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为何始于希罗多德？(3)

雅典只有为了自身利益才会在行为上有所克制。如果斯巴达在第二次波斯战争之后能继续保持其军事和政治上的领导地位，雅典人也许会更谨慎一些。提洛同盟中的岛屿成员如果起来反抗，也许会使雅典人认识到强迫它们纳贡得不偿失。然而，这两个障碍均不存在；斯巴达软弱犹豫，纳贡国力量弱小。于是雅典开始扩张民主制度。只有荣誉职务仍专为出身高贵的人所保留。权力开始向立法议事会和公民大会集中，同时却没有建立规定来确保公民大会或立法议事会行不逾矩。当时，权力分立和依法行权的思想均尚付阙如。一个半世纪后，这两个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才初现雏形；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的法律也向着这个方向做了修改。但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的做法却完全不同。雅典是激进民主政体，它的法律把绝对权力交给“人民”，个人的安全和对国事的明智管理全靠人民的智慧。

放逐的做法显示了雅典普通公民掌权的程度。放逐制度使公民能够以任何理由，或毫无理由地任意赶走任何人，特别是著名的人。（“放逐”一词来自公民在上面刻下他们想驱逐的人的名字的陶片。）有一个关于亚里斯泰迪斯的放逐的出名故事。亚里斯泰迪斯是位高权重的政治家，还是萨拉米斯海战的英雄。他遇到一个不识字的公民，那人请他帮忙把亚里斯泰迪斯的名字写在陶片上。亚里斯泰迪斯问他有没有见过亚里斯泰迪斯，那人回答说没有，但是他厌烦了总是听人说亚里斯泰迪斯是“公正的人”。亚里斯泰迪斯帮那个人在陶片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受到的惩罚不重，名义上罚他流放10年，但不没收财产，并保留了他随时回来不受追究的权利。许多遭到放逐的人只离开短暂的一段时间。亚里斯泰迪斯在公元前482年遭到流放，两年后被召回，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一般的人被放逐也许是因为道德败坏、欺凌邻里，或者是极端招人讨厌。

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多年来，雅典的扩张造成了它与其他希腊城邦之间一系列时断时续的小型冲突。到公元前431年，雅典及其海上盟友与科林斯和斯巴达领导的联盟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敌方联军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本应势如破竹。哪怕双方的军力对比不是如此悬殊，雅典也有机会在不损尊严的情况下罢战求和；一个机会是开战的第二年，雅典城中爆发了瘟疫的时候，另一个机会是伯里克利这位唯一能在灾难面前维持雅典人团结的领袖与世长辞之后。

事实上，战争打了27年。雅典居然力拒伯罗奔尼撒联盟如此之久，这证明了它出类拔萃的才智和精力，也显示了它筹集资金、装备舰队和军队、任命善战将领的能力。尽管公民大会经常会突然对将领们翻脸，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对城邦的忠诚。2500年后，政治理论家还陷在民主政治和有效行政只能二者择其一的思想陷阱中不能自拔。雅典的例子却证明，并不存在这个两难的问题。另一方面，雅典在战争中的某些行为恶劣已极，给民主抹了黑，败坏了雅典人的名声，也证明了人性之恶。

由于修昔德的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成了恺撒的战争之前最广为人知的战争。政治理论家对修昔底德推崇备至。他们记住了修昔底德阐述的战争的教训，却常常忘记，修昔底德撰写的历史是对民主之缺点的绝妙评论，而那正是修昔底德撰著的目的。修昔底德是贵族，也是统军的将领。公元前424年，他被公民大会革职流放，原因是他没能及时带领援军赶到希腊北部的安菲波利斯，结果那个城邦投降了斯巴达。对这位历史学家来说，流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使他得以不仅从雅典人的角度，而且也从伯罗奔尼撒人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但在增进他对雅典的感情方面，流放却一点好处也没有。凡是读过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读者都对里面的三段内容印象深刻。第一段叙述了战争开始一年后伯里克利在一场葬礼上的演讲。伯里克利赞扬了死者，称雅典为“希腊之师”，也为民主的生活方式作出了辩护；演讲中的言辞至今仍能引起共鸣。伯里克利对雅典人的勇气、多能和聪明才智的褒扬正好与修昔底德此前写到的科林斯人和心存犹豫的斯巴达人之间的辩论形成了对比。科林斯人催促斯巴达人对雅典作战，而斯巴达人则不敢肯定能否打败雅典人。他们都害怕雅典会用计打乱他们的阵脚。敌人的忧惧是对雅典人能力的最实在的赞扬。

第二段讲的是雅典人对米洛斯岛上居民的屠杀和奴役。最后一段叙述了雅典远征叙拉古[5]的惨败。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政府侵犯人权的时候，会认为它不是“民主的”政府。知道了雅典人对米洛斯人的悍然暴行，再下这样的判断时就需三思。雅典是毋庸置疑的民主政体，但它也经常犯下残暴的恶行。我们无法知道后人对民主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战表现会如何评说，但是，对平民百姓投掷燃烧弹，对日本使用核武器这类行径很可能会使我们的子孙后代犹豫为难。今人坚信，民主国家彼此不会打仗。20世纪期间，北美、欧洲和英联邦的自由民主国家从来都是盟友。然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民主的雅典却对民主的叙拉古用兵。修昔底德说，民主的雅典嗜战如狂。这是因为古时的战争有利可图，抢劫比务农所得更多，在生存线上勉强过活的穷人能从战争中得到好处，虽然也许没有富人得到的好处大。这也是后来罗马人打仗的一个重要原因。修昔底德认为，民主政体普遍具有侵犯性。他告诉读者说，他写的历史是“永恒”的历史。人性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一成不变，人类的政治热情和野心根深蒂固，所以，任何关心自己时代政治的人都能从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叙述中获得启示。19世纪北美大平原的印第安人如果对历史感兴趣，可能对修昔底德说民主政体惯于侵略扩张的观点深有同感。可以肯定，21世纪的国际关系学者读修昔底德的著作既是为了消遣，也是为了从中获得启发。

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

修昔底德对他写作手法的描述非常有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一系列的演说为主线来叙述各个事件的发生，揭示参与那些重大事件的人的性格。这就引起了一个明显的问题：那些话是否真的是有关的人说的？对此，修昔底德的回答是，他如果知道某人说了什么，就引用该人的原话，如果不知道，就根据当时的情势发展编出那个人应该说的话。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比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更长，而且比它早2500年；这两篇演说被广泛视为不仅是民主政府，而且是民主社会精神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辩护词。林肯的演说是否参考了伯里克利的演说，我们不得而知，但两篇演说的修辞方法是一样的。两位演说人都强调，死者不需要演讲为他们增加荣耀，因为他们的事迹彪炳千秋。他们也都歌颂阵亡将士、赞扬国家的创始人、讴歌阵亡将士为之捐躯的社会和政体、呼吁勿因对死者的哀悼而减弱维护自己独一无二的政体及其生活方式的决心。提醒听众不要忘记他们为之战斗的事业，这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这两篇演说的目的。林肯的联邦弥漫着厌战情绪。伯里克利的雅典遭受着超出意料的苦难。伯里克利知道，雅典陆军阻止不了斯巴达人及其盟友蹂躏阿提卡的乡村地区，所以劝说雅典人放弃乡村，迁入城里，靠海军保证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这个策略聪明巧妙，但所有的人都为之付出了代价。雅典的富人在乡间的房屋和庄园被敌人摧毁，一般务农的人更是承受不了斯巴达人及其盟友造成的破坏。战局胶着，瘟疫肆虐，雅典人因此而斗志消沉。不久后，伯里克利遭到罚款和革职的处分，然后又被召回，但他随即感染了瘟疫，于公元前429年去世。

雅典国葬的传统源远流长。死者在葬礼上得到纪念，遗骨安放在凯拉米克斯公墓。伯里克利的演说无论是他本人写的，还是出自修昔底德之手，抑或是两者的结合，都与当时的习惯大相径庭。在演说开头的时候，他说他不该做此演说，因为死者的光荣不应受到演说中拙劣言辞的拖累，然后他转向对祖先的颂扬。演说至此还算是循规蹈矩，但接下来，他脱离了葬礼演说的常规，开始赞美死者为之捐躯的城邦。“（我们的政府形式）被称为民主，因为它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根据法律，私人争端中各方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一个人无论在何处赢得民众的认可，都可得选担负与他的出色表现相对应的公职。我们是论才选优，而不是轮流制度。人才不会因贫穷而不得出头；如果一个穷人显示出造福城邦的真正能力，他决不会因出身寒微而被埋没。”【5】

伯里克利颂扬了按才授职和统治者依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后，接着强调说，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是生机勃勃的社会。“在公共生活中，我们有充分的自由，至于其他人的习惯，我们不因邻居以他自己的方式做事而愤怒，也不面露不满，因为不满的神色虽然不是惩罚，但会引起邻居的不安。”【6】不过，他所说的社会是充满政治激情的社会。“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关注自己事务的人，而是说他根本就在无所事事。”这种参与性民主和全民参政的社会成了20世纪的民主国家衡量自己成败的参照。关于现代工业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重建古雅典充满活力的参与性政治，20世纪晚期的改革者尽管意见不一，但都以它为最终的理想。

伯里克利的演说中有两处使现代读者感到不安。他对雅典阵亡将士美德的歌颂中有一句名言：“勇士天下无处不埋骨。”此言是为赞美雅典人在战争中的勇敢。雅典陆军和海军的士兵作战勇猛、败而不馁、对战友的忠诚永不动摇。他们的荣耀与他们为之献身的军事扩张紧紧相连。有些读者也许觉得，如果雅典对荣耀的理解更平和一些也许更好。修昔底德认为，雅典人的野心至少应有所收敛。真正使现代读者一颗心直沉下去的是伯里克利演讲中关于女性的部分。他说，她们应该哀悼死去的英雄，但她们的公共作用到此为止。“你们的伟大名声在于谨守你们本性的标准，在于你们无论是因美德还是因过失，都不让自己的名字在男人当中流传。”【7】这可不是现代民主的理想。

“米洛斯对话”

修昔底德笔下的历史围绕着事件参与者说的话或“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应当”说的话展开。这种手法使得他的巨著出奇的生动。一段段辩论中最出名的是雅典人和米洛斯人的辩论。公元前416年，雅典要求米洛斯向它称臣纳贡，以支援雅典的战争。米洛斯人声称自己有权保持中立，拒绝了雅典的要求。结果，雅典毫不含糊地变威胁为行动，杀死了米洛斯所有适龄作战的男子，把妇女和儿童全部卖为奴隶。此举恶名昭彰，因为它是一个通常正派的社会所犯下的最残忍的暴行，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不加节制的权力滥用。雅典人说，“正义是由势均力敌的双方做出的决定，但强者能够为所欲为，弱者则只能默默忍受。”【8】自古以来，从政者和哲学家一直在讨论雅典人这个观点。至少有些人觉得此言并非全无道理。

从修昔底德的叙述来看，米洛斯人似乎只是希望继续保持中立。事实并非如此。米洛斯是斯巴达的殖民地。它在理论上中立，但战争爆发伊始即向斯巴达提供帮助。而且，米洛斯人非常清楚自己可能遭遇的下场。此前雅典就曾差一点犯下屠城的暴行。战争爆发之初，莱斯博斯岛上的米蒂利尼人发动了叛乱，在斯巴达重装步兵和海军的帮助下坚持到公元前427年。他们终于投降后，雅典决定杀尽成年男子，把妇孺变为奴隶。派去向莱斯博斯岛上的雅典士兵宣布这项可怕任务的舰队不急于赶到目的地，在海上慢慢行驶。舰队出发不久，公民大会就改变了主意，派遣另一支舰队去取消原来的屠城命令。米蒂利尼人运气不错，第二支舰队赶上了第一支舰队。10年后轮到米洛斯人的时候，在战争久拖不决的情况下，雅典人没有改变主意。这种暴行有斯巴达的先例。斯巴达在公元前426年攻克普拉提亚城时，毫不犹豫地大开杀戒。修昔底德说，斯巴达人那次犯下暴行是受了底比斯人的挑唆。数年后，正是底比斯人把普拉提亚城彻底夷为平地。尽管如此，屠城的毕竟是斯巴达人。每一个适龄作战的普拉提亚男子都被拉出来讯问，问他做了什么帮助斯巴达的事情。因为普拉提亚是斯巴达的死敌，自然没人有过助敌的行为，结果全部遭到屠戮。妇女和儿童被卖作奴隶。普拉提亚就此灭亡。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斯巴达人曾认真考虑过对雅典人如法炮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