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讲述奥利弗·特威斯特的成长、教育和伙食情况

在接下来的八到十个月里，奥利弗成了一系列背信弃义与欺骗行为的牺牲品。他没有奶吃。济贫院当局负责地将这个小孤儿嗷嗷待哺、一无所有的情况向教区当局做了汇报，教区当局郑重地询问济贫院当局，济贫院眼下收容的女子中，是否有一个能为奥利弗·特威斯特提供他所急需的抚慰与营养。济贫院当局谦恭地报告说没有。于是，教区当局慷慨又仁慈地做出决定：奥利弗应当被“寄养”出去，或者，用另一种说法，他应该被打发到三英里外的一个济贫分院去。那里另外有二三十个违反了济贫法的小犯人成天在地板上打滚儿[1]。他们在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慈母般的关照之下，一点也没有吃得过饱或穿得过暖的麻烦。这个女人因为照顾这些小犯人，每周按人头收到七个半便士的报酬。对于每个孩子来说，一周七个半便士的伙食费是十分丰厚的了，它可以买很多的东西，足以将一个小肚子撑得大大的，以致使它感到不大舒服。可是这个老妇人是一个精明而有经验的女人，她知道怎样对孩子有利，至于什么对她自己有利，她更是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她将每周生活津贴的大部分拨给自己使用，留给教区新一代的生活费用便大大少于规定的标准。这样她就在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深渊找到了一处更深的地方，从而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哲学家。

人人都知道另一个实验哲学家的故事。他有个马儿不用吃草照样能够存活的伟大理论。为了充分证明这一理论，他每天只给自己的马儿喂一根稻草。如果那匹马儿不是在准备享受它的第一次完全由空气构成的美宴前二十四小时就死去了的话，他无疑能够将它变成一匹什么也不用吃的烈马。不幸的是，对于负责照顾奥利弗·特威斯特的那个女人的实验哲学来说，其哲学体系的运行常常伴随着类似的结果。因为就在一个孩子快要被训练到能够依靠尽可能差的食物中的尽可能少的部分生存下去的时候，十之八九会出现下述违反常理的事情：孩子或者因为饥寒交迫而生病，或者因为疏于照顾而掉进火里，或者因为某种事故而被闷得半死。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可怜的小生命一般都会被召唤到另一个世界，与他们的父辈会合去了，而后者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有时，在翻床架子的时候，没有发现床上还睡着一个教区收养的孩子，或在洗澡的时候因漫不经心，将孩子烫死了——不过这类事故发生的频率很低，因为寄养所里洗澡之类的事极为罕见。对于这些事故，偶尔也会举行一些比平时更为有趣的调查，陪审团常常会心血来潮提出一些颇为棘手的问题，教区居民也常常会不打招呼就联合签名抗议。但是这些不礼貌的举动很快便会被医生的证据和教区干事的证词所制止。前者总是剖开尸体，发现肚子里一无所有（这倒的确很有可能），后者的证词则总是不变地符合教区的需要（这倒很有献身精神）。此外，教区委员会总是定期去寄养所“看望”，去的前一天总是派教区干事先去打个招呼：他们就要来了。所以，当他们到达时，孩子们看起来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大家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

不能指望这种寄养制度能够产生什么非凡或者丰硕的成果。奥利弗·特威斯特九岁生日到了，他还是一个苍白瘦弱的孩子，身材有点矮小，腰围也嫌细了一点。然而天性或遗传却在奥利弗的胸中植入了一种善良而又坚韧的精神。多亏寄养所节俭的伙食，这种精神才得到了广阔的发展余地。也许，他能够活到九岁生日，还得归功于这种待遇。然而不管怎么样，在满九岁的时候，他被关在装煤的窖子里，在两个精心挑选出来的小绅士的陪伴下，庆祝自己的生日。因为两人穷凶极恶，竟然敢说饿了，在与奥利弗一起共享了一顿狠揍之后，被关在了煤窖里。正在这时，寄养所的好当家曼恩太太忽然吓了一跳，因为她意外地看到了教区干事班布尔的身影，他正在费力地拨开院子大门上的那扇小门。

“我的天哪！是您吗，班布尔先生？”曼恩太太说，将头伸出窗户，显出欣喜若狂的样子。“（苏珊，把奥利弗和那两个臭小子带到楼上去，马上给他们洗洗。）我的老天！班布尔先生，见到您我太高兴了，真——的！”

班布尔先生是个胖子，性情暴躁，因此，对于如此亲昵敞开心扉的问候，他非但没有做出相同的回应，反而狠命摇了一下那扇小门，又在上面踢了一脚。除了教区干事，任谁也踢不出这样的一脚。

“天哪，糟糕，”曼恩太太说着，跑了出来——因为那三个孩子这时已经被带走了——“瞧我这记性！我怎么忘了这门是从里面给闩上了呢，都是为了这些可爱的孩子啊！请进，先生，请进，请，班布尔先生，请，先生。”

尽管这番邀请伴随着一个足以软化教区执事的屈膝礼，但却无法使教区干事平静下来。

“曼恩太太，教区的公职人员到这儿来处理与教区孤儿有关的公务，你却让他在院门外面等了这么久，你觉得这种行为是有礼貌、合适的吗？”班布尔先生质问道，握着他的手杖。“曼恩太太，难道你忘了你是一位教区代表，而且是领薪水的吗？”

“我敢保证，班布尔先生，我只是去告诉了一两个非常喜欢你的可爱孩子，说是你来了。”曼恩太太十分恭敬地回答说。

班布尔先生十分清楚自己的口才和身份。现在，他已经展示了自己的口才，又确立了自己的身份，态度也就和缓下来。

“好了，好了，曼恩太太，”他以平缓的语气说道，“就当是你说的那样吧，就算是吧。前面带路吧，曼恩太太。我来是为了公事，我有话要说。”

曼恩太太将教区干事领进一间地上铺着砖头的小客厅，为他安排了一个座位，殷勤地把他的三角帽和手杖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班布尔先生从额上抹去刚才走路沁出的汗水，自得地看了一眼那顶三角帽，笑了。是的，他笑了。教区干事也是人，因此，班布尔先生笑了。

“您不要对我说的话见怪，”曼恩太太说，样子甜得迷人，“您走了很远的路，是吧？否则我也不会多嘴。班布尔先生，您要喝点什么吗？”

“不喝，一点也不喝。”班布尔先生说，威严地挥了一下他的右手，但态度并不严厉。

“我想你需要喝一点，”曼恩太太说，注意到了他拒绝时的语气，和伴随着这一语气的手势，“只喝一点点，掺上点冷水，再加一块糖。”

班布尔先生咳了一下。

“怎么样，喝上一点点？”曼恩太太劝诱地说。

“那是什么？”教区干事问道。

“啊，那就是我不得不在这屋里准备一点的那种饮料，碰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生病时，我就兑点达菲糖浆在里面，给他们喝，班布尔先生。”曼恩太太说着，一边打开角柜，拿出一个瓶子和一只玻璃杯。“这是杜松子酒，我不骗你，班布尔先生，这是杜松子酒。”

“你给这些孩子喝达菲吗，曼恩太太？”班布尔先生问道，眼睛盯着那有趣的调酒过程。

“当然，上帝保佑他们，我给他们喝的，尽管价钱很贵。”这位看守妇回答说，“我不忍心看着他们在我眼皮子底下受罪，您知道的，先生。”

“是的，”班布尔先生赞许地说，“你不忍心。你是一个有善心的女人，曼恩太太。”（这时她把杯子放在了桌子上。）“我一有机会就会将这件事向教区委员会汇报，曼恩太太。”（他将杯子移到自己面前。）“你就像母亲一样，曼恩太太。”（他晃动着掺水杜松子酒。）“我——我十分乐意为您的健康干杯，曼恩太太。”然后，他一口喝去了半杯。

“现在谈正事吧，”教区干事说，掏出一个皮面子的笔记本。“那个只受过不正规洗礼的孩子奥利弗·特威斯特今天满九岁了吧？”

“上帝保佑他！”曼恩太太插进来说，同时用围裙的角把左眼揉得通红。

“尽管出了十镑赏金，后来又加到二十镑，尽管教区当局做了最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超常的努力，”班布尔说，“我们还是未能查到他的父亲是谁，也未能查到他母亲的住址、姓名，或其他情——况。”

曼恩太太惊讶地举起双手，寻思了一会儿，才说：“那么，他又怎么会有姓呢？”

教区干事十分自豪地挺直身子，说：“是我取的。”

“你，班布尔先生！”

“是我，曼恩太太。我们按照字母顺序给受我们照料的孩子取名字。上一个字母是S——我给他取名斯文布尔。这一个是T——我就叫他特威斯特。下一个准备叫昂温，再下一个叫维尔金斯。我已经将名字取到了最后一个字母，等到Z也用上了，我们就从头再来。”

“噢，您真的太有文采了，先生！”曼恩太太说。

“得了吧，得了，”教区干事说，显然被这番恭维话搔着了痒处，“也许是有一点，也许是有一点吧，曼恩太太。”他喝干了掺水杜松子酒，接着说：“奥利弗太大了，不适合再待在这里，教区委员会决定让他回济贫院，我就是来带他过去的。叫他现在就来见我。”

“我马上去叫他。”曼恩太太说，离开了小客厅。这时，奥利弗已经勉强洗去了蒙在脸上和手上的那层污垢，被那位好心的女保护人领进了房间。

“给这位先生鞠个躬，奥利弗。”曼恩太太说。

奥利弗鞠了一个躬，半是对着坐在椅子上的教区干事，半是对着放在桌子上的三角帽。

“奥利弗，你愿意跟我一块走吗？”班布尔先生威严地说。

奥利弗正想说他非常乐意跟着任何人一块走，可抬头一看，发现曼恩太太正站在教区干事的椅子后面，凶神恶煞地向他挥着拳头。他马上领会了这一暗示的意思，因为那拳头经常地在他的身上留下印迹，不可能不在他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印迹。

“她会跟我一起去吗？”可怜的奥利弗问道。

“不会，她不会，”班布尔先生回答说，“不过她有时会去看看你。”

对这个孩子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不过，尽管年纪小，他已经机灵到知道装出一副舍不得离开的样子。让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对他来说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因为如果想哭的话，饥饿和近来遭到的虐待都是最好的催泪剂。所以奥利弗确实很自然地哭了。曼恩太太给了他无数次的拥抱，以及他更想要的东西——一片面包和黄油，免得他到济贫院时显出一副饿死鬼的样子。奥利弗手里拿着那片面包，头戴一顶褐色的教区小布帽，在班布尔先生的带领下离开了这个悲惨的家。在这里，从来没有一句亲切的话或者一个温暖的眼神，照亮他童年时代的黑暗。然而，当那座房子的大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他却无法抑制住一种孩子气的悲伤。他离开了的那些可怜的小伙伴仍会像以前一样悲惨，他们是他在这个世上仅有的朋友。一种置身大千世界孤独无援的感觉，第一次渗入这个孩子的心田。

班布尔先生的步幅迈得很大，小奥利弗紧紧抓住教区干事金线镶边的袖口，小跑着在旁边跟着，每走完四分之一英里，就问一次，他们是不是“快到那里”了。班布尔先生的回答十分简短和生硬，因为掺水杜松子酒在某些人心中只能唤起短暂的温和，此刻这种心情已经挥发干净，他又变回教区干事了。

奥利弗在济贫院里待了还不到一刻钟，刚刚吃完第二片面包，把他交给一个老太婆临时照管的班布尔先生就回来了，告诉他这个晚上是教区委员会例会，委员们要他马上过去。

奥利弗不知道一块活着的木板是个什么东西[2]，听到这句话不禁吓了一跳，不知道是哭好还是笑好。不过，他并没有很多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为了让他清醒，班布尔先生的手杖已经在他头上敲了一下，另一下敲在他的背上，以使他振作起来，然后，班布尔命他跟在后面，领着他进了一间粉刷过的大房子，那里有八到十个肥胖的绅士围坐在桌子旁边，一位圆脸盘、脸色红润、长得最胖的绅士坐在首席，他坐的扶手椅比其他人的都要高出一截。

“给委员会鞠个躬。”班布尔说。奥利弗拭去了挂在眼角的几滴眼泪，看见面前只有那张桌子，没有木板，便对着桌子鞠了一躬。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问道。

奥利弗看到这么多绅士坐在自己面前，吓得直哆嗦；教区干事在背后又敲了他一下，他不禁抽泣起来。这两个原因使得他回答的声音低沉而且犹疑，以致一个穿白色马甲的绅士说他是个傻瓜。这位先生常用这种方法提神取乐。

“孩子，”高椅子上的绅士说，“听我说，我想，你知道自己是个孤儿吧？”

“孤儿是什么？先生。”可怜的奥利弗问道。

“这孩子是个傻瓜。我早就料到了。”穿白马甲的绅士说。

“安静！”最先开口的那位绅士说，“你知道自己没有父亲或母亲，是由教区抚养长大的吧？”

“知道，先生。”奥利弗回答说，哭得更伤心了。

“你哭什么？”穿白马甲的绅士问。是的，这也太奇怪了。他有什么可哭的呢？

“我希望你每天晚上做祷告。”另一位绅士严厉地说，“为那些养活你、照料你的人祈祷——这才像个基督徒。”

“好的，先生。”奥利弗结结巴巴地说。最后说话的那位绅士无意中说对了。如果奥利弗为那些养活他、照料他的人祈祷，那他就很像一个基督徒了，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基督徒。可是他没有，因为不曾有人这样教导过他。

“好吧。你来这里是接受教育的，要学会一门很有益的手艺。”坐在高椅子上的脸色红润的绅士说。

“明天早晨六点，你就去扯麻絮[3]。”那个粗暴的穿白马甲的绅士补了一句。

为了感谢他们将受教育和学手艺这两件恩惠巧妙在合并在扯麻絮这一简单的工序里面，奥利弗在教区干事的指导下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被匆忙地带到一间很大的收容室。在一张粗糙的硬板床上[4]，他在抽泣中渐渐睡去。对于宽厚仁慈的英国法律，这是一幅多么精彩的写照！它们竟然允许贫民睡觉！

可怜的奥利弗！他根本没有想到，就在他躺着睡觉，幸运地对周围的一切毫无意识的时候，委员会却达成了一项对他的未来将产生巨大的实质性影响的决定。是的，决定就这样做出了。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教区委员会的委员是些聪明透顶、深谋远虑的哲人。当他们将注意力转向济贫院的时候，立刻发现了普通人永远也无法发现的东西——穷人喜欢它！它成了受贫困阶层欢迎的固定娱乐场所；一个不用付费的小旅馆；一个终年提供免费的早餐、午餐、茶点和晚餐的地方；一个砖头和灰浆砌成的乐园，在这里只需玩耍无需工作。“哦嗬！”委员们说，似乎深知个中原由，“这种状况得靠我们纠正了，我们必须立即制止它。”于是，他们制定规则，让所有的穷人自行选择（因为他们从不强迫任何人，从不）：或者是在济贫院里慢慢饿死，或者是在济贫院外快快饿死。为此他们与供水商签订合同，让他们无限制地供水；与谷物商签订合同，要他们定期供应少量的燕麦片；每天供应三餐稀粥，每周一个洋葱，分两次发放，周日增发半个面包卷。他们还制定了许多涉及妇女的明智而仁慈的条款，这里无需一一赘述。鉴于民法博士会馆收费太贵[5]，他们还欣然允许已婚的穷人离婚；以前，他们强迫男人养家，现在则一改惯常做法，帮助男人摆脱家累，将他们变成一条光棍。如果不是与济贫院联系起来的话，光凭这后两条，社会各阶层不知会有多少人来申请救济；但委员们都是些高瞻远瞩的人，早就为应付这一困局准备好了对策：要得到救济，就必须进济贫院，喝稀粥。这样，就把人们吓退了。

奥利弗·特威斯特转回济贫院的头六个月，这项制度正在全力施行。开始时的花销很大，因为殡葬费用增加了，又得将所有贫民的衣服改小，经过一两周的缩食之后，他们的身体变得瘦削而枯萎，身上的衣服便哗啦啦地飘动起来。不过，济贫院居民的人数与社会上贫民的人数同时在减少，委员会于是欣喜若狂。

孩子们吃饭的房子是间石头砌成的大厅，一口大锅放在大厅的一头，吃饭的时候，大师傅系着围裙，在一两个妇女的帮助下，用长柄勺子将粥从锅里舀出来。在这种节日般的布置里，每个男童可以领到一小碗粥，没有多的——除非碰到盛大节日或喜庆的日子，才会再加二又四分之一盎司的面包。粥碗从来不要洗。孩子们用汤匙把它们刮得干干净净，直到它们重又闪闪发亮。当他们完成了这道工序之后（这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因为汤匙比碗小不了多少），他们便坐在那里，一双饥饿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口大锅，好像连锅下灶台里的砖头也能呑下去似的；同时卖力地吮吸着自己的手指头，希望那上面残留着偶尔溅出的一两滴稀粥。男孩子大多都有一副好胃口。奥利弗·特威斯特和他的伙伴们忍受了三个月慢性饥饿的折磨，都饿得快要发疯了。一个个头长得比年纪大、没有过惯挨饿日子的男孩（他父亲开过一家小饭馆）阴沉地暗示自己的同伴，除非每天再给他一碗粥吃，否则难保他某天夜里不会把睡在他旁边的那个孩子吃掉，那个孩子正好是个年幼瘦小的小不点。他说这话时眼露凶光、饿相吓人，大家没有不相信的。于是孩子们一起商量，决定用抽签的办法选定一个人在当天晚餐后向大师傅要求再加一点粥。结果这个任务落在奥利弗·特威斯特的身上。

夜幕降临，孩子们纷纷就座。大师傅穿着厨师制服站在锅的旁边，充当助手的贫妇站在他的后面。粥已分好，长长的感恩祷告做好了，短暂的进食开始了。碗里的粥很快一扫而空，孩子相互之间窃窃私语，对着奥利弗挤眉弄眼，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孩子还用胳膊肘推了推他。奥利弗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他已经因为饥饿而绝望，因为痛苦而无所顾忌了。他从餐桌旁站起来，手里拿着碗和汤匙，走到大师傅面前，对自己的鲁莽多少有点吃惊，说：

“对不起，先生，我还要一点。”

大师傅是个健壮的胖子，可他的脸色却一下变得苍白。由于吃惊，他傻呆呆地盯着这个造反的小家伙，足有几秒钟之久。然后，他抓住大锅，支撑着自己的身体。那几名助手由于惊愕，孩子们由于惊恐，一时也都无法动弹。

“什么！”大师傅终于开了口，声音十分微弱。

“对不起，先生，”奥利弗回答说，“我还想要一点儿。”

大师傅用长柄勺子对准奥利弗的头砸了一下，并用双臂将他钳住，同时高声呼唤教区干事。

委员会正在一本正经地开一个秘密会议，班布尔忽然万分激动地冲进来，对着那位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说：

“林金斯先生，请原谅，先生。奥利弗·特威斯特说还要。”

与会者个个都大吃一惊，人人脸上都现出惊愕的表情。

“还要！”林金斯先生说，“镇静，班布尔，说清楚一点。他吃了按定量分配给他的食物之后还想要，是这样吗？”

“是的，先生。”班布尔回答说。

“那孩子将来准会被绞死，”穿白马甲的绅士说，“我知道那孩子将来准会被绞死。

没人反对这位预言家的看法。接着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奥利弗立刻被关了起来，一张告示第二天一早贴在了济贫院的大门之外。告示宣布，不管是谁，只要他愿意接替教区照管奥利弗·特威斯特，就可领得五镑赏金。换句话说，任何男人或女人如果需要一名学徒从事任何手艺、买卖或行业，都可以来领走五英镑和奥利弗·特威斯特。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确信不疑，”那位白马甲绅士第二天早晨一面敲着大门，一面读着告示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确信不疑，那个孩子将来准会被绞死。”

白马甲绅士的预言到底能否应验，笔者打算在后面各章慢慢揭晓。如果我现在就贸然披露奥利弗·特威斯特是否会落到如此可怕的结局，恐怕会损害这个故事的趣味（假定它还有点趣味的话）。

注释：

[1]按英国政府1934年颁布的法律，凡“无业游民”或要求社会救济的贫民都必须送到济贫院，从事强制性的劳动。奥利弗之类的孤儿本无劳动能力，理应由社会抚养。狄更斯将他们称作“违反了济贫法的小犯人”，有讽刺的意味。

[2]“委员会”在原文中是“board”，这个词的基本义是“木板”，九岁的奥利弗还只知道这个义项。

[3]麻絮用来填塞船缝或管子的接头。扯麻絮是一件比较吃力、辛苦的工作，按理不应安排九岁的儿童去做。

[4]一般英国人睡觉喜用软床垫，硬板床是很简陋的床。

[5]民法博士会馆：早期伦敦受理离婚、遗产等法律事务的律师公会所在地，后转指审理这类案件的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