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学通史

所谓透视，其实首先包含了著者的立足点、视角或“期待意图”等。其次，也是由中国当代文学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因此本书以多重文化视角，以文化研究、美学探查、精神分析、叙事细读等方式，对当代工业文学创作、城市文学创作、70年代文学的民间形态、当代作家创作经验的复杂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具有一定的知识性和学理性。本书逻辑严谨，文字朴实。其中大多数篇章都巳经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核心学术刊物上面发表，有

本书分简史、性状、格律、修辞、创作、书法、学习、学术等八部分，由内及外，从本体到认识，系统地论述了对联文体及对联文化的发生和构成，并对拟议中的对联学科提出设想。书中既有对作者作品的随时辨伪，也有对当下对联生态的客观描述。为增强本书的实用性，引导联界更好地实现对联的现实关怀，除发掘古今优秀对联，为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还重点梳理了四大民俗对联，并详尽考察了它们在类型和内容上的增减变化及其原因。本书可供

本书主要研究雪莱在中国现代文学不同时期的译介与接受，以1905年梁启超主持的《新小说》刊载的雪莱画像为起点，讨论雪莱在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译介者中所突出的特质和呈现的观点，以此考察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及发展之关系。

本书对耶律楚材家族世系、婚娶、教育、家风、地位及心态等情况进行梳理和考辨，考察其祖上汉语文学创作的演进情况，理出契丹文学发展的线索，对其家族在不同地域的活动及文学创作进行考辨，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特征。本书结合族群、教育、地域、音韵、文献、官制等方面的研究，力图发现此前契丹文学研究中所未发现的问题，开拓前人所未涉足的领域，补充史书记载的不足，在诸多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里，古典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保留了世代累积的文化印记，也保留了最多的古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及他们思考人生意义和面临选择与行动时的观念、逻辑。中国古典小说一方面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文学化反映，另一方面也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它塑造了中国人情感密度最高的经典文化形象和文化符号。若想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古典小说是一把极具魅力的钥匙。本书邀集11位在古典小说

《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书中对从上古神话到清末谴责小说的中国历代小说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总结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发展和成就，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就连胡适先生也给了它很高评价，说它“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胡适《白话文学史》）；郭沫若先生更是将《中国小说史略》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誉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认为二者所从事的，“不仅是拓荒的

在传统社会的政治实践中，作为“经国之大业”的文章书写是传递意图、开展行动、扩大效应与营构荣耀的重要方式。王锡爵是明代社会中兼具政治与文学身份的典型士大夫，也是明代政治史上能够有效发挥文学之政治功能的人物。本书尝试考察王锡爵的文学书写与其政治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接受语言学、政治学等周边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反思学界现有的对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理解。

魔鬼合约作为文学母题于中世纪之前便已存在，最早可追溯到《圣经》的某些章节。魔鬼合约母题与时俱进、历久弥新，跨越时空地活跃在德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的文学创作上。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书对魔鬼合约母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一方面从魔鬼合约的源起、发展纵向看母题本身的变迁，并对同一文学时期的魔鬼合约文本进行横向比较，探索同一母题在不同作家的演绎下呈现出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本书以歌德的《浮士德》、沙米索的《彼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诗歌史上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诗歌大量以声音、表演、跨媒介合作等形式呈现，突破了以印刷文本为核心的传统诗歌体制。这既是当代多媒体技术条件下诗歌沿先锋、实验路径的变革，又是诗歌古已有之的“活动基因”的释放。纽约派诗人正是这场诗歌转型中的先锋代表。本书以其诗歌朗读、诗歌—剧场、诗—画、诗歌—电影、诗歌—音乐合作等为考察对象，在研究过程中提出“活动诗歌”概念，并对纽约派活动诗歌的复杂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