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

本书为民国一位中产阶级——安徽宿州货栈经理的个人日常收支账本，以及作者对该账本所做的详细考证与分析。本文深入剖析账本主人在1936年至1942年间的日常收支和若干重要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家人生病、死亡、殡葬、祭祀活动，下乡收租，书籍购买与阅读，社交礼仪，战时应变及爱国捐献等，从中透视账本主人新旧杂糅与中西融通的文化性格，其行事风格既体现较高的经济理性，又带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烙印；也可以看出中国近代

正始，是曹魏第3位皇帝曹芳使用过的年号，起于240年，止于249年。正始十年即249年，这一年四月曹芳下诏改年号为嘉平，正始十年只存续了3个多月。不过，就在这约100天里发生了许多大事，影响到之后几年、几十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本书聚焦于正始十年（249）前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探察司马懿父子发动高平陵政变的前因与后果，在不放过历史细节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本书无意为司马懿父子翻案或“洗白”，而

本书展现了曾国藩最后二十年的夹缝人生和晚清大变局的转折关头。短短二十年里，曾国藩由丁忧侍郎先后擢升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大学士。与此殊荣相伴的却是常人难以背负的如山压力和难以承受的生死煎熬。这期间，曾国藩主动或被动与死亡擦肩的瞬间不下五次，看似权力极大的督帅却不得不挣扎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一次次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到底是什么一再将他逼入生死绝境，又是什么让他死而不亡？这正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诚如

本书试图以东观为中心，探讨东汉时期的校书修史活动与帝制国家文化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东汉国家文化事业的核心机构，东观对后世影响较大者约有三端：一是相关校书人员参加白虎观会议，定著《白虎通德论》，完成帝制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二是校定经书文本，颁布天下；三是会集诸儒，群修国史。经书文本及其解读、本朝史的撰写，开始由个体行为上升为国家的集体行政运作。这种转变削弱了经师和史家的个人权威，有助于建

本书“研究篇”从赋予言说以意义的文学性阅读出发，梳理《使清日记》所载内容，研讨柳原前光的中国观察和中国认识，从文学发生学角度分析日记的文本生成，并从一个侧面呈现晚清社会、近代中日关系以及两国殊途分野的近代化进程。“校注篇”对《使清日记》写本录文并断句标点，校记其中的衍字、脱字、误字、旁注、誊录空白等，据上下文和逻辑关系改正书页混乱情况，对中日重要人物、节点事件以及难解字词的含义、诗文的用典出处等予

19世纪末的最后十年，晚清如何一步步走向失败？内部变革、外部战争、思想碰撞、外交压力……一部全球视角的晚清史。19世纪末的清帝国尝试通过自上而下的变革应对危机，却连续失败，并在世纪末导致一场国家参与动员的义和团运动。与此同时，东亚格局彻底转换，中国遭遇日、俄直接压迫，西方各国在清廷的不断失败和排外浪潮下重新审视对华关系。改革派或流亡海外，或图谋下一场新政，革命者则彻底来到历史舞台的中央。李礼以全球

本书作者运用美国社会学家“非预期结果”这一现代社会学理论，围绕“为什么好政策变成了办坏事”这一核心问题，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变法”进行了具有现代意涵的解读。作者充分运用史料，阐述了王安石变法的背景、理念、经过和结果；更采用了社会学的综合政策分析工具，分析变法涉及的人的问题、制度问题与政策环境的问题，探究变法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效果及其反馈，解读变法政策失效的原因及后果。

本书以1927～1937年上海与北京的知识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报刊、档案、日记、文集、年谱、回忆录等为资料基础，勾勒出现代中国城市知识群体的日常生活图景。考察了知识群体所处的阶层位置，及其在饮食、交往、休闲、服饰等日常生活的不同维度中发展出的旨在建构身份认同感与合法性的话语资源。对这些资源竞争的过程既促成了知识群体内部的分化，又催生了知识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阶层意识与集体行动。

1906年2月22日，江西南昌知县江召棠应法国教士王安之之邀，到天主堂赴宴，其间咽喉为利刃所伤，从而引发了二月初三日民众焚教堂杀教士之事。该案是晚清最后一个重大教案，亦是清末受人瞩目的涉外公共事件之一。案件涉嫌“教士戗官”，真相扑朔迷离，在排外思潮与媚外论说两种力量的历史交会点，激发了中外舆论的轩然大波。本书考察和分析了各种相关叙述文本，从事实、认知与言说三个层面完成对这一历史事件深度和立体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