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凡四训

“经”和“权”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经权观的研究，不仅可以直接揭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处理道德准则的普遍性与道德生活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的思路和方式，而且对理解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质与属性，不同学派或思想家之间伦理思想的差异，不同时代伦理思想的损益，都是重要的切入点和理论依据。本书通过对中国传统经权观的产生背景、主要观点、历史演变、伦理意蕴、现代启示等问题的研究，系统探析其发展逻辑、核心

公孙龙是战国后期著名的逻辑学家和辩士，其著作《公孙龙子》是先秦名辩学派至今尚存的唯一完整文献。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立足于《公孙龙子》六篇文本，进行详细校注、今译、英译和注疏，重新整理和编排顺序，并运用文史互证等方法，探求公孙龙思想发展的轨迹，以重建公孙龙的思想体系。下编将公孙龙的思想分为逻辑学、语言学和一般哲学，分别结合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欧陆语言分析哲学和西方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多学科的分析和对

本书试图在文明全景中深度解读“四书”。文明全景视野包含两个基本面：一是从世界文明的进程来审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二是从神圣文明与世俗文明的整体来把握每一次时代变迁的特点。据此，本书聚焦于三个时代语境的互动：先秦语境、宋代语境和现代语境之间的差异及其在转进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作者力图在文明全景中打通古今语境，与经典对话，实现与古圣先贤的倾心交谈，由现代的处境体会他们的选择的深层用心，并从他们的视角透视

本书以玄学家郭象为中心全面论述了魏晋玄学的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在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书中通过对魏晋玄学范畴的研究来寻找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梳理了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了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并分析了魏晋玄学到唐初重玄学发展的原因，展现了老一代学人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该书致力于弘扬作为宋明理学重要学派之一的关学思想，收录吴震、林乐昌、丁为祥、朱汉民等知名学者的关于关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关学学派创始人张载的思想研究、张载后学研究和历代学者对于关学的诠释等，研究视角包括经学、哲学、伦理学的多个维度，既有宏大的总体叙事，如探讨关学的原型、流变及其研究空间，又有微观的具体问题研究，如分析张载的心学思想以及心性大小之辨。可以说，该书较为充分地体现了目前国内关学研究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原為中國先秦儒學典籍，唐宋儒者在應對“佛道”挑戰而為儒學構建本體的遇程中，將“學庸語孟”進行了“四書化”，使之成為繼“五經”之後的又一儒學經典結構。然而，當理學及“四害”伴随著中國文化傳入日本之後，江戶古學派對它們的批判、質疑、否定便纷至遝來，並解構了“四書”經典結構，開放了日本的“去四書化”的歷程，這一思想雎屬“暗流”，但對日本的影響卻不容忽視。這意味著，中

13世纪初，朱子学传播海外，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在韩国和日本，朱子学成为近世东亚文明共同分享的学术传统，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以朱子学为核心的价值观，得到东南亚社会的普遍认同，成为一种配合经济增长的有利的人文因素。在西传过程中，欧洲传教士对朱子学的解释，为欧洲启蒙思想家和古典哲学的开创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在北美，当代学者以较为熟练的西方现代哲学语言来阐明朱子学，重视对朱子思想的研究，推动现代新儒

本书将宋明理学史上错综复杂、争议颇大的关学与洛学的学派关系问题置于宋代理学形成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基于文献与思想互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进行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全景式、立体化研究。根据问题生成与衍化的逻辑，从对争议的历史梳理、张程文献互入现象的揭示、张载逝后二程对其的评价、“关学洛学化”再辨析、张程文献互入的现象揭示、弟子视野的评价、对朱陆之辩的影响七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现与研究，揭示出关学

研究中国哲学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客观的、历史的、文本的取向，一种是主观的、现代的、创造的取向。本书无疑属于前者。书中异于前人之解，乃为疏通文本的需要，而非借题发挥的产物。本书作者坚持以经释经、训诂与义理相结合的诠释原则，在广泛研读相关文献基础上，对前人的诠释分歧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认真辨析，于前人旧说去粗存精，于己立新说详明其故，自成一家之言。