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世界新秩序：丹麦的中国研究

本书梳理绍兴师爷手稿中保存的县级政治和财经等方面原始档案资料，利用这些数据，分析晚清县级政府财政运作、经费来源、百姓税负和收支项目等，绍兴师爷手稿中的典型案例，有利于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运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把绍兴师爷手稿置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和特殊规律中，考察绍兴师爷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首次用原稿整理和扫描的方法对绍兴师爷现象开展研究，突破囿于传统观念的理论束缚，揭示社会剧变对

本书以东汉士人清议活动及由此引发的士人思想变化作为研究对象。对清议的文化含义和古代清议传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系统梳理了东汉士人清议产生的时代因素和文化背景，并就党人清议和名士清议的表现形态及其政治性与舆论性进行了探讨，补充或纠正了前人相关成果中的不足。在对清议的方式与传播方法作出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由清议活动衍生出的士人文化类型，并就清议与散文尤其是述德性碑文创作的关系、清议活动中的谣谚艺

受时代变迁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他们仕以行道，自任以天下为重；另一方面，他们又追求世俗的生活体验，以满足个体心灵的宁静与自适。本书结合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通过宏观和个案的结合，和审视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力求揭示其多元化的人格特征。

本书主要勾勒了唐代户籍编造的概貌。武德、贞观时期是唐代户籍法令颁布、各类户籍文书出现并依法编造的初期。而开元、天宝时期则是唐代户籍编造的顶峰，户籍法令得到有效的调整与维护，户籍编造十分频繁。尽管存在地域与时代差别，唐前期一直致力于户籍编造。安史之乱开启的唐后期政局，其对户籍编造周期、户等审定及编造政策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本书作了两项个案研究：一是编户民年龄——“籍年”的概念与其具体统计、功用；

本书以国家治理视阈中的边疆治理为视角，对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驱动机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灾荒赈济的区域联动和实践效应进行系统地考察，既注重宏观研究也重视微观剖析，深刻揭示了清代荒政制度在西南边疆地区实施过程中所呈现的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互动、官方与民间救灾方式交互、仓储备荒体系与粮食安全、边疆治理模式和国家建设方略等多重面相。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作为有效推进西南边疆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举

从嘉庆元年（1796）起至宣统三年（1911）云南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地方统治止，是清王朝统治云南后期，变革是其最大特征，国家治理面临着内忧外患多重挑战。本书作者大力收集和综合利用档案、文集、官修私撰著述等文献资料，运用时空分析的视角和方法，点面结合，独辟蹊径，尝试对清代后期封疆大吏群体认知云南省情与国家治理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认为云南封疆大吏群体作为国家治理实施主体，是清代后期云南历史演进的重要动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1928年2月成立，1938年1月被裁并至经济部，是一个负责国家建设事业的政府机构。全书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设委员会成立的背景、经过以及结束的整个过程，具体描述了其在发展无线电、农田灌溉、煤矿、铁路交通、地方现代化建设等方面的举措，剖析了负责人张静江的个人经历、经营理念，总结了建设委员会在国家建设中的作为和影响。

元代的政治制度，建立在蒙汉二元混合的政权结构与组织形式之上，是中国历史上管理如此广大疆域的多民族国家的一次尝试。监察机构职能的加强，行省制度的设立，土司制度的开创，以及民族、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的设置等，都为后代所承袭。元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