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得起放不下的两晋史（套装共2册）

言语传播在清末的勃兴究竟具有怎样的媒介文化意义？透露了什么社会讯息？这些一直是传播史学界极少触碰的领域。本书聚焦清末的宣讲与演说活动，以清末社会变局为背景，探究言语传播兴盛之原因和这种媒介现象本身所蕴含的时代特征。在系统梳理清代宣讲与演说传播的内容、面貌、特点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透过这两种言语传播形式在清末剧烈变革的表象，揭示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及人际交往关系之变，进而探索传播媒介进化与社会结构、社会

太平军之兴起，根源在于清政府吏治腐败，属官逼民反。但曾几何时，太平天国统治区也民变蜂起，这一现象内含深意。以往有关太平天国的研究，多关注太平天国对清王朝的反抗，少谈（或不谈）民众对太平天国的反抗，这就引出了耐人寻味的“反抗反抗者”的问题。对于一个哪怕是“革命”的政权来说，要保持长治久安，民心所向和转向也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本书通过对170余起典型案例的研判，全景式地展现了太平天国政权与民众关系的互动

本书依据历注中的相关内容，结合大量带有明确的西夏文或非西夏文的干支纪年、属相纪年或年号纪年，对инв.№8085历书中的年代、朔日、闰月、月大小、二十四节气等做了最大程度的复原。在年号纪年方面，根据西夏首领官印题记，纠正了《宋史·夏国传》元德有八年的记载，指出元德九年与正德元年共用丁未年（1127年）。同时，制作《西夏历与宋历朔闰对照表（1120—1207年）》，为复原西夏近200年的历谱打下了坚

本书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史学者编写的丛书《中国文明的历史》中的第七册，由成吉思汗的诞生开始讲起，介绍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帝国，再到蒙古帝国征服欧亚大陆的整个过程。之后主要讲述了蒙古帝国向元朝的转变、元朝的兴亡，以及其经济、社会和外交情况等，其中对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有较详细介绍。

吕先生主要运用现代社会学理论来阐述孔子的大同思想，并分析中国社会变迁与大同理论的实践过程，他认为孔子创立的社会组织理想的模式是引导列代人们努力致力于社会改进的动力，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努力致大同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复古的行动。初名《中国社会变迁史》，后改名为《大同释义》；后因考虑到“和白话接近者较多，和文言接近者较少”，为求“传布较广，收效较弘”，将文言文稿改为白话文，是为《中国社会变迁史》。

这是两岸著名学者第一次合作撰写民国史，其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不言而喻。该书以专题形式，约请对相关领域素有研究的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两岸中生代学者撰文，编辑成《民国卷》，上册更多涉及民国政治、军事、外交，下卷主要关注民国经济、社会、文化，全书再现了民国历史的全貌及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可以说这是当下以华语写作的民国史研究的最重要成果。

1980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创办《南开史学》，在学界颇有声望。后停刊。本次复刊，内容以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为主，以考古学与文物研究为辅，以刊发原创性、前沿性论文为主，兼以书评和读史札记。本刊强调以“南开史学”为主要特色，突出“实学”的研究风格，以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带动研究领域及题目的变革，具有鲜明的南开特点。

本书为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所的连续出版物。本卷本期将刊载7篇资料，其中5篇为未刊手稿或原始档案，2篇为翻译稿，1篇资料辑录。主要篇目为：《张之洞督鄂时期未刊函札》，共收录光绪十七年至光绪二十二年张之洞致恽祖翼、陈宝箴、瞿廷韶等人的亲笔信函39封，内容涉及张之洞督鄂期间的洋务措施、周汉案、李洪反清起义、武穴教案、张铭案、甲午战时借款、湖北官钱局的设立、丙申湖北水灾等问题，对于张之洞及晚清史研究有所补

清廷制宪作为世界制宪大潮的一环，深受明治日本的影响，可谓“言必称日本”。其制宪进程因辛亥革命戛然而止，遭到挫折。本书以清政府的视角，紧扣清廷制宪与明治日本的关系，详细梳理中国首次制宪的全程，总结其经验，评判其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