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讲述的经济史

在这些利用定量的方法讲述的故事里，主人公都是经济史学家，他们毕生奉献于揭示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福利的梗概和轮廓。在这些人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苏格兰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他出生于大萧条时期的纽卡斯尔，其成长经历引发了其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兴趣：

我的父亲是一名铁路修理工，工作稳定，但是我的两个叔叔都失业了，并且很多邻居也失业了。失业的人不仅贫穷，而且在精神上是绝望的。许多人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不务正业，看起来很憔悴，带着围巾和布帽，抽着烟蒂，他们的孩子通常都很虚弱，并患有结核病。

麦迪森在校时期表现优异，他的成长时期是在剑桥大学这一人才济济的地方度过的。他非常喜欢引用一位名叫达摩·库玛尔的老师的话：“时间是阻止所有事情同时发生的工具，而空间则是阻止所有这些事情均发生在剑桥的工具。”上述四个因素的发展与这所传说中的大学密切相关。如果说英格兰是现代繁荣的诞生之地，那么剑桥就是其诞生的产房。它培养了许多重要的“助产士”：弗朗西斯·培根、艾萨克·牛顿、法理学家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以及本书中所提到的许多故事主角。

麦迪森于1948年毕业，25年后，他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工作，该组织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目的是管理欧洲复兴计划基金，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前身。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穿梭于各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巴西、几内亚、蒙古、巴基斯坦和加纳。在旅途中，他常常为国家间财富和人民福利的巨大差距所震惊。1978年，他接受了荷兰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教授一职，并开始描绘世界经济发展的连续图景。

麦迪森和其他学者所描绘的这幅图景是大家都未预料到的。在耶稣诞生后的第一个千年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出现任何的提高，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也均未得到任何改善。在随后的500年里，即公元1000～1500年，情况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如图1-4所示，麦迪森估算了自公元元年开始的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使得人均福利这一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

由于图中的数据较为模糊，因此将1820年视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年是非常武断的。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根据英国的数据，这一增长火花出现的时间略晚一些；而美国增长火花的出现则略早一些。无论选择哪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很显然，在19世纪上半叶的某个时期，全球经济的增长出现了飞跃，带来了繁荣，尽管毁灭性战争、国内冲突和革命仍然不断发生。

资料来源：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264.

图1-5从另一种角度描绘了剔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的世界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同样显示突破点大约出现在1820年，这又一次说明，普通人的物质福利在1820年以前几乎没有任何改善。此图所展示的内容与国家人文部门通常所教导的内容相悖。根据罗曼语族（Romance language）专家或艺术史学家的观点，文艺复兴似乎是第二个千年的关键点。但是，那个时期的伟大作家和艺术家对人类营养的改善、交通能力的提升或瘟疫的防治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在那个时期，普通人毕生的活动范围就在自己出生地的方圆几英里以内，（罗马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的壁画在提升全人类精神方面作用不大。

经济学家们已经发现，想批判麦迪森对几个世纪以前收入和产出的估计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如何能够确定日本在耶稣诞生之时的年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当今的400美元，而不是200美元或800美元呢？麦迪森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对过去进行考察，需要使用一些较为薄弱的证据，需要更多地依靠线索和推测。”

资料来源：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264.

现代时期面临着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使是最精确的经济数据也难以衡量新发明的实际价值。在大型客机上购买一个便宜的座位，从肯尼迪机场飞往希思罗机场，摩根应该为此支付多少钱？利用Macintosh每天打出5000字并将其通过邮件发给几十个朋友，对于这样一种能力，莎士比亚应该支付多少钱？在西方的发达国家，即使是最穷的居民，也有可能获得诸如性能可靠的汽车、电视和网络这样的产品与服务，而在一个世纪以前，无论人们支付多少金钱，这些产品和服务都是不可能买到的。在现代世界，有些产品的价值是无法断定的，而有些则不是。1940年之前，无论是处于财富和权力顶峰的显贵，还是身无分文的穷人，都同样无法逃脱肺炎和脑膜炎的魔掌，而这些病现在只需价值几美元的抗生素就能治好。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在20世纪初，那些伟大的工程师和物理学家能够拥有个人电脑，情形又会怎样。

经济学家们如何衡量古罗马时期或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毕竟几千年前商务部和经济分析局并不存在。直到17世纪，早期的人口统计学家，如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和卡斯珀·瑙曼（Caspar Naumann）才开始列表和做精确数据的统计，且直到两个世纪之后，经济学家才第一次收集每个国家精确的总体财政数据。

如果你想衡量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情况，你首先需要确定以下问题，维持生存的最低标准至少需要多少钱。麦迪森于1990年在一个不发达国家对此进行了估计，答案是每年约需要400美元。接着，利用任何可能的数据以及按照上述标准，经济史学家们可以确定某个国家还有多少比例的人能够生存下来。在一个国家中，如果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参与农业劳动且不出口大量农产品的话，则根据定义，该国国民的生活就非常接近上述每年400美元的最低标准。麦迪森还认为，欧洲在公元1世纪、中国在1950年以及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在当今时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是400美元。这种想法是非常武断的，但是这种做法至少能够为经济史学家们提供一个衡量经济增长的基准。

另一个衡量经济发展的方法就是利用城市化率，即居住在人口总量超过某个数量（如1万）的城市中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根据推理，这也是计算农业人口比例的办法。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最鼎盛的时期，仅有极小的一部分平民生活在人口数量大于1万的城市中。到了1500年，欧洲最大的城市是那不勒斯，人口数量为15万。只有86.5万名欧洲人，即约1%的欧洲大陆人口，居住在人口数量超过5万人的城市，另外的6%生活在人口数量超过1万的城镇。因此，在中世纪时期，超过90%的欧洲人从事农业生产。在中世纪时期，亚洲伟大的文明社会远远比欧洲发达，但是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却接近百分之百。在某些地区，极少数统治阶级所掌握的巨额财富对提高全社会的繁荣水平并没有任何的贡献。因此，在1500年之前，世界总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起来非常接近麦迪森所定义的标准，即维持生存的400美元的最低标准。

直到1820年，美国整整70%的劳动人口还受雇于农庄。（由于美国出口很大一部分农产品，所以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比城市化率所显现出来的要高。）到1998年，这一数据降至2%。那些对农庄生活具有浪漫幻想的人应该记住，在现代世界，农业人口的比例是一个标志贫穷的重要指标。（随着文明曙光的来临，这种情况出现了逆转；人类的生活从生产力低的流浪狩猎采集方式转变成了相对繁荣的农庄定居方式。或许当时的狩猎采集者认为过着安稳、新式和乏味的农业生活是悲哀的，因为在美国的某些土著部落中，田间耕作受到轻视，被认为是女人的工作。）

在近几年，经济史学家已经对许多国家在1500年以前出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时期做出了确认。经济学家琼斯（E.L.Jones）指出，中国的宋朝时期（960～1279年）和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时期均出现了蓬勃的经济增长。欧洲直到18世纪中期才能实现宋朝末期的铁器生产水平。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的杰克·戈德斯通将这些时期称为“全盛”时期，在这些时期，技术和生活水平（至少统治阶级的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但琼斯和戈德斯通都认为，前现代时期的经济增长是脆弱而短暂的。

在古罗马帝国衰落之后，欧洲确实出现过一定的经济增长。在中世纪早期，双季稻轮作体系转变成了三季稻轮作体系，马蹄铁和马轭被发明出来，水轮机和风车出现，两轮马车被四轮马车所取代。关于这些变化何时开始带来经济的增长，经济史学家对此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他们估计的时间范围为8～15世纪。

尽管人类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些进步仅仅导致了人口数量的增加，普通人的福利水平并没有发生变化。关于在后罗马帝国经济复苏时期的确定，学界存在不一致的看法，这就足以说明人均增长率（per capita growth，衡量个人福利水平改善与否的最佳指标）不可能是显著的、可持续的。

关注那些具有长期历史的细节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些细节“剔除”，就会放大关于增长的不确定性。比如在长度为1000年的时期里，如果我们对期初或期末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估了1倍，就会导致年增长率出现0.07%的误差。换句话说，从耶稣诞生之时开始，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不可能很高，例如，不可能高于0.5%；如果高于0.5%，则到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由原来相当于现值400美元的水平增至高于860万美元的水平。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在这段时期的大多数时候，增长率实际上是接近于0的。

再换一种说法，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也表明，公元1～1000年，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增至原来的2倍或3倍。与之相对应，在1820年后的172年中，这一指标增至原来的8倍。同样在这172年的时间里，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至原来的10倍，美国则是2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