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保甲制度与甘肃基层社会变迁（1934—1949）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适应具体环境、历史任务及时代变化的要求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制度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指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发展性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同与自信。本书作者从宏观视角切入，首先分析制度自信的思想渊源和各种维度，然后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础，基本内容、优势，

作为士绅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甘肃士绅既具有作为这一阶层的共性，也有地处西北社会的特性。首先，甘肃落后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导致士绅阶层的数量与同时期江浙等富庶地区相比相对较少，但是甘肃民族成分的多样性也使得士绅群体的民族成分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此外，在士绅身份的获得途径上，科举考试依然是甘肃读书人获取士绅身份的主要途径，但通过军功奖叙而取得士绅身份，以及做官资格既是甘肃士绅获取士绅身份的一个

清初，清廷为“隆重陪都”仿效京师六部在盛京设立户、礼、兵、刑、工五个部，统称为“盛京五部”。本书以“盛京五部”为研究对象，对五部的沿革、机构、人员、职能，以及五部与清帝、其他衙门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内容涉及清代盛京的行政设置、土地、户籍、词讼、礼制、军务及旗民关系等，是学界首部对盛京五部进行全面、整体研究的学术著作。

西北汉简以简牍文书为主体，文书和行政制度、边政运作是西北师范大学简牍学科长期关注的问题，曾涌现出大量优秀论著。本书收录1963年以来西北师范大学师生撰写的与“文书”“边政”主题有关的简牍学论文27篇，由文书研究、简册研究、汉代边疆社会研究、汉代河西屯戍研究四部分组成。其中不乏金少英《汉简臆谈》等现今不好查找的名作。这些文章体现了西北师范大学简牍学者对相关主题的持续思考，反映了他们学术上的承袭关系。

虽然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规范、最系统、最制度化与程式化的科举考试，各级官员的大多数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但在基层社会还分布有大量儒学熏陶出来的、未得到基本科举功名（如生员）的文人，他们虽然未得到朝廷给予的任何特殊权利，但他们在基层社会践行儒家的思想和道德理论等，也成为基层社会中有威望的人物，能化解社会矛盾，积极从事各项公益事业，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拥有科举功名的乡绅，但同样在基层社会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内容包括：参与式预算的缘起；国家的集中化：可支配财力与参与式预算改革；国家的理性化：理念网络与参与式预算改革；随机选出代表：浙江省泽国镇的参与式预算；激活人大代表：上海市闵行区的参与式预算；邀请区域代表：北京市麦子店的参与式预算；内部力量的参与：对江苏省张浦镇的考察等。

“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是干部选拔尤其是产生人选的一种方式。本书采取历时性与现时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思与提炼相结合的方法，从全景叙述、实践考量、认知述评、学理诠释、外部借鉴、对策建议等维度，对竞争性选拔干部的方式进行了多视角的系统研究。本书提出的一些阐释性理论观点、实践诊断性分析以及方式和技术改进的对策，对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干部选拔的规范性、科学性、先进性

本书共分大晟府官制考、大晟乐体制考、大晟府乐章及词曲考、大晟府词人及其他职官考、大晟乐流传考五章，对大晟府沿革、机构职能、职官任免、工作性质、大晟乐制作过程、推广情况、乐书编撰、曲谱流传和词派活动、词人生平、乐词创作、影响及相关史实做了全面、深入的考证。该书继承了前人通典、通志、通考的形式，体现了很强的开拓意识，有还原历史真实、纠正陈陈相因的成见、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和价值，对宋代文学、历史及音乐研

在知识创新与国运兴衰密切关联的现代社会，知识界思想认同不仅寄托着知识分子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多棱镜式思索，而且反映着不同制度理念、思想体系的人心角逐。本书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梳理和阐释知识界思想认同的理论要义与国外镜鉴，进而从背景与格局、境遇与考验等方面研判和勾勒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认同的“精神版图”，尝试性提出引领与建构我国知识界思想认同的当代进路，旨在从知识主体的角度拓展研究国家文化安全与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