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 起于积极建设之要求

第三层——乡村建设运动是起于中国社会积极建设之要求。中国以经济落后而一切落后，所缺乏的东西太多，因而国人都抱有一种积极建设的要求。不过有人想走近代资本主义的路，有人要学苏俄，有人要学意大利，所见种种不同。乡村建设亦是其中一种；并且也许是渐渐要占势力的一种。于此，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之积极建设的运动。

或者有人要问：“中国之建设为什么一定要是乡村建设呢？即如日本亦为东方农国，其自维新以来之建设，固未尝为乡村建设，中国何为而必于乡村求之？”这个关键，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日本所以有非“乡村建设”的可能，全靠他政治改革的成功；中国将来政治问题亦要有一个解决，但其方式不同于日本，因而中国的建设也就不同路。此其故待后自详。我们且先分两层去说。

一、从过去言之：中国所以未能如日本一样走上近代工商业的路，此其原因又可分国内、国际两面去比较：

1.国内情势不同之比较：日本皇室是万世一系的，维新以前，一切都由幕府当权；不当家则不招怨，大家老是寄希望于他。而中国则清廷为外族入主，他又当家当了二百多年，惹了很多怨恨。所以日本有尊王运动，而中国则要推翻满清。故日本的政治改革，改革之中尚有因袭，其制度有一变化而未中断。中国则清室一倒，数千年相传之政治制度也顿然随之俱废，全社会乃骤失其维系作用。政治制度一断再联不上气，直乱到今天。假令中国当时非外族必较好；或虽是外族，而初入主的时候，尤其好。这不是说顺治、康熙的本领大于宣统，而是说当时的政治类似一个阶级统治，形成一个对立之势。这时，统治力量较大，革命一定不容易起来，或不能成功。那末政治制度或者不变，或变而不断，藉此不断之气，就可采取西洋长处，慢慢地讲求进步，而走上近代工商业的路。但历史恰不如此，政治制度一断难续，所以一切没有办法。日本尤其好的是：维新与复古同时，借新朝气以充实旧系统；借旧精神以吸收新文化；其政治有办法，对外能折冲，对内能整理、能培养，于是走上近代工商业的路，而模仿成近代都市文明。中国则政治无办法，一切无办法；所以日本走上建设之路，中国却走入破坏之路，无复建设机会。此其内部政治问题，实远大过国际间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也。

2.国际情势不同之比较：日本维新到现在已六十年，在其维新的时候：（a）欧洲列强正在积极侵略经营澳非等洲，尚未集中力量进攻东亚；所以日本所受国际的压迫不甚重。（b）科学技术当时也不如后来之进步，因而所受威胁也较小，追步西洋也易。（c）正当追步西洋之际，适逢欧战爆发，西洋各国都忙于战争，工业生产停止，让出市场，给日本一个发展工商业的最好机会。中国则因政治的捣乱，将种种好机会都错过了，未得利用。

二、从今后言之：未来的中国将永不能像日本走近代资本主义的路，其故可分三层：

1.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入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

2.近代工商业路为私人各自营谋而不相顾的，不合现在国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之趋势。在今日国际间盛行倾销政策下威胁太大，亦无发展余地。

3.中国没有一个近代工商业所需要的政治环境（政府安定秩序，让工商业发达，兼能保护奖励其发达），所以不能走此路。

或又有人问：“日本的近代式建设不可学，何不为现代式之建设如苏俄？”我说：是的，在此技术进步、国际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俄国的路子的确好，能在国际站得住脚，合乎中国的需要。但只是好不行，必须看他可能与否。大家虽是艳羡俄国的路子（一个五年计划，又一个五年计划），希望他也能在中国成功，但如果找不出一个如何可能，则希望何益！

在各不同国度内，经济建设之所取径，将一视其政治条件（政治环境）为转移决定。如果要问：“中国的经济建设为什么要走乡村建设的路子呢？”这有两个理由：一是政治的理由，二是经济的理由。因为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必走乡村建设的路，故其经济问题的解决，亦必走乡村建设的路。此其政治的理由，容以后细讲。今先说经济的理由。

所谓中国建设（或云中国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就是说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路。换言之，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以达于新社会建设的成功。我们且看今日国际的大势：

1.现在产业的生产技术与经营组织，较前又有一大的进步。即今所称第二次产业革命后，产业合理化，生产技术、经营组织较前更进一步，因而生产量加多，而另一面致使工人失业，减少了消费量；故而生产过剩，遂不顾血本地向外倾销。

2.现在各国都渐改其从前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而为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前之放任其资本家作个人自由竞争者，今则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对外作竞争单位；每一个竞争体，都较以前为更大。

3.欧战后各国皆改其以有易无主义而着眼于自给自足，农业、工业并重。一面以所谓关税战防止外货输入，同时从币制上、汇兑上拼命地用力以扩张自己产品的销路。列强各有其抗外的力量，能行其保护政策；而中国不能。于是各国抗外的结果，遂将力量都压迫到中国身上。

中国承兹影响，土货出口，惨遭排斥（丝、茶、花生、鸡蛋等项输不出去）；外货入口，转见激增（米、麦、棉花大量入口）；农业、工业皆支持不住。受祸惨重者首在农村。盖今日中国农村已非几十年前的中国农村。从前的时候粮食自己种，布自己织，差不多还在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样子，压迫不着它。海通以后，一面是农产日益商品化，地里出的东西都要换成钱；一面是手工业破坏，而所需多代以外货，一切都要拿钱买。初时，丝、茶等项外人未曾讲求到，自然畅销；而他们工业上也要采取中国农产原料。这时，手工业虽受摧残，农业却还不坏。但到今天，一向为出口大宗的农产输不出去，同时更有大量农产入口。农业乃继手工业而破坏。农民所产既换不出钱来，而所需仍要拿钱买，惨苦不堪言状。更加以这几年的兵祸、匪患、大水灾、大旱灾、东北失陷各影响，农村经济乃大崩溃，工商业也从而陷于绝境。盖商业不外进口、出口的买卖及金融的周转流通。农业受到直接的、间接的种种妨碍而出口不行；出口不行，进口又如何能好？进出口逐年减少，1934年度各已减少到1931年度的二分之一以上，试问照这样下去还有什么买卖可做呢？金融是随进出口而周转流通的，进出口俱不行，还有什么金融业好作呢？至于一些工业制造，原不外在国内行销；当此农村破产，都市亦无所托之时（此因中国都市全仰给于农村），又向哪里销去呢？

近几年内地农村与都市外埠之间，输出入不能相抵，现金尽流于外。特别显著地从二十年度起，上海、天津各大埠现金充斥，信用过度膨胀，而内地农民告贷一钱，亦苦无觅处，全国金融滞而不通。自美国购买白银以来，国际银价大为抬高，屯集上海的现银（尤其是外商银行的），一举手而转输于外。于是通货紧缩、信用紧缩，其情势又不同前。欲图根本挽救，舍增加出口，减低入超，更有何道？眼前大量入口者既为农产，一向依为出口者亦唯农产，则增出减入，试问不就近于农业求之，更有何道？工业非不急，顾中国工业谅非能争市场于国外者，则试问不待社会一般购买力之恢复，安从有工业复兴之机？而求一般购买力之恢复，不从增进农业生产入手，更有何道？此时惟一关键：先须从金融上，使内地农村能利用外埠资金，恢复农业，增进生产，而后得减低入超，以求稳定国际收支之不平衡。同时内地农村与外埠之间，输出输入也得交流，而后全国金融乃环转流通而不滞。从农村生产力之恢复与增进，因而恢复并增进一般购买力，而后民族工业以需要刺激而兴起——这是大致的路线。更分条言之：

1.中国农业有基础，而工业没有，故恢复农业生产力当较兴起工业生产力而简便迅捷。例如眼前如何求米、麦、棉花之有以抵代外货，实为最要者，也最有可能者也。

2.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是土地，这在我们为现成的；而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是资本（是指机器一切设备），适我所缺。故工业后进国，例须以农产出口易机器，而后工业可兴，不能先从工业入手也。

3.农业技术比较容许我们徐图进步；而工业竞争激烈，势所不许。所以从农业入手，才可以借此缓口气。

4.在农业技术前进的过程中，工业自相缘相引而俱来；如因农业化学而引起来的工业，因农业机械或工程而引起来的工业，因农产制造而引起来的工业等。

5.生产抬头，购买力才得抬头；一般购买力增进，则许多工业乃因需要之刺激而兴起。

6.如是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叠为推引，而产业乃日进无疆。

盖中国图兴产业于世界产业技术大进之后，自己手工业农业破坏之余，外无市场，内无资本，舍从其社会自身辗转为生产力、购买力之递增外，更有何道？是即所谓必由复兴农村入手者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