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不要和傻帽较劲一较劲自己也成傻帽
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
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
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
咄咄俗中恶，且当从黄绮。
——陶渊明《饮酒》（其六）
人事的变化千头万绪，
很难确定其中的是是非非。
有分别心就会有是非，
对人事的毁誉我们又往往人云亦云。
从古至今大家就随波逐流，
只有少数见识高超的人才能做到不同流俗。
世俗里太多恶以大多数人的盲从而显得理直气壮，
你去理论只会陷于泥潭，
不如像商山四位老者那样隐居山里。
01
这个世界太多傻帽，我懒得和他们说理，不如远远地躲开他们算了。陶渊明这首诗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大多数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关于这个意思，孔子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大意是众人厌恶他，一定要仔细思考为什么；众人都喜欢他，也一定要仔细思考：为什么呢？孔子的意思是大家都说好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大家都说坏的人不一定是坏人。
那么，怎么样才是好人呢？孔子说，好人说他好，坏人说他坏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但，问题来了，我们又怎么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
现实里，我们常常把对自己好的人叫好人，把对自己坏的人叫坏人。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很难超越自己的界域，就算明智的人努力着要做到客观，但一到具体的事务里，还是免不了带着自己的成见。所以，真正明智的人想来想去，还是“呵呵”了事。
呵呵。
02
陶渊明诗的第一句，就说世界的事很复杂，其中的是非不太容易判断。第二句的意思是，之所以有是非判断，是因为有二元分别，比如有好坏的分别，有苦乐的分别，而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做出判断，又往往是人云亦云。
当我们做判断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自己在做判断，而是“群体”在做判断。我们只是随大流，随着这个群体在判断。有一个心理实验，叫阿希从众实验。每组七个人，其中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被试者，其他六个都是实验老师的助手。当然，那个被试者并不知道其他六个人的真实身份。实验老师向每一组所有人展示一条标准直线X，同时向所有人出示用于比较长度的其他三条直线A、B、C，其中有一条和标准直线X长度一样。然后让所有人（其中包括六位助手和一位真的被试者）指出与X长度一样的直线。实验老师故意把真的被试者安排在最后一个，前面六位实验老师的助手都会按照事先的要求，故意说出一个统一的错误答案。最后，请那位真正的被试者判断哪条直线和X长度一样。
结果是这样的，近四成的回答是遵从了其他人意见的错误回答；约四分之三的人在十八次类似测试里至少出现了一次错误；大约仅四分之一的人保持了独立性，自始至终没有一次从众发生。
这么简单而明显的问题，还是有不少人选择了人云亦云的错误答案。
03
还有一个心理学实验，讲的也是从众心理。学校的教室里，一个老师正在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说要去隔壁储藏室阁楼上拿点东西。老师走后几分钟，隔壁传来声响，像是有人倒在地上。
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如果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那么，这个学生想也不想，就跑到隔壁去看看老师是否摔了下来。如果教室里有三四个学生，那么，大家会你看我、我看你一会儿，然后，会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去隔壁看看有什么情况。如果教室里坐满了学生，那么，往往没有一个学生会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04
人都有从众的心理。所以，陶渊明接着说，从前到现在，一般人都是随大流，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独立思考。然后，他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流俗的东西里，有很多“恶”。他自己对于这些恶无能为力，只好像黄、绮那样远远地躲避这个世道。
黄就是黄石公，绮就是绮里季，加上东园公、甪里先生，就是很有名的“商山四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四个老先生躲到了商山。到刘邦建立汉朝，他们还是不肯出来做官。黄石公，又叫夏黄公，据说张良年轻时候得到过他的指点。又传说他们四个人曾经帮助吕后保住太子的地位。陶渊明的诗里不止一次提到商山四皓，重点在于他们不愿做官，远离世俗杂务。在陶渊明的年代，以及后来的年代，中国的文人说起四皓，其实是在憧憬一种远离世俗的美好活法。
05
如果只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那么，不过是平庸而已。但这种人云亦云的平庸，却会产生“恶”。比如，女人有外遇不问原因，习惯性地就叫骂，骂她是婊子，不仅仅骂她婊子，还要浸猪笼。这就不仅仅是从众了，而是一种恶的社会习俗。
再比如，在陶渊明生活的年代，社会习俗讲究门第，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作为东晋的开国将领，功劳大到青史留名，但并没有什么用，当时的豪门还是很瞧不起他。死后，他的爵位也没能够传给自己的儿子。
不过，细细品味陶渊明的诗句，这种“俗中恶”，令他决心像商山四皓那样远离世俗社会，它的含义，应该不是简单的心理学上的“从众”，也不完全是“讲门第”之类的社会恶俗，更多地还是指一般人对于权力的屈从和膜拜造成的社会风气。
体会一下乔治·奥威尔的一个故事。奥威尔的《动物农场》里有一个故事：“斯诺鲍和拿破仑又照例发生了分歧。根据拿破仑的意见，动物们的当务之急是设法武装起来，并自我训练使用武器。而按斯诺鲍的说法，他们应该放出越来越多的鸽子，到其他庄园的动物中煽动造反。一个说如不自卫就无异于坐以待毙；另一个则说如果造反四起，他们就断无自卫的必要。动物们先听了拿破仑的，又听了斯诺鲍的，竟不能确定谁是谁非。实际上，他们总是发现，讲话的是谁，他们就会同意谁的。”
讲话的是谁，他们就同意谁。谁有话语权，他们就同意谁。
06
好像是弗洛姆说的：“专制的国家形式需要用威胁和恐怖手段去制造同一状态。”中国古代的权力场，弄权者惯于以威胁和恐怖获得大多数人的顺从。再来体会一个故事，叫“指鹿为马”，说的是秦朝的赵高，辅助胡亥当了皇帝成为秦二世，但赵高自己也想当皇帝，就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成为朝廷里最有权势的人，秦二世其实成了傀儡。有一天，他带着一头鹿献给二世，说：“请皇上收下这匹马。”二世疑惑，说：“这是鹿啊，你怎么说是马？”二世笑着问大臣：“是丞相弄错了吧，这明明是马吧？”没想到，大臣里有的沉默，有的立即回答说：“丞相没有错，这是马。”只有极少数大臣说这是鹿。
几天后，说鹿的大臣全部被赵高干掉了。
弗洛姆好像又说了一句：“专制制度里只有少数非凡的英雄和殉道者才会抵制顺从。”商山四皓不想做英雄和殉道者，但也不想顺从。所以，他们就到商山里去了。陶渊明显然也无意当英雄和殉道者，也不想顺从，所以，就辞了官去当农民了。
07
像“指鹿为马”这样的事，不只是平庸，而是造成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腐败。所以，陶渊明用了一个词：咄咄。太让人震惊了，太让人惊讶了，这么傻帽的事，居然大家都顺从了？是的，大家都顺从了。怎么办呢？陶渊明说：我还是远远地离开他们吧。“咄咄”变成了“呵呵”。中国历史上，敢于说“鹿”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被杀光了。少数人像陶渊明那样逃避，多数人或说“马”顺从，或沉默顺从。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