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学研究（1979—1985）

本书旨在以卡波特小说的早期（20世纪40年代）、中期（50年代）、鼎盛期（60年代）、晚期（70至80年代）四个阶段的创作特征为研究对象，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伦理学、心理学、新历史主义批评、消费主义等理论，对四个阶段代表作品和小说的总体创作特征进行解读，试图以独特的视角来呈现卡波特小说创作的发展轨迹。该书既是卡波特小说的学术研究专著，也是介绍卡波特其人其作的入门读物。

本书围绕四卷本“科学院版”《俄国文学史》的翻译工程如何全面呈现苏联时期一流学者所描述的从10世纪至十月革命前俄国文学的发展进程，梳理展示了这一千年间俄国文学的历史演变、艺术成就、思想价值、文化蕴涵和美学特色；在和国内外同类著作的比照中，揭示这套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念、主导思想和编撰原则，发现其结构方式、方法论特点和话语特征，探明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建构和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为

本书以1898年到1927年的中国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借用西方的叙事理论，从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两个视角探讨晚清与“五四”两代作家如何完成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作者借鉴托多罗夫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填补了文体研究的空白，而且推进了文学的形式

本书聚焦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跳出了将昆明仅仅视为西南联大“背景”的研究思路，通过挖掘、梳理原始文献资料，细察了文学作品中所传递的文人心态与文化氛围，展示了昆明作为战时“文化大都市”的特殊魅力。抗日战争促进了昆明的现代化转型，从内地来昆明的文化人士改变了昆明的文化生态，刺激了本地人的文化认知，由此形成了由外来者、本地人、昆明城共同构建了的独特文化空间。本书对抗战时期昆明文化空间的考察，丰富了抗战

值此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黄金时机，我们渴望为晋东南文学研究增添新气象。晋东南地区的文学创作如同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样迅猛，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不仅涌现出了报告文学家赵瑜先生、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葛水平女士等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他们用自己的才华书写着晋东南地区的风土人情、自己童年青年的记忆和对当下生活的体验，而且在当地始终有一批在本地享有盛名的作家，诸如郭俊民、刘潞生、索鹏祥、聂尔、宋

本书从文学大众化的维度力求整体上对解放区小说给以关注，把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依据解放区小说创作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上形成的独特特征为章节进行编排，以论述解放区小说创作的总体特征。本书侧重于研究文学大众化思潮对解放区作家的创作理念、审美情趣、艺术手法、写作状态的影响，进而研究解放区作家在大众化追求、小说题材、结构形式、地域化风格等方面的创作实践。

本书意图用“小说伦理学”的目光去“穿越”约瑟夫·海勒的小说作品，让理论与作品彼此交往，从而以这种方式，让它们各自的可能性能够获得更好地展开。小说伦理学是一种专门针对小说的新的伦理批评思路，这是它的第一次系统性实践。这一思路借鉴了叙事学和修辞学等理论视角，将小说分成了故事、叙述、修辞等不同层面，从而所面对的小说伦理问题也分成了故事伦理、叙述伦理、修辞伦理等不同层面的问题。这也是第一次从伦理角度对海勒

当代中国诗歌70年的历史进程，如果以价值建构和史实面貌特征为标准，应划分为“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6）、“社会主义调整期”（1977—1991）和“后社会主义时期”（1992—2019）三个阶段。它们有前后传承的历史关联，也表现出文学自身的独特性。传统的诗歌批评史通常采用“以史带论”的史学观和分析模式，这种模式当然有历史感和说服力，但也容易抑制小说批评史的独特性，尤其容易忽视批评的主体性

朱鹤龄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遗民学者，有六部著作为《四库全书》著录。《杜诗辑注》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包含遗民底蕴而又极富学术价值的杜诗注本，与《钱注杜诗》被尊称为“朱注”“钱笺”，是清代杜诗学的奠基作之一，但长期以来人们难睹全貌。其主要优点在于正本清源又广博谨严的考证，故取精用弘，成就斐然，多为仇兆鳌《杜诗详注》采录，古人称其集大成，洵非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