涵。他将马汉的“生产、航运、殖民地”的海权经济要素，用较为抽象的“国家利益”取代。高希可夫将海权观念推引进苏联的国家战略指导思想中，并明确指出海权在军事与经济层面上的意涵，但是当时苏联所强调的意识形态与经济理论，欠缺后来全球化利伯维尔场经济体系环境，所以高希可夫才会以国家利益此一空泛的概念来涵盖经济要素。

而刘达材将军对于海权的认识则是：“并非专指海军武力，其包括一个海洋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和军事力量的总和……海权是一个国家运用海洋的统合能力。”在刘达材将军的海权定义中，认定海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特殊展现，该国具备深沉的海洋文化，并长期投入于海洋的经营与利用。此外，刘达材将军的海权定义中，已经不再视海权为强权国家所独占的地位与条件，而是每个国家都有权利投资与发展的富强之道，就如同国家权力；客观上而言，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国家权力，不论其大小、强弱，只是该权力多寡，能否真正发挥实质影响力。海权亦复如此。

综合以上的海权定义，基本上可以归纳出两点，足以说明海权的特性。一是海权的获取与行使，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这才符合“权力”的概念；这样的排他性即便无法恒长时间维持，但也必须在战时致力取得，此一目标则需在平日便积极投注资源并在高层有心经营下发展，始能达到。二是海权必然是一个国家综合力量的展现，而非仅仅在于一支强大海军的建构；而海洋资源的获得与利用，必须要能够转换为综合国力，否则海权将不具任何意义。

二、海权与空权

海权与陆权的差别已有许多的讨论。近年由于空权观念的逐渐兴起，以及美国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的宣传之下，对于空权与海权何者为重的争论又再度展开，其原因仍不外乎军种预算的争夺，以及海空军在资源分配上的优先顺位，并无太多理论上的争辩。空权与海权在本质上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空权与制空权有无法分割的关联。海权与制海权虽有关系，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考逻辑。因此从理论上看，海权与空权有其根本上的差距。受限于科技发展，空权是一个相当年轻的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空权论者才开始创建其理论，对于空中战斗、敌后轰炸、空中利用甚至也对使用轰炸机轰炸平民目标的道德观，做出不少讨论。除此之外，空权理论也让各国航空部队找到更有力的论证来脱离过去海陆军的控制，成为独立的军种。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争的范围与规模，以及航空器的科研进步都不是过去战争可以比拟的。导致各国在面对战争改变时，对飞机种类、部队训练及部队配置的计划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些理论与在战场上的应用都反映出当时盛行的空权理论与军事使用绝对脱离不了关系。空权是一个建立在军事使用上的权力，无论是攻击对方空军基地、破坏敌方空中力量，甚至通过对敌人战略后方的轰炸，使己方陆军能够在决定性地域，突破敌人的防御，占领敌人的领土都无法摆脱军事的影子。当时认为，战略轰炸是为了日后的陆军进攻，在此阶段空权强调的是利用不同军种在战略层次上的协同作战，空中兵力是用来支持陆海军的支持兵种。但杜黑所提出的空权论却认为空权已经带来战略革命，使用空权可以直接摧毁敌人的心脏。认为如何确保制空权的取得与维持，便是日后作战的关键。“二战”结束之后，冷战时期由于核武器的发展，空军除了成为独自的作战军种之外，美、苏两国也将携带核弹头的远程轰炸机和中远程导弹，作为主要威慑手段。而美国也透过空军来达到控制全球的战略思维，透过空运与空中武力来达到控制全球战区的目的达到“战略空军”的角色。越战结束之后，美国又提出“空地一体战”的概念，随着人类探究太空的脚步的加快，也逐渐演变为“空天一体战”。“空天一体战”注重如何使用太空力量，以及网络信息化的协助来完成作战目标，从而使得空权再次延伸开拓新的领域。虽然飞弹技术的发展，让空权的地位受到动摇，认为飞机已失去其意义，可完全用导弹代替，但事实证明，空军仍有其独特地位。特别是在美国空权论者所提出的“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战略，在结合太空卫星科技后，所完整呈现出的航空航天力量是无可取代的。随着科技的进步，空中武力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尤其是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中，美军掌握完全的空中优势，让世人了解没有制空权，便没有未来战场的胜算，未来空军会成为最重要也是主力的作战军种。

所以，空权一般是建立在军事用途上，而空中的权力竞逐大部分都是为了争取制空权而发生的争执。或许近年来由于航空民航业者的进步与兴盛，会把航权及空中航道的观念带出，但其所能载运的货运量，仍然不能与海运相比。虽然各国在空中都会设置看不见的航空识别区（Air D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或是飞航情报管制区，但这些名词与规定，仍然大多是起源于军事的用途。因此我们可以概略地判定，空权很难与军事脱离关系，这也是其与海权最大的不同。海权是建构在海洋利益而发生的，可以通过开发海洋来充实海权；但对空权来说，空权是一种军事作战上的延伸，空中所带来的利益十分有限，空中不可能会有生产资源的环境与条件，这也是海权之所以能与众不同的关键之一。

因此，海权并不是只有单纯的军事作为。人类最早利用海洋，可能是为了最基本的渔盐之利，日后为了与他国进行贸易，以及寻找新的资源，而勇敢走向海洋，因此出现了海上贸易。海权与陆权最大的不同在于海洋不能被占领，只能通过武力来加以控制。因此所谓的制海权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其最终的目的还是使用海洋，通过海洋来创造利益，而不是控制海洋，全球化的时代之下，交流与共生的意义大过占领与夺取。在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国际经济互动之下，各国更需要密切的交流。即便是信息化时代，金融交易可以通过电子平台来互惠，但在跨国物流上仍然必须仰赖海运。此外海洋资源的开发对人类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过去发生的许多战争都起源于陆上资源及可供人居住土地的不足，而让人类必须通过争夺的方式来竞争，这也种下战争冲突的种子。相较之下，人类对海洋的认识与开发仍处在探索阶段。海洋资源从最基本的渔产到需要高技术辅助的海上钻油平台，甚至深海的稀有金属元素，这些都是人类向海洋开发的最好理由。也因为海权的核心是经济利益，能否获得海洋经济才是制海权与建设海军的最大目的。海上武力除了战争时可派上用场，以及在平时进行海军外交之外，是一个耗费大量维修经费的军种。海军最重要目的是夺取制海权，确保海上交通线，而通过利用海洋国土及海洋环境开发获取利益，单纯的海军是无法完全发挥海洋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毕竟海军战略只是海洋战略中的一环，海洋战略属于国家战略层级，利用各种方式来发展海权。特别是在全球化经济之下，战争爆发的机会有限，许多国际经济与贸易仍需要跨国企业的合作，无论是因为领土纠纷或是资源开发的争执，都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但战争的结果却可能导致资源的破坏及开发的搁置，造成经济的损失，因此各国在使用军事武力上皆会额外的小心谨慎。1982年所完成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即是基于合作与协议的概念所产生。该海洋法条文繁多，总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规定海域的划分及航行的权利；第二部分为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分配议题。其观念建立在以下基础上：公海海床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资产，其开发与利用应由全人类所共享，并应由联合国设立机构来加以管理。此一共享海洋资源原则，基本上是受到各国某种程度的尊重，各国的海洋政策也大多参考该条约。

三、海洋权益与海军

海洋开发已成为所有滨海国家所期望的目标，其中不可避免地牵涉主权问题。无论是海洋渔场的开发，或是海底能源的探勘，都可能会引发周边国家的觊觎，而发生利益上的纠葛。直接浮上台面的纠纷，大多都与岛屿所属权有关。由于目前国际海洋法所规定，各国领海12海里，经济海域200海里。这样的计算方式便直接影响了各国的利益，由于许多海域重叠复杂，导致各国为了岛礁的所属权，展开了长期争执。围绕南海主权问题，中国与菲律宾、越南之间的关系为此而变得十分错综复杂。各方纷纷加强南海地区的海军军力，但作战系统在运作时，也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紧张。

船舰也是一国领土的延伸，历史上有许多战争，其引发的原因来自船舰的海上意外。在各方都不希望引发战争的情形之下，如何维持实际上的和谐，以及通过部分较为强硬的态度来安抚国内激进派，形成“斗而不破”的局面，会是各国所希望的目标。

动用军队来维护海上利益会是一个高风险的决定。若是发生擦枪走火的意外，很容易演变成战争的局面。为面对日益增加的海上冲突，各国和地区开始尝试利用具有司法警察身份的执法单位，来作为捍卫海疆的主力。如中国便拥有渔政、海监、水警等海上执法单位；日本的海上保安厅是类似的“次海军单位”。其既可以争取海上权益，也拥有司法警察的身份可对可疑船只进行搜查甚至扣留。

一般而言，警察是用来维护国内治安的执法单位，因此，使用警察也可以向其他国家表明其于这块水域的控制权与掌握度。近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皆利用类似的方式，避免直接出动海军而引发国际冲突。且警察单位并不代表其战斗力的不足，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作战能力，可以媲美一些中小型国家的海军。海巡单位的官兵经过训练亦可达到与海军陆战队同样的战技水平，经过完整的编训也可操作先进的武器系统。德国战斗力最强的特种部队是国境警察第九队（GSG9），专司反恐任务，德军同质部队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因此，如何善用高素质的水上执法单位与海军的奇正并用，便是政府高层必须思考的方向。

南海除了是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之外，海底蕴藏的资源更为重要，无论是传统渔产或是海底所蕴藏的能源含量皆十分丰富，因此各国和地区对于所属岛屿及争议岛礁完全不肯放手，其中多少包含了许多的民族情感与国家意识。但若是从经济开发的角度来看，过度强调国家领土主权并不能保证获得最大利益。海权的基本还是在于经济利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目前最符合国际利益的方式。无论是海上交通或是海底资源开发，甚至在海岛上的海洋观测站，以及气象台所提供的数据，都与国际经济有关。近年来太空卫星科技的进步，也需要在不同地方架设卫星定位或信息接收站，以达到全天候的联机，许多岛屿都可在这方面发挥功能。可以经由民间财团出面，以经济为优先考虑，跨国企业为主要参与主体，共同筹组“海上保全”的方式，来确保水域的安全，避免海盗袭扰，确保海上通道安全。以商业力量作为行为规范建制的考虑，成为一种国际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以利益为前提，争利不争议的思考模式，来处理海上议题。此外岛屿除了具有主权意义之外，有些较大的岛屿，各国也纷纷增强其军备，扩建机场，以增加其军事实力。但除了军事之外，也可以通过军事硬实力的软运用，来达到参与甚至影响南海的目的。有些岛屿拥有天然淡水及机场，十分适合建立海上救难及医疗救护基地。通过此类人道救援的国际公益服务，结合其他海事合作（海洋生态维护、海洋探测、反走私协议），让南海问题能在合作之中寻找共同的利基点，创造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过去在探讨海权议题时，常会提到利用海军来进行“炮舰外交”。探讨如何利用强大的海军来达到宣扬国威、稳固海防、确保“外向型的利益”，因此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清王朝的北洋海军，就是在如此的思维之下所成立。自强运动的原因在于，认为国力之所以不如外国是因为武器科技不如人，因此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成立海军衙门，购买大批军舰，以图振兴海权。但可惜事与愿违。北洋舰队在黄海一战的覆没，也象征大清海权的衰亡，其最大的败因在于高层仍旧使用陆权的观念来经营海权，只知海防而不知海权、只知保船而不知制敌，终种下甲午败因。

结论：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和平海权思想

中国兵学传统可追溯至《道德经》，先不论其书中与战略之关联，但书中确实对二元论有所叙述。二元论在战略上的运用，也在中国其他兵书中层出不穷，特别是《孙子兵法》便直接点明了奇正虚实的观念，其他各朝历代兵书也都强调了虚实奇正、误人而不误于人的概念。当代解放军的发展与中国国家战略仍可见到《孙子兵法》的精神。中国兵学特色除了二元性相结合之外，亦整合了超军事因素与军事力量的运用，强调非军事因素的战略问题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综合化。各种因素——无论是非军事或军事——都必须以综合的方式予以考虑和应用。不管是在军事行动之前还是在其过程中，没有一个单独的因素可以从整体中分离开来。海权的发展也是如此。海洋战略是由许多不同领域、不同期限、不同范围、不同层级、不同性质的各种子战略构成的巨系统。

海权并不是指强硬的军事外交，更不是单靠强大的海军就可以建立。1405年明朝郑和下西洋率领的庞大舰队，以和平、友好、互惠的方式到访了40多国，宣扬文化，与西方国家以征伐、掠夺、占领，以帝国主义方式拓张海权不同。当时亚非国家较为落后，郑和为这些国家带去了当时中国的文明与进步，所至之地到处留下和平友好的盛名，世界各国莫不誉为和平之旅。许多论调认为经济发展需要海洋，而维护海洋利益需要海军的力量，但除了拥有海军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合作与交流，体现和平的海权、文明的海权、互惠的海权。海军或许跟海权很难分开关系，但是海权不是只有海军，更需要国人的海权思维与海洋文化。发展海权不能单靠民族复兴，以及雪耻仇恨，民气虽可用但无法长久。海权的根本在于海洋所能带来的利益，此一观点或许过于现实，但合乎目前国际情势，在主权纷争的南海与东海，与其剑拔弩张、文攻武吓，不如携手合作，共同开发以争取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